得体的具体表现
对口语表达活动的得体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都有十分深入的研究。《摩罗法典》就已经把言语的得体性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认为语言能够在各种场合都持之以节，这就是得体。做到这一点的人，就可以同熟知《吠陀经》的人相提并论了。如：
通情达理的人，人不问不应该发言，或答复提得不当的问题；明知人家所问，也应该在交际中自持如哑人；
一个人胡乱答复另一个人胡乱提出的问题，两者中前者必会死亡或惹起仇恨；
客套已毕，接近长者的婆罗门要道出自己的姓名，说“我是某某”。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说：“语言表现了情绪和性格，而又切题，那么，你的语言就是妥帖恰当的。所谓‘切题’，那就是说，既不要把重大的事说得很随便，也不要把琐碎的小事说得冠冕堂皇。对于一些平凡的普通名词，不应加上一些漂亮的修饰语，否则就会显得滑稽。”郎加纳斯在《论崇高》中说：“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正确地说，美妙的措辞就是思想特有的光辉。我并不打算说，堂皇的语言是在任何场合都合适的。一个琐屑的问题一经富丽堂皇的言语打扮起来，会产生把一个英雄的巨大面具戴在小孩子头上那样的效果。”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墨子》《韩非子》《战国策》等著作中，言语得体性就被提出来加以认真讨论了。孔子对话语得体性就很有研究，很有讲究。他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又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现代语言学专家张志公先生认为：“什么是‘得体’呢？这不仅是指话的说法与自己和对象的关系相适应，而且，也包括说话的目的、场合这些因素。”
古今中外学者对得体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遵循得体原则的基本规律。我们认为，遵循得体原则应做到适合身份，适切对象，适应语境。
（一）适合身份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口语表达者总是以一定的社会角色——特殊的身份、地位出现在交际对象面前，因此，进入特定交际语境中，口语表达者的言行举止都会被听众对象所评判，评判的标准为是否得体。作为表达者，符合得体这条原则主要是把握准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文化修养所形成的形象和客观的要求。人们之所以对身着西装革履看起来风度翩翩却满口粗话、脏话的人不屑一顾，就是认为他缺少教养，言行举止与衣着所体现的身份不相吻合。有一年，某地举行修辞学年会，会长在开场白中这样说：“先让我这个老猴来耍一耍，然后你们中猴、小猴耍。我老猴肯定耍不过你们，不过总要带个头吧。”代表们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十分得体。这是因为：首先，会长既是与会者中的最高权威，又年近古稀，把自己比作老猴，把其他与会者比作中猴、小猴，不仅描述老中青三代共聚一堂、切磋砥砺的学术气氛，而且妙趣横生；其次，在修辞学的研讨会上，会长故意用这种修辞手法表示自谦，与主体身份、客观对象和具体场合都十分协调，因而可以取得好的效果。但如果中年同志（即使是会长）说出这样的话，比如“我是个中猴，先让我来耍一耍，耍后请老猴和小猴耍”，就不得体了。因为听的人必定产生反感：把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称作老猴是一种大不敬，按他的身份是不能这样打比方的。这说明，在进行口语表达即开口说话之前，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想一想“说哪些话”和“哪些话能说”的问题，从而形成良好的语言形象。
（二）适切对象
在口语交际时，表达者必须根据交际对象的实际情况如性别、年龄、身份、地位、性格、民族、宗教信仰、职业、文化素养和彼此间的关系等进行恰当的表情达意，以便取得圆满的表达效果。
适切交际对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适切交际对象的心理
把握交际对象的特点，最关键的是能抓住对象的心理需求和志趣，这样口语表达才会“灵犀一点通”，才会产生投契效果。关于这一点，韩非子在《说难》中曾有过较为深刻的论述：“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心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韩非子在这里明确指出，谏说的难处，关键在于要使自己的话语切中对方的心理。对方求名，你若用利去打动他，他认为你节操不高而看不起你，自然不听你的；对方逐利，你若用名去打动他，他就认为你不务实际，也不会接受你的意见。有些人阴一套阳一套，表面上装的与内心想的不一致，你按他表面上装的去劝他，他表面敷衍你，实际不用你的；你按他内心想的去劝他，他就暗地里采纳你的意见，但表面上却疏远你。韩非子谈的，正是要求细心探究人们内心的实际想法和真实感情，以便话因人异，区别对待。如果不注意或不了解交谈对象的思想水平、精神状态、处境心情，即使言语表达的本意是好的，也会出现言与愿违的情况。有这样一件事：一郴州小伙子找了个热情而又大方的湘潭妹子。这姑娘人品挺好，只是身材偏矮点。快过春节了，小伙子要回乡下看望父母，姑娘热情地为他准备礼物，又是“龙牌”酱油，又是灯芯糕，让小伙子捎回去孝敬未来的公婆。小伙子满心高兴，一来劲顺口引湘潭民谣说：“你们湘潭真好，‘龙牌酱油灯芯糕，坨坨（个子矮的意思）妹子随你挑’！”话音刚落，姑娘脸色马上晴转阴，小伙子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姑娘的心病正是身材偏矮，害怕人家说自己是“坨坨妹子”，小伙子得意忘形误踩了姑娘的心理“雷区”，姑娘怎会不生气呢？
2.适切交际对象的文化水平
交际对象文化水平的高低，关涉到对话语理解的程度深浅甚至正误与否，因此，一定要弄清交际对象的文化程度，做到心中有数，随人发话，从而产生好的表达效果。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对被打散后又重新集结的起义队伍作了一次演讲。他说：“我们工农武装力量现在很小，就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力量很大，就好比一口大水缸。只要我们咬咬牙，挺过这一关，我们这块小石头就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泽东用“小石头”终至会打烂“大水缸”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了革命必胜的道理，战士们很容易理解和接受。这种说法非常切合出生于工农的起义战士的特点，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如果换成“我们工农武装代表社会发展进步力量，蒋介石反动派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力量”，“反动力量终究会被进步力量所战胜”等抽象术语来演讲，这些工农战士就不那么容易理解和接受。切合听众对象的特点，在一般的情况下，主要是切合听众对象的文化水平。不同的文化程度制约了人们对语义的理解，也制约了人们对言语组织形式的理解。如果不能切合听众对象的文化水平，就会出现说话人自命高雅，听者不知所云的情形。如某幼儿园大班的一小朋友，见妈妈留客人吃饭，便也拖着客人的衣角不让走。客人问小朋友有什么好“招待”的，小朋友只是瞪着眼望着。客人忙改口说“你有什么好吃的？”小朋友这才“巧克力、旺旺饼、口香糖……”一口气数开了。这里用“好吃的”取代“招待”，正是适合了小朋友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
3.适切交际对象的独特性格
把握准交际对象的独特性格，就能做到因人施语，有针对性地采取正确的言语策略来取得口语表达的成功。例如，孔子有两个学生——子路和冉有，他们向孔子提出同样的问题，却得到孔子截然不同的回答。子路问：“学了礼乐，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就行动起来呢？应当先听听父兄的意见才好。”接着冉有问同样的问题时，孔子却说：“好啊，学了礼乐，就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嘛！”孔子的另一位学生公西华对此疑惑不解，就此向孔子请教。孔子说：“冉有这个人平常前怕狼后怕虎的，要鼓励他勇往直前。而子路好勇过人，有点鲁莽，应当让他冷静点。”孔子能针对学生不同的性格表达不同的意见，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和预见性，不愧为杰出的教育家、口才家。而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人际交往中，即使是相同的内容和意见，对不同性格的人，也应运用不同的言语策略和表述方式来表达，这样才能把握主动权，具有征服力和感染力。
4.适切特定的人际关系
言语交谈，双方客观上存在辈分、年龄、亲疏等方面的差别，加之交谈时因各种情况而形成的某种临时关系，因而交谈中，发话人和听话人的角色、地位是多重的、变动的，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对言语形式的选择和修饰。如何把握好交谈双方特定的关系而作语言的修饰调整，以更好地传情达意，这正是口才学要研究的问题。譬如有记者问毛新宇：“在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时，有说二八开的，有说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功绩是主要的。你认为应如何评价？”毛新宇答：“作为毛泽东的孙子，我认为爷爷一生为国为民，二八开比较合适，但是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我同意绝大部分中国人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三七开，功绩是第一位的。”记者与毛新宇间的问与答，双方除社会关系外，还临时处于特定的关系，即“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关系。而毛新宇的答话，还涉及自身与话语内容对象即与毛泽东的祖孙关系，领袖与百姓的关系，普通中国人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等多种关系。正是这种种关系，制约了毛新宇答话形式的选择：用转折复句表达，前一分句用介词短语显示与毛泽东私情的特定关系，称谓用“爷爷”，评价为二八开；为不失偏颇，以“但是”一转，仍以介词短语表达自己是历史系学生这一个体身份来评价领袖人物，称谓用“毛泽东主席”，评价为三七开，功绩是第一位的。这里毛新宇便是准确地把握了交谈中自我角色身份的复杂性、多向性，从情感与理智的不同视点，表达了对爷爷的亲情，也表达了对一位故去的革命领袖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适应语境
口语表达适应特定的言语交际环境，是指所选择的语言材料、言语内容、表达手段和话语结构安排要切合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切合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和语言环境等语境要素。
1.切合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背景是指口语表达时的宏观背景情况，包括时代、民族、地域、社会等。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的风格、传统和言语表达习惯，形成独特的文化氛围。因此，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不同的民族语言及其运用都可以反映出这种不同的文化特征。口语表达时必须注意适切这种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具体特征。例如在中国，不管是长辈还是同辈，对外出办事或旅游的人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出门在外要小心一点”，“注意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等。这一类话语有时听起来可能觉得啰嗦，但听话人总的感觉是一种关怀、关心。如果让美国人来听，他就会产生反感，因为他可能认为这是说话者自感优越，把他当成毛孩子，指使他应该怎么做。如果不了解这种社会文化差异，不能适切特定的文化背景，说些“好心得不到好报”的话语，岂不自觉冤屈？其实，即使在相同文化背景下，也有文化教养不同这种现象，对不同文化教养的听众对象，也要采取相适应的表达方式，以便取得好的表达效果。
切合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来选择语言材料、语言手段是口语表达取得成功、避免失败的重要准则，这一方面需要避免和克服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不相适应、不相协调的情况，另一方面更需要有意识地主动联系社会文化背景的特点，选择恰当的言语表达方式，以便充分发挥其效能。例如：
1993年底，香港宝莲禅寺天坛大佛举行开光大典。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港督彭定康均应邀做主礼嘉宾。仪式结束后，彭答记者问指责我港澳办关于香港问题的声明“并不是一份有特别吸引力的圣诞礼物”。记者以此请周南发表意见，周南以“佛教的日子”为由不予评论，因为在宗教圣地，参加宗教仪式，双方展开外交争论是不合时宜的。无奈记者追问再三，周南顺口答道：“谁搞‘三违背’定会苦海无边，罪过！罪过！谁搞‘三符合’，自是功德无量，善哉！善哉！”末了一句“阿弥陀佛”，引来在场者阵阵掌声和笑声。
上例是在佛教圣地参加宗教仪式上的对话，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周南选用佛家语汇作答，既应情应景，又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十分耐人寻味。
2.切合特定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指的是山川景物、建筑名胜、季节变化等。这些客观环境既是需要适应的，也是可以利用的。所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古诗“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描述了谈恋爱的极好环境：僻静、悠闲、优美，有利于窃窃私语，倾诉情思。
口语表达时如果能结合自然环境来组织话语，便可激起听众的共鸣，取得更积极的表达效果。譬如同样是表示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在埃及应该说“两国人民的友情像尼罗河水一样长”，如果到了印度，则要改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像恒河水一样长”，到了缅甸则要改为“像湄公河水一样长”。这就是对自然景观的适应和利用。
自然环境还包括所处的季节，而季节又是由景物来体现的。有时注意适应和利用，也能收到好的效果。如1984年，在中英香港问题22轮会谈中，中方代表周南对英方代表伊文思说：“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我记得大使先生是春天来的，那么就经历了三个季节了：春天、夏天、秋天——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里，周南巧妙地利用了季节变化的特征作为自己的话题，以秋天的特点及其象征意义——成熟和收获，将我国对收复香港主权问题的态度和决心含蓄、委婉地表达出来，虽是轻松地说家常话，却意味深长，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灵活的策略性，收到了出人意料的好效果。
3.切合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
口语表达切合特定的时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切合一定时代、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特点。因为一定时代、历史阶段的特点规定了语言材料、表达手段的选择运用，规定了特有的话语气氛与格调，如果不能适切这种时代特点，就会影响表达效果。例如，在当今社会，用“台甫”“贵庚”或“贵甲子”等询问名字、年龄，就会弄得有些人不知所云，或者觉得是在掉书袋。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旧时代特征，不符合新的时代风尚了。第二是切合具体的交际时间。因为具体的交际时间规定了口语表达方式、交际内容的具体选择和话语的总体规模，应该“因时制宜”“随时而变”，即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该停则停、该说则说。不能不顾具体时间的制约，随意“畅所欲言”。例如，对方有急事要办时，就应简短地谈一谈要点，提几条要求，也可另约一个充裕的时间深入交换意见。如果是大会发言或演讲被安排在最后，而这时听众都已疲倦，就应该抓住主要内容，简明地叙述，并恰当地运用警策等修辞手法以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1936年10月19日上海各界代表公祭鲁迅先生，出版界的代表邹韬奋发言时已临近结束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今天天气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邹先生只说一句话就十分切合具体时间特点和要求，而运用对比构成的警句则如警钟长鸣，激励着人们向鲁迅先生学习，去勇敢地战斗。
口语表达切合特定的场合、地点，就要求根据特定的处所、场合的现实情景选择最恰当的口语表达手段，包括言语总体方式的确定和用词造句的选择两个方面。成功的口语表达，总是能尽量地利用交际场合所提供的条件，触景生情，刻意生发，获取最佳的表达效果。有次在天津举行的国家足球甲级联赛，适逢下雨，当时任天津市市委书记的李瑞环同志赛前鼓励天津队的队员们时，借题发挥道：“下雨了，你们要‘浑水摸球’，要多射快传，千万别‘拖泥带水’。”这句话说得令人叫绝，借助足球场上有雨有水这一实情实景，灵活巧妙地活用成语：“浑水摸鱼”，仿拟变成了“浑水摸球”，而“拖泥带水”则是运用双关手法，既强调了它的字面意义，又有深刻的寓意，是一种语浅意深、充满情趣的告诫。
切合特定场合，应根据特定内容组织相应的话语形式来表达，以便产生积极的影响和实现特定的目的。有篇报告文学记载了王震同志帮助诗人艾青的感人故事，其间王震与艾青的几次谈话，很可说明特定的交际场合需要有特定的话语形式来表达。1957年后期，王震找到被错划为右派的艾青，一见面就说：“老艾，我又爱你又恨你！你是不反对社会主义的，你是拥护真理的嘛！离开文艺界，你到我们那里去吧！”艾青到了王震兵团的密山安定下来后，王震诚恳而严肃地对艾青说：“老艾呀，你要是搞不好，我是要骂你的，等我死了你再写文章骂我！”这些都是在背地里谈的话。在大庭广众之中说法又不一样了。艾青刚到密山，参加向荒原进军的动员大会，王震站在卡车上对大家说：“有个大诗人，艾青，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也来了，他是我的朋友。他要歌颂你们，欢迎不欢迎呀！”还有一次，艾青不在身边时，王震对农场领导说：“政治上要帮助老艾，赶快让他摘掉帽子，回到党内来。要让他接近群众，了解战士。”前两次讲话，均为个别交谈的场合，王震的话语既有信任，亦有批评，既有鼓励，又有严格要求，也不乏朋友间的坦诚直率。后两例，交际场合为当事人不在场或在大庭广众中，话语更多热情、爱护与帮助，这对当时的艾青来说，真可谓久旱逢甘霖，使他一直半吊着的心安稳了，他觉得自己“开始了生命的新旅程”。可见王震这位老将军亦是根据不同交际场合选择言语形式的语言高手。
4.切合特定的语言环境
切合特定的语言环境，是指根据一定的“前言”来组织自己的“后语”，这样可以显得自然流畅，语意贯通。有对夫妻的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丈夫对妻子说：“为什么上帝把女人造得那么美丽，却又那么愚蠢呢？”
妻子回答说：“这个道理很简单，把我们造得美丽，你们才会爱我们；把我们造得愚蠢，我们才会爱你们。”
这段对话中妻子的回答绝顶聪明。丈夫采取寓贬于褒的方式抱怨妻子“愚蠢”，而妻子接过“美丽”与“愚蠢”话题做出犀利深刻、令人叫绝的“文章”：“把我们造得美丽”，成了“爱我”的原因，而事情另一方面“把我们造得愚蠢”，则是“我爱”的原因。她的言外之意很显然是“爱你才真是我的愚蠢”。这种接过对方话题巧妙翻出新意的表达，既切合特定的语言环境，又展示了说话者的机敏和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