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需求
1）“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困境
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节节提升，但是文化软实力和对外传播能力却与之不匹配，无论从外部环境挑战还是内部环境挑战来看，当前“讲好中国故事”都面临着一定的困境，经济实力的提升倒逼文化软实力与对外传播能力也应相称。
第一，叙事能力、叙事技巧、议题设置水平还有待加强。
首先，“讲故事”是双向的，除了“讲故事”的人以外，更重要的是“听故事”的人，长期以来，“传者中心”“以我为主”的叙事思维影响着“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我要讲什么”“你想听什么”没有有机地统一起来，是“讲好中国故事”还是“讲中国好故事”没有区别开来；其次，“宣传味道”太过浓厚，因此，忽略了“听者”的文化背景、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用自我宣传式的方法，来进行“宏大的叙事”，“共鸣、共情”体现不够；再次，设置议题的水平还不够，对重点领域、重要议题进行议题设置的能力总体偏弱，对国外一些抹黑中国的常设议题的破解角度和表达方式还需加强。
第二，文化传播能力、引导能力、精准“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还有待加强。
文化是故事的灵魂，通过故事，赋予文化内涵，因此，文化的传播能力、引导能力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当前，从国际形势看，西方国家的传播能力和传播实力都十分强大，西方的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和合众国际社四大主流媒体牢牢占据着国际舆论地位，在世界媒体格局中也难以撼动。因此，在当前传播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传播的时、效、度都应该加快进程，尤其是适应新时代的对外表达形式更应该进一步加强，在5G浪潮、人工智能的新一轮信息技术大爆发中，产品形态、业务模式、平台终端都应该带来新的“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手段和形式，从而抢占媒体融合时代的传播高地。另外，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对流量、流向的引导也是十分关键的，要引导国际舆论对中国客观、正面评价，精准地“讲好中国故事”。
第三，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还有待加强。
客观地说，中国媒体与国外媒体还处于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国在话语体系中还处于从属地位，创新话语体系，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是目前对外传播的难点，也是实现和外部接轨的重点。就整体而言，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建立还不够完善，话语的有效供给和创新能力也不强，尤其是在话语概念、话语范畴和话语表达等方面还缺乏进一步的深度沟通。习近平同志也曾经特别强调，要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并在不同场合亲自垂范，为“讲好中国故事”奠定基础，伴随“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中国对外传播逐步从“自说自话”中走了出来，从“点状阐释”向话语体系构建迈进。
第四，对外传播人才队伍建设还有待加强。
对外传播人才的建设是对外传播的重要力量，人才是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关键，在对外传播人才队伍的建设方面，还普遍存在综合素质相对不高、采编能力总体不足、专业化水平欠缺、本土化水平较低、人才队伍不稳定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制约对外传播的关键。
2）“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当前紧迫和突出的任务。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伴随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已经一步步走近了世界舞台的正中央，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也在日益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改变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对中国取得成功的秘诀感到好奇，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对中国“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
另外，在发展过程中，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的认知也是不同的，许多不同的声音也同时冒了出来，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也有误解误读，更有偏见，甚至有中伤，“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掠夺论”“中国失败论”等言论此起彼伏，有些国外人士甚至不遗余力唱衰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更要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要让世界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要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展示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良好形象”，从而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讲好中国故事”的可能性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事务，开展国际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发展成功，证明中国的道路和制度的正确，既然中国有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也有能力讲好自己的故事。从根本上说，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体现的是有故事要讲，有故事可讲，有故事应该讲，有故事值得讲，“讲好中国故事”是有底气的，有信心的，而这信心就来源于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种飞跃，是值得大力书写的，也是感天动地的。
中国有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信心之一来源于中国道路的成功，中国走出的中国特色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有资格也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讲好自己的故事；信心之二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提升的文化软实力，并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深厚基础。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主流价值观等一系列措施，将中国人民凝聚在中国梦的共同理念下，使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增强，从而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最深层的动力。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要理直气壮地唱响“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体现中国有能力、有信心，在国际舞台上“亮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4）“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
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的战略性问题，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这既体现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又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关系着中国的世界形象塑造，也关系着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沟通，更关系着中国的未来发展。
第一，“讲好中国故事”是清晰化地向世界呈现全新中国。中国是唯一一个历经几千年文明而没有中断的国家。在世界版图上，中国拥有很多的身份，例如人口大国、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等，都增加了让世界各国清晰认知中国的难度，世界各国在认知中国的时候，因为这些身份，往往会从单一角度去认知中国，甚至碎片化地认知和拼接，从而不能全面、清晰、客观地去认知中国，只有“讲好中国故事”，才能还原一个真实、完整、清晰的中国大国形象。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是回应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切的必然选择。在如今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发展认知不一，因此，面对世界各国的疑惑和追问，中国更应该加以回应，“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从不同方面讲清楚中国的诉求，讲清楚中国的责任，讲清楚中国的担当，讲好中国的历史文化，讲好中国的发展道路，讲好中国的发展方向，通过严谨有说服力的讲述来回应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切和追问。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可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所谓文化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影响力来影响世界各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体现是自发的，是真心的，而不是强制和金钱买来的，文化软实力是他者对于国家文化、理念、政策的来自内心的吸引力，因此，从物理层面来讲，“讲好中国故事”是用故事来吸引和影响“他者”国家的了解和认知，从而转变“他者”国家对中国认知的观念，获取认同和共鸣；从化学层面来讲，“讲好中国故事”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是体现中国的诚意，是文化软实力的生动体现，这也是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第四，“讲好中国故事”能够给世界塑造起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众所周知，国家形象属于综合的概念，是一个国家的内外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和国家成绩的总的评价和认可，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其好坏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因此，不难理解，中国给世界“讲故事”的重要目的其实就是要给国外公众传递关于中国的信息内容，让他们通过故事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以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实现对外传播的有效开展。
5）“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则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学会“讲中国故事”，要大胆讲，创新讲，但是“讲好中国故事”和“讲中国故事”是不一样的，“讲好”的实现，不是用量取胜，也不是中国故事的简单相加，而是包含了技巧和手段，还要具备一定的原则，才能讲得好。
第一，“讲好中国故事”，在选择故事的时候，要坚持立足基层的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对外讲故事的时候多喜欢选择宏大的叙事，但是事实上，这样的故事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甚至使得国外受众对中国的外宣产生抵触以及反感。故事的选择关系着传播的效果，选择好了故事，在传播的时候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选择故事的时候，应从基层抓起，寻找与受众情感相通、价值符合的故事来加工讲述，这是选择故事的重要原则。事实上，讲故事的主体来源就是基层民众，基层民众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内生动力，基层民众的故事是中国应该动心动情去讲述的好故事，需要好好挖掘让世界各国都了解和关注到中国基层和基层民众幸福的故事、向上的故事、奋斗的故事。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时，就提到《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当地的热播，使当地民众更好地了解到生活在中国基层的老百姓生活的现状，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两国的互信合作，这充分折射出立足基层讲述中国故事所达到的巨大的传播效果。另外，《舌尖上的中国》在全球的热播也进一步证明立足基层讲述故事的重大作用。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讲述的方式和方法，坚持情感共鸣的原则。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说明，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底蕴，也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向世界呈现的时候，应该多角度地向世界全面阐释自己的故事。正如孔子所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讲故事”的目的就是发挥故事的积极作用，而情感是世界共通的心理，在讲故事的时候，如果充分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受众的心理世界，受众的情感需要，受众的精神世界，讲出来的故事也能充分地打动受众，让受众产生心理的认同，让受众有精神的共鸣。客观地说，只有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故事，才是好的故事，好的故事是世界相通的，这样的中国故事才能打动受众。在“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上，情感这个桥梁，是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好联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在瑞典学院发表公开演讲时以《讲故事的人》作为自己的演讲题目，以情感为桥梁，朴实无华地讲述自身的经历，最后以三个故事结尾，使国内外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坚持价值传播的原则。“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听故事的人，了解我们，认同我们，并支持我们，事实上，就是文化价值的输出和传播。因此，在任何时候，“讲故事”都是把中国深厚的人文底蕴、传统的价值观、丰富的精神食粮，用受众能够接受方式，在“他者”的视角下融入故事之中，去表现和呈现，获取受众的理解和认同。在国外的影视作品中，就深刻地体现了这样的原则，比如韩国影视剧，就把韩国的文化，如泡菜、首饰、服饰等融入影视作品中，从而通过影视剧的输出，把这些东西宣传到中国来。美国好莱坞大片也是同样道理，在制作的时候不仅有高超的技术，更是把美国的“自由、民主、创新”的文化底蕴植入影片中，从而用受众能够理解和承受的方式来输出自身的文化，吸引受众的眼球。
6）“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同志曾经强调“全党动手”的大宣传格局，可以看出，做好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是每一个党员、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方面，对于政府和主流媒体等宣传思想部门来说，“讲好中国故事”是责任，是义务，也是体现自身业务能力等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只靠政府和宣传部门讲，还要动员各领域、各战线、各级人士共同投身到宣传思想工作实践中，用不同的形式来“讲好中国故事”。
第一，“讲好中国故事”应该不拘于“讲故事”的人是谁，需要多元主体。
事实上，“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是“讲故事”的人是谁，在全球化传播的背景下，“讲故事”的主体越多元，就越能体现故事的意义。正如梅勒教授在与时任江苏省委副秘书长姚晓东的谈话中所给出的建议，他认为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中国应当积极鼓励普通公民成为自己国家的大使。
首先，通过官方人，充分发挥政府、官方、主流媒体“讲故事”的作用，提升“讲故事”的能力，对官方、政府、主流媒体要定期进行培训，全面提升“讲好故事”的水平，尤其是“官方发言人”更应主动作为，担负起“讲好故事”的责任，有良好的“讲故事”的话语技巧，摒弃高高在上的官方思维，用有亲和力和感染力的方式来“讲好故事”。
其次，通过专业人，充分展示学术界专业“讲故事”的能力，提升专业人士“讲好故事”的水平，加强“讲好故事”的能力和国际的交流沟通能力。专业人士“讲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主力军，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用专业人士努力构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框架、新体系、新范畴，展开与世界的深层次对话，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大提升。培育一批专业的“讲好中国故事”的人才，去挖掘、加工、展示、沟通，深度推动中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充分运用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去“讲好中国故事”。
再次，通过大众人，充分发动民间“讲故事”的人，让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行业的社会大众参与到“讲故事”的大军中来，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力军，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对外交流，形成对外传播“全国动员”大格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讲好中国故事”。因此，要有计划，有准备地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间讲故事人和文化企业，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另外，通过局外人，还要充分发挥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突击队，让他们用“他者”的视角客观地看待、理解和“讲好中国故事”，正如美国哲学教授史蒂芬·罗（Stephen Rowe）所认为的那样：“传统文化影响文化成员的客观认知力，只有身处两种文化边缘的人才会具有清晰的洞察力。”通过“局外人”的视角，讲出来的故事更有亲和力，更有说服力，更能打动海外观众，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应该不拘于什么渠道传播，需要多元媒体与传播平台。
好的故事也需要好的传播平台，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竞争力中，媒体与平台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有竞争力，有良好传播渠道的媒体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因此，大力开拓媒体、渠道和平台，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形态和传播载体，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关于媒体建设的有益经验，积极开展不同级别之间媒体的合作交流，打造高质量的媒体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会更有广阔的市场。
首先，对于主流媒体，要改善传媒机制，牢牢发挥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培养高素质的传媒人才，培育具有跨学科能力的媒体人才，去研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且通过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专业性进一步去“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多次论述媒体公信力的重要性，只有对外话语的公信力增强，才能使中国声音被国外受众相信。中国应加强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建设，注重政府引导，使主流媒体在“讲好中国故事”时坚持及时、充分、清晰、客观、公正原则，主流媒体从业者应在第一时间掌握翔实的资料报道故事的真实面貌，准确阐述中国的立场，使主流媒体工作程序透明化从而建立公信力。
其次，对于传媒企业，要大力发展民间的媒体集团，并且要让这些媒体企业具备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可以通过收购、兼并等适应市场规律的做法，迅速建立一批跨国媒体集团，通过本土传播加强媒体在国际传媒领域的话语权，培育优秀的媒体从业者加入到国际传播的大军中来，淘汰那些守旧、落后的媒体，致力于国际传播事业研究，使其精通外语、了解受众，从而更好地发挥传播媒体的作用。
再次，要充分运用国外媒体和借鉴国外媒体国际传播的有益经验来“讲好中国故事”，通过合作传播，让国外媒体主动参与到“讲好中国故事”中，中国媒体要主动联合国外媒体共同开放、制作、创作好的“故事”，利用国外媒体的平台和渠道来宣传自己。比如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就是很好的“讲好中国故事”的探索，该片是由中国五洲传播中心、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联合出品，英国子午线制作公司承制，通过中国五洲传播中心的“自塑”和美国探索频道的“他塑”，在中外合作双方的交流对话中共同建构了中国国家形象，让故事的讲述者的“自我”诉求和国际受众的“他者”期待相连接，形成了一个非中国、非西方的“第三方”立场，塑造了一个超越以往的全新中国国家形象，实现了中国政治纪录片的巧传播与文化新阐释。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应该不拘于各种方式和技巧，需要多种手段。
多元的沟通方式和沟通技巧会让中国故事在讲述的时候更加生动，更加具有影响力。虽然故事本身很重要，但是“讲故事”的技巧和方式、手段也同样重要，太多的实践证明，同样的故事，用不同的方式和技巧来进行沟通，最后达到的效果却完全不同。
首先，“讲好中国故事”可以通过国外受众的母语传播，用受众熟悉的语言来讲。实践证明，在“讲故事”的时候，使用的国际通行语言越多，越能满足世界各国不同地区受众的语言要求，“讲故事”被接受的概率就越大，效果也越好。比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推出的百集俄文视频片《你好，中国》，通过国际台的65个语种传播，还完成了25个语种的电视片译制，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用受众熟悉的语言，传播中国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其次，“讲好中国故事”可以通过综合的传播手段，用受众熟悉的方式来讲。实践证明，只有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多种方式，才能拉近和受众的距离。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勾起国外受众对中国的好奇心，让国外受众主动来关注和了解中国，产生联动效应。比如，第二十四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的获奖作品中有一则关于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被挖掘之前是鲜为人知的，为了还原真相和事实，新闻工作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去探寻中国多个地市，甚至到俄罗斯的3个省份去查找第一手资料，最终揭开该故事的面纱。在寻访的过程中，俄罗斯方面也高度重视，俄罗斯多家媒体对该次寻访进行了跟踪报道，从而深化了中俄两国官方媒体的深度交往，同时也带动了中俄间的民间交往，加深了俄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成功树立了中国在俄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可以根据受众的习惯和偏好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和“讲好中国故事”，比如英文版“你好伦敦——60秒走进中国”系列，通过专题设计“文化看中国”“中英面面观”“国人素描”等主题，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角度讲述今日中国和普通中国人的中国梦故事，让国外受众了解真实的中国，增进不同文化的理解和信任。
可以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或者国外大众来“讲中国故事”。国外代表的讲述，及其亲身的感受，可以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比如，《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中国培养政界精英的体制是非常完善的，如果没有数十年的直接从政经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美国公共智库专家罗伯特认为，习近平曾任福建省省长、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从人口和生产总值看，每个省市的规模都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赞比亚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认为，我可不想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为中国的国家主席，有14亿多人期盼着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个挑战太大了”。
最后，“讲好中国故事”可以通过价值的传播，用受众熟悉的题材来讲。故事的背后是思想，故事的传播是为了价值观的输出，这是国际传播的关切点，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谁占据了价值理念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话语权。“中国内容”需要“国际表达”，“全球内容”也应该实现“中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