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 让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纵观近年来中国影视作品的国际传播，较过去其实已经实现了一定的突破性发展。2011年，《媳妇的美好时代》走红坦桑尼亚，开启了中国影视作品的国际传播道路；2014年，《北京青年》等剧作为国礼随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2015年，中国影视出口服务“零税率”政策出台，推动《甄嬛传》《白夜追凶》等剧进入如美国Netflix等海外视频网站，以及《步步惊心》《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等剧的海外翻拍；2020年，票房破31亿的《八佰》、28亿的《我和我的家乡》、16亿的《姜子牙》以及2021年的57亿的《长津湖》等优秀影视作品的扎堆出现，助推了中国市场成为全球电影票房第一；等等。这一切表明，中国影视作品的国际传播收获了越来越多国外观众的认可和喜爱，这为中国影视作品“走出去”，实现国内与国际的“双赢”奠定了坚实的观众基础。与此同时，国外媒体也在中国影视作品“走出去”过程中看到了巨大的中国市场，合作制作影视作品，让世界共同“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中国影视发展的另一条重要途径。
1）从中外合作到中性策略
考虑到中国本土影视作品在海外发行上存在的风险性，中外合作模式成为中国影视作品走向海外市场的重要模式，成为中国影视作品实现对外传播的关键途径。
（1）从“弱商业逻辑”到“讲述真实中国”的现实需求
合拍片（co-production）指两个或多个国家（地区）的制作单位共同合作拍摄的影片，发行时通常有两个或多个语言的版本。中国合拍纪录片的历史始于中苏合拍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升温与中国重返国际舞台，美国导演安东尼奥尼与伊文思被邀请来华拍摄，希冀向国际社会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借船出海”的自觉意识。1980年，日本放送协会（NHK）和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联合制作的纪录片《丝绸之路》播映，为中外合拍纪录片赋予了革命性意义，它不仅促成了纪实美学在中国纪录片领域生根发芽，更预示着一个弱化意识形态、讲述真实中国的合拍片的历史进程由此拉开帷幕。
环看20世纪80年代荷兰、丹麦、瑞典、芬兰等欧洲国家，开始世界范围的合拍片是为了解决各国制片资金不足的问题。而此时在以《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末代皇帝》等为代表的中外合拍片中，中国大多都是以协作方式参与合拍，且影片内容几乎都在剧情片领域。考虑合拍片的复杂性，虽然中国官方起初尚存疑惑：中外合拍到底是国家形象的“借船出海”，还是欧美国家的“偷渡登陆”，抑或皆大欢喜、多方共赢？但在实践层面，国家政策还是鼓励中外合拍的。以分账比例而言，相较于进口分账片，合拍片的票房分账比等同于国产片，换句话说，因国家政策优势合拍片可以获得更多的票房收入。但由于集中于剧情片领域的中外合拍片带有明确的商业诉求，政策在国与国之间的具体实践时则颇为复杂。
以要想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国纪录片为例，其基本上就面对两种选择：一是在节目交易市场出售播映权，二是实现卫星频道的海外落地。但由于各国政府在规制层面存在的差别，卫星频道的海外落地往往面临着各种复杂局面。除此之外，由于缺乏纯熟的叙事手法，中国自主生产的纪录片往往并不受国际市场的青睐。因此即使一些纪录片被西方主流媒体引进，也往往仅能充当“证据”角色。当西方媒体机构想要论证中国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时，便会从这些纪录片中随意截取画面向观众演示。因此，就合拍片而言，由于拥有节目在各自国家的版权和播映权，不仅免去了电视频道海外落地的困扰，还能享有合作方的发行与播出渠道，包括更为有利的分账体系和税收减免政策。例如，在合拍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上，就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点。
进入21世纪，鉴于种种原因，中国国家形象持续遭遇“妖魔化”，不断被贴上“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标签。对此，200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规划》，明确将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这是中央就“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问题首次专门发文。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对外传播的“部门外宣”开始淡化，“国家外宣”开始强化，对外传播不再是某一部门或机构的单一任务，而是上升为整个国家层面的战略任务。
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对外讲述真实的中国变得尤为重要。基于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2010年10月发布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阐述了纪录片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传播中国国家形象中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职责及着力的方向，并明确要求，要“探索中外纪录片行业交流合作有效机制，积极鼓励中外机构合拍纪录片”。中外合拍片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也逐渐步入国家形象的“公关时代”。
（2）中外合作拍摄中的国家形象建构
在跨文化语境中，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建立在国际话语对该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与扮演角色的认知的基础上的，它是各种力量累积、角逐与权衡的结果。因此，如果将1980年的《丝绸之路》视作中外合拍片的正式起点，不难发现中外合拍片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历经了三次演变，大略可以概括为有历史、有温度和有态度三个阶段。
①历史与自然交织的国家形象
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重返国际舞台，中国外宣思路也随之作出了重大调整。1980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改革开放以来首个关于外宣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建立对外宣传小组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其中将对外传播的任务由“促进世界革命”调整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即不再向外传播中国的革命经验，而是集中精力向外展现中国、解释中国。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央电视台与日本放送协会（NHK）合拍的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开始播出。
对于中日而言，《丝绸之路》是两国在纪录片领域里的首次跨国合作。双方避开社会现实与政治等敏感议题，聚焦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题材，显然是深思熟虑后的慎重选择。因此不难发现，紧随其后的《话说长江》《黄河》和《敦煌》等合拍纪录片的镜头均指向自然地理，展现中国历史文化。正因为“有厚重历史”的国家形象更容易获得“他者”的认同，至今为止地理景观和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仍是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类型。这一切与“文化折扣”现象密切相关，像自然环境类纪录片往往因超越意识形态而为各个文化圈所接受，因此近些年的《鸟瞰中国》《蓝色星球2》《华彩中国》与《王朝》都是典型的案例。
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对于刚刚迈入改革开放序列、重启全球化进程的中国而言，如何在国际范围重构国家形象尤为重要，这关乎着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对自我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新确认。因此，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丝绸之路、长江、黄河和长城等地理空间实际上是中国的另一重隐喻，是建构“想象共同体”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也是在这一语境下，合拍片中的自然风景被有意识地建构为“风景认同”则成为构筑中华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文化支撑。
②温度与质感兼具的国家形象
到了1991年，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东京广播公司联合摄制《望长城》，实现了合拍片从“形象化政论”向纪实风格的转型，被视作体制内“新纪录片运动”的开山之作。这次合拍经历最值得一提的不仅是对长城的影像书写，更在于纪实手法对中国纪录片创作的影响。至此，中外合拍片中的人物不再是集体群像，而是有了具体可感的普通角色，国家形象的书写有了现实的温度。
如果说初期中外合拍片中的国家形象符合“历史很辉煌，现实在探索”的国际想象，那么进入新世纪，自然人文题材所蕴含的人类情感再次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2008年，中视传媒与BBC联合摄制的《美丽中国》，首次以全球视野拍摄了中国当时的56个国家级野生动植物和风景保护区、86种中国珍奇野生动植物和30多个民族生活故事，用影像将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向世界展示中国“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生哲学。而2008年5月11日在BBC首播的“Wild China”，更受到来自不同文化受众的广泛关注，收视率也创下了BBC中国题材纪录片的纪录。还有2016年的合拍片《中国春节》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中国新年，向世界解读了亿万中国人同时迁徙背后所隐藏的对于团圆的执着，以及对于温情的期盼，彰显了中国人的家庭意识与情感世界。
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些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深度介入社会肌理、呈现强烈作者意识的影视作品借由在西方各类影展亮相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进而引入了颇为复杂的国际合作机制。例如，独立纪录片《沿江而上》的导演张侨勇用四年时间记录了两个家庭背景各异、却同样出生在长江上游的年轻人的生活变化，呈现了时代巨变下个体所经历的人生际遇。他的另一部纪律片《千锤百炼》讲述了四川会理的一个拳击教练与自己两个年轻徒弟的故事，为世人展现了不被外界注意的最基层运动员期盼实现理想、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这两部纪录片的制作发行方均为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同样还有范可欣执导的合拍片《归途列车》，讲述的是一对农村夫妇远赴广州打工，希望留守家乡的子女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就读初中的女儿却中途辍学外出打工的故事。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一个个这样的社会横截面，这样的中外合拍片为我们留存了一份充满质感的当代中国的视觉标本。
③担当责任与立体多元的国家形象
现如今，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显然并没有拥有与之相符的国际社会的国家形象。因此，通过合拍纪录片建构“有态度”、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成为当下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一环。例如2018年由中央电视台与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NHNZ）、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PBS）、德国电视二台（ZDF）等机构联合摄制的4集大型自然类高清纪录片《大太平洋》，以太平洋沿岸主要国家的海域为拍摄对象，在呈现出太平洋海域自然风光、生态系统的同时，反思人类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同样还有2018年中美合拍的《极致中国》，以探险者视角展现中国极致的自然之美，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价值观，从而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更加丰富、立体的国家形象。
此外，如果将中外合拍片置于一个长历史时段来观察，不难发现，新世纪以来的中外合拍片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与早期的合拍片有着巨大区别。它们不再满足于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单一叙事，而是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当下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希冀展现一个现代化和科技驱动的新型发展的中国家形象。以中美合拍的《运行中国》与中英合拍的《改变地球的一代人》为例，它们都涉及了工业化、城市化这一全球共性问题。两部影片辩证地讲述了中国在这一背景下的生存场景，并着重展现了中国为修复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带来的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一系列负面问题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中美合拍的《中国：变革故事》着重讲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变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升，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蓬勃的发展活力和美好发展前景。还有，中法合拍的《GPS星球大战》则从卫星导航系统切入，讲述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发现状，传达出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而作为全球首部聚焦中国“精准扶贫”的合拍纪录片《做客中国——遇见美好生活》，则是邀请三位外国主持人来到中国，与当地家庭共同生活劳作，以民族志的手法展现了中国当下精准扶贫项目的进展与取得的成果。同样的叙事手法也出现在了另一部合拍片《智慧中国：众创时代》之中。该片以外国电视主持人的视角，带领全球观众了解中国科技创新产业，感受中国在交通、环境和通信等多领域的发展现状。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描述的三种国家形象其实并非严格地按照时间逻辑直线演进的，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往往会有多种类型影像共存并产生叠加效应，合力形塑一个丰富立体的中国形象。因此，某种意义上，是审视40余年来中外合拍片所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嬗变轨迹，也许这样描述更好，国家形象像面镜子，折射出的是社会历史变迁、国家身份认同与国际话语场域三者间的互动与博弈。
2）影视制作的“中性策略”
中性策略（neutral strategy）指的是影视作品在制作时充分考虑国内外文化、市场等的差异，尽可能在对白口音、拍摄取景、演员构成等方面满足目标市场观众的文化特点和心理需求。其一，为满足不同国家观众的观影需求，影视作品在演员对白中特别融入多个国家的流行用词和时髦表述，拍摄场景选在多个国家代表性城市或景观，演员阵容也来自多个国家。以2010年的美国电视剧《南方女王》为例，该剧讲述了一个西班牙女毒枭为了给男友报仇而与跨国毒品网络周旋的故事。其剧本改编自西班牙作家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的同名畅销小说《南方女王》，其演员也是来自多个国家，其拍摄场景更是选取了哥伦比亚、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摩洛哥等多个国家。其二，现如今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影视合拍，都愿意通过合作拍摄、合作制作来提升影视作品的国际化、跨文化特征。例如，2014年，智利国家电视台与美国世界电视网共同拍摄了《天堂之主》。该片改编自智利作家巴勃罗·伊蓝斯的同名小说，拍摄更在美国迈阿密、纽约和智利多个地方取景。通过跨国合拍和合作制作，这部电视剧有着更为丰富的视觉元素和文化内涵，在智利和美国市场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表现。
（1）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
现如今，越来越多中国影视作品在各方的推动和努力下借以“出海”，并在“出海”方式上逐步实现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过渡。
①指向性出口，有针对性地“借船出海”
面对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国影视作品不仅要实现国内票房、口碑双丰收，更要走出国门，让世界看到独特的中国文化。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快捷易行的方式将中国影视作品推广出去。而对于国外影视作品来说，想要进入作为他国的中国影视市场以获得更多票房、赚取更多利益，当下往往会选择合作拍摄影片。近年来，中外合拍片不只是在数量上逐年增长，并且从市场占有率来说，中国电影票房排名前十位中合拍片占比明显，换句话说，现在正是合拍片的盛世天下，如中美合拍片、中韩合拍片、中法合拍片、中英合拍片、中日合拍片等跨国合拍片纷纷引起了受众的广泛关注。以合拍数量较多，质量较为上乘，受众较广的中美合拍片、中法合拍片、中韩合拍片三种合拍类型为例，三者之间的特点和差异也较为明显。
第一，中美合拍片。据统计，目前全球电影市场中美国电影占据了90%以上，可以说好莱坞的霸主地位仍无法撼动。但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渴望将自己的影视作品推广，通过文化输出树立民族形象，因此中国影视在加强自身创作实力的同时，也愿意主动出击、借船出海与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美国进行深入合作。虽说现在许多中美合拍片更多像是套着中国文化的外壳讲述美国价值观的好莱坞大片，但在双方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融合。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拥有众多历史事件、神话故事可以作为影视内容进行加工演绎，将两者结合便体现了中美合拍文化融合的策略。如2016年的《长城》，是到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中美合拍电影。影片以绵延万里的长城作为故事发生地，这本身就代表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再加上神兽饕餮，体现了神话故事中的历史想象，展示了一种奇观式的魔幻场景。这离不开导演张艺谋，也离不开五位美国职业编剧和好莱坞优秀的后期特效团队的策划制作，真正实现了“中国电影业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第一次深度合作，《长城》实质上更像是一次中国电影产业转型背景下与好莱坞电影体系深入结合的探索”。而就影片的表现形式来说，不难发现，多年来中国出口的影片大多是以古装动作大片为主，其中包括武侠片、功夫片等，它们作为中国特有的影片类型在海外一直受到受众关注。因此，将武侠功夫和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相结合，也是中美合拍片的突出特点。如2016年的《功夫熊猫3》，便是以动画的形式将中国功夫和美国英雄主义价值观杂糅融合的最佳范式。
第二，中法合拍片。自2010年中法合拍协议签订之后，两国在影视领域的交流互动逐渐增多，且合作拍摄影片的质量也受到海内外的肯定。如2014年的《夜莺》不仅角逐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更获得了美国River Run国际电影节观众大奖、捷克Zlin国际电影节最佳儿童片奖、电影频道传媒大奖以及首届中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等众多奖项。2015年的《狼图腾》不仅斩获7亿元票房，更获得了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第三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第十一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等各类奖项。就中法合拍片来说，其特点是在创作文本内容时就将两国不同特色的文化内核进行融合，以表达人类共同的主题。相较于美国的文化霸权，法国对电影制作更具包容性，他们愿意将异国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通俗易懂地展现给世界受众。因此，这样的创作理念也契合了中国希望将民族文化走出去、树立文化自信的宣传需求。同时中法合拍片更注重纪实性和真实感，尽力表现人类生存的现实环境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关联。以电影《狼图腾》为例，它讲述了牧民与狼为了生存而产生冲突、展开搏杀的故事。导演用沉静客观的拍摄方式，使观众仿佛置身于内蒙古大草原，共同欣赏“与狼共舞”的游牧生活。看似平淡朴实的镜头语言中包裹着静水流深的力量，利用各种真实的环境声将草原的静谧广阔和狼群的神秘凌厉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在观赏中理解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明白自然界不同物种之间应和谐共处的处事原则，享受自然带给人类的一切，真正懂得保护环境，珍惜资源的重要性。
第三，中韩合拍片。诚然，中国与韩国两国共处亚洲文化圈，地缘相近，所以在电影合作项目的题材选择时更容易契合两国观众的兴趣喜好。因此，相较于中美合拍片和中法合拍片，中韩合拍片在题材选择和故事讲述方面理所应当会是最容易让中国和韩国两国观众皆接受和认同的跨国合拍片。也正因如此，近年来中韩在影视领域合作甚多，特别是在2014年正式签订合拍协议之后，两国的交流合作更是不断加强。韩国作为亚洲电影制作水平和技术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加之以文化传统和审美趣味的趋同性，这样的合作环境给两国电影的互动交流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不难发现，中韩合拍片的类型往往倾向于爱情片、喜剧片，将东方特色和儒家传统文化寓于叙事中，贴近日常生活，将平常百姓的喜怒哀乐平实含蓄地娓娓道来，这种细腻委婉的表达正是体现两国文化相似性的重要方式。此类影片多为中小成本电影或粉丝电影，如2015年的《重返20岁》和2015年的《我是证人》等。而在中韩合拍的大片方面，类型仍集中表现为动作、悬疑、搞笑杂糅的剧情片，如2015年的《惊天大逆转》和2016年的《赏金猎人》。以《赏金猎人》为例，其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香港系列电影《最佳拍档》，该片在中国、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四个国家多个城市进行取景拍摄，不仅实现了中韩两国在电影交流融合上的深度合作，还邀请美国好莱坞团队在动作特效方面参与制作，让这部影片更具看点和卖点。
②“粉丝”效应、积极造势、进驻海外地“造船出海”
a.利用“晕轮效应”，打造“粉丝电影”
众所周知，影视作品选择知名导演执导和明星演员参演的目的就是希望利用所谓“晕轮效应”引发的粉丝心理来吸引传播受众。受众会由于喜欢某位导演的作品风格或仅因为观看过某部电影而对该导演产生兴趣，因此在该导演有新作上映时便会选择前去观看。同理，观众也会由于影片有自己所喜欢的某位明星演员出演而无条件地力捧，甚至会发动身边人一同去观看。由此可见，“晕轮效应”可以使信息的传播和受众的接受变得简单便捷，影视作品的国际传播亦是如此，影视作品邀请知名导演和明星大腕的加盟会使得电影的推广更为直接易行，是提升传播效益的有效手段之一。
正因如此，当下商业电影的标准配置往往都是国际知名导演和世界明星演员的强大阵容的组合，知名导演屡次在海外获奖的经历、以往优秀作品的口碑营销以及对世界影坛的重大影响，都会形成作品海外宣发的卖点，外国观众常会因为影片是某位导演而选择支持，这就形成了一种品牌营销效应。与此同时，在创作影片时，导演不仅会将自己独特的风格蕴于其中，还常常会借作品表述自己的人生体悟和内心的思想感情。无论是展现民族文化还是引据历史经典，都是在向世人传达某种意蕴和情怀，以期获得认可。以张艺谋等人为代表的、历史感厚重的内地电影；以吴宇森为代表的香港电影；以李安为代表的，体现中国儒家传统精神、揭露社会问题的台湾电影，它们表面上看起来风格迥异，但当揭开帷幕，凝视这些光影艺术时就会发现，它们都是根植于泱泱五千年文明，却又通过不同角度去表达华夏形象，共同阐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现如今，张艺谋导演的作品可以说已经成为“世界通行证”，从《红高粱》到《英雄》，张艺谋实现了从文艺片到商业片的跨越；从《金陵十三钗》到《长城》，张艺谋完成了从刻意迎合西方到中美深入合作的蜕变，无论影片的票房口碑如何，至少他的作品在世界电影市场皆能形成轰动效应，更不用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所传递的“中国式浪漫”了，他为中国影视作品走出去的产业化道路提供了范例。再者，香港导演吴宇森、王家卫、徐克等将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相结合，以好莱坞的工业模式来创作华语大片，将武侠精神、暴力美学、后现代风格等融入自己的作品，体现了独一无二的导演风格。导演李安先后在中国台湾和美国求学的经历，让他能够在创作中将西方文化和中国特色相结合，让二者在冲突碰撞中理解包容，特别是其导演的《卧虎藏龙》将古装动作片演绎出新的高度，将中华文化中的隐忍克制与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奔放合而为一，不仅夺得了奥斯卡的奖杯，也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的北美票房纪录，开启了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新大门，李安也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国际声誉，吸引了更多的海外观众。
除此之外，明星演员的强大阵容也是中国影片商业化营销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近年来“粉丝电影”大量占据市场，明星大腕所能够带来的吸引力和关注度有时比名导演或强大的制作团队更有力。因此，利用明星效应来引发关注热潮，赢得票房利润，推广中国影片是营销手段中较为便利简捷的方式。就这一点来说，为实现更好的国际传播效益的中国影片，在选择明星演员时往往倾向于海内外知名度高的国际明星，如动作片会邀请李连杰、成龙、甄子丹等；剧情片会邀请巩俐、章子怡等，利用明星的人气为电影宣传增加热度。由于明星的号召力和著名演员的杰出演技，他们常常被邀请作为各个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委员，这种方式使这些明星能够迅速提高海外的曝光率，让更多的观众在认识他们的同时，也利于拓展其知名度、提升电影的关注度，二者相辅相成，使中国大片的国际传播更为顺畅有效。也正是如此，中外合拍片中常常会邀请别国的优秀演员出演重要角色来迎合国外受众，例如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中的克里斯蒂安·贝尔和《长城》中的马特·达蒙的倾情出演为电影赚足了眼球。又如2017年上映的《妖猫传》中，日本著名影星染谷将太和阿部宽出演了重要角色，吸引了大量日本观众，保证了日本电影市场一定的票房，并创下近十年华语片在日本电影市场的票房新高。
b.“酒香也要勤吆喝”，积极宣传造势
对于当下竞争十分激烈的国际电影市场来说，宣传造势是让影片走出国门，扩大营销力的必需，也是必要手段。无论是通过海外路演抑或是提前点映，主创团队的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影片上映前的推广宣传来吸引国际受众的眼球，从而更好地保证上映时的票房盈利。例如，在各国重要城市举办首映礼，在新媒体平台发布影片海报，播出多种风格的预告片和幕后花絮，在微博、Facebook、Twitter等社交软件上发布影片的相关信息和广告宣传等，都是希望以此来引发各国观众的观看热情。
以2018年的贺岁大片《唐人街探案2》为例，剧组于2017年9月在纽约时代广场拍摄片尾曲，其间吸引了大量美国市民的关注，美国电影媒体《好莱坞报道》还对该片进行了报道。而且片方同时发布了两位主演的剧照和国际版海报，在上映前还提出了该片为“首例全球海外同时发行的国产影片”的宣传噱头，在北美48个地区、欧洲34个城市、澳大利亚4大城市等地同时公映，引发海外华人的观看热潮。凭借前作《唐人街探案》的热度和口碑，加之春节大年初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喜庆团圆的风俗，这部合家欢大片完全契合了本国观众和海外华人的审美心理和期待视域。制作班底运用美国顶级品牌Panavision数字摄影机将纽约的繁华大气、唐人街的热闹活跃尽收眼底，同时IMAX版本登陆各大影院，带给观众更为真实饱满的视听震撼。正是前期大规模的宣传造势，使得电影在国内外都收获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内地收获了超30亿元的票房，在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地更是连续几天场场爆满，上座率高达90%。再如2011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整个制作团队和演员阵容就已经决定了影片的高昂投资成本。在男主角贝尔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后，影视制作公司为他花费17万元在好莱坞的顶级媒体《好莱坞报道》和《综艺》上刊载广告，引起国外关注，为《金陵十三钗》的上映宣传做足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