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 完善影视作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翻译策略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讲述中国故事”“国家形象构建”等理念随之深入影视创作之中。为促进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国家层面推出了很多项目，如“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及“影视剧译配工程”“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等。这些项目都与翻译息息相关，由此不难看出翻译工作在对外交流中的重要性。从文化传播的形式上看，影视作品视听形态的表达更生动直观、方便快捷，也更贴近生活。越来越多的现代人通过影视作品了解他国文化。这些项目和节目形态的发展，给影视作品的译制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也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实，影视作品译制与文学翻译不同，除了文字翻译外，还需要运用配音这门语言艺术，在精确的剧本翻译基础上，对影视作品进行二度创作，使人物更生动、更丰满、更立体。实践证明，只有严谨细致的工作，才能把中国的动人故事讲给外国人听，使其“悦耳悦目”，进而“悦心悦意”“悦志悦神”，感受到中国的美丽和中国人的智慧。
1）“讲好中国故事”使命下的国家翻译
众所周知，“中国故事”是指以中国作为叙事主体的故事，覆盖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各个领域。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建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讲好中国故事”就是立足中国、着眼世界，以充沛的中国故事资源为题材，向全球传播中国故事，充分展示中国文化的内涵与魅力，有效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现如今，互联网技术空前发展，意义的建构与传播远非在单一纸质媒介中完成。图画、视频、超文本等多模态媒介成为大众阅读世界、与世界互动的主要途径，其意义的建构与传播具有纸质媒介无法比拟的快捷性、直观性和愉悦性。因此仅以文字这种单模态形式对外传播中国故事，已经不能满足当今读者对多模态文本的阅读需求。翻译可从“单模态”走向“多模态”，拓展中国故事叙事路径，融通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系统，以生动、形象的多模态文本对中国故事进行多元的新叙事，促进外国受众对于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认知、诠释与接受，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力度和效度。
“讲好中国故事”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故事，因此，中国故事只有“讲了传得开”，才能真正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但它本身并不完全是软实力，只有在国际社会广为传播且获得目标受众普遍认同的时候，才能完全转化为软实力。在中国故事向软实力转化的过程中，以国家驱动的翻译活动成为必要而关键的环节，即在国家规划下系统化、规模化对外译介中国故事，使中国故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得到理解、认同和接受。
（1）国家翻译与中国故事的关联
国家翻译是指为实现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特定目的，由国家相关机构以国家的名义而组织实施的系统性、规划性的翻译传播行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翻译史来看，中国的翻译活动存在“译入”与“译出”失衡的问题，译入的西方作品的数量远高于译出的中国作品的数量。这使得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纳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出现巨大落差，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与对西方的影响力出现巨大落差。在将原作内容准确传达给译入语读者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灵活选择多种翻译策略，克服我国与译入语国家的文化差异。因此，由国家翻译对中国故事的“译出”进行规划与主导，既是一种现实需要，也是一种使命使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中国故事图书外译的力度，例如1999年的“大中华文库”、2004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年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3年的“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2014年的“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国家翻译工程。这些工程的实施，增强了中国故事在西方和国外其他区域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更成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但是，“译出去”并不等于中国故事真正形成影响力和感召力，要解决中国故事在对外传播中的“被接受焦虑”，还需要结合时代语境对国家翻译活动进行拓展与提升。在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不断走向深度融合的当下，习惯于图像、视听、超文本等多模态阅读的受众群体不断壮大。然而，国家翻译主导下的中国故事对外译介仍以文字模态为主，已滞后于信息传播日益多模态化的发展态势。由于国家翻译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和外宣导向，译者历来把重心放在言语交际上，注重语言符号之间的忠实转换，视节译、改译、创译等为“旁门左道”。这种仅拘泥于文字模态层面的翻译，往往以忠实开始，以费解告终，不能充分满足“由原语文化发起，其目标是弘扬原语文化”的翻译诉求。与之相对的是，一些民间的翻译开始了跨模态翻译改写的创新，例如《论语》《西游记》《花木兰》等的外文漫画、绘本等多模态译本取得了良好的译介效果。
因此，对于影视作品的翻译而言，也要在传统的语际翻译之外不断发掘语言符号和非言语符号之间的互动联系，探索在翻译实践中以多模态符号文本来直观、形象地诠释和传播中国故事就显得十分必要。
（2）以多模态/生态翻译对中国故事进行“新叙”的必要性
在影视翻译中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就需要突破中国故事的原有叙事。蒙娜·贝克（Mona Baker）在《翻译与冲突》一书中就提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叙事”行为，可以依据参与国际政治话语的建构与传播的需要，进而决定在译本中是遵循原有叙事还是采用新叙事。而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总编辑黄友义也在2015年提出，针对对外传播和对外翻译，特别是为了争夺话语权，要打破传统的研究领域，创新对外翻译。由于对中国故事的影视翻译关系到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的塑造，因此关键是要在忠实阐释原文本意的前提下，适当进行创新叙事表述，以合理的“新叙”增强中国故事的传播效力。
一方面，要实现中国故事在影视翻译中的“新叙”，可以从单一的文字符号转换走向以多种符号、多种模态进行翻译的策略。现如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断革新意义生成的手段，因此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除了文字符号以外，非语言符号的使用变得日益便捷与频繁，多模态话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传播形态。在中国故事的对外译介中，除了对言语策略的运用（如时态改变、语码转换、修辞使用等）或叙事特征的改变（如故事时空、情节设置、材料选用等）之外，影视翻译还可以运用非语言符号对中国故事进行“新叙”，而这正是多模态翻译关涉的重点领域。因此，多模态翻译“新叙”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多模态翻译的“新叙”有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与认知中国故事。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下了大量的谚语名句、成语典故、概念隐喻，治国理政中凝聚的众多新思想、新概念、新术语，成为中国特色话语，但在传统影视翻译中，因翻译活动往往集中于语言文字本身，对这样的特色话语容易出现误解与误译，难以保障其等效性。相比文字符号的单一阐释，以直观、形象的多模态符号锚定特色话语，不仅可以进行更好的阐释、润滑与修饰，还可以大大地增进观众的理解与认知。
其二，多模态翻译的“新叙”可以给中国故事注入新的文化内涵，这有助于中国故事在异域传播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国故事从传统的文字叙事到多模态叙事的转换，为中国故事的文字文本注入了新的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多模态叙事最为重要的不是对原著的绝对忠实，而是展现了翻译后的多模态译本与翻译前的原文之间的互文关系。中国故事所衍生的多模态观影维度，不仅有助于拓展中国故事在域外传播之中的生命力，还有助于激发海外观众观看中国故事的原始影视作品、各种翻译版本以及其他衍生作品的兴趣。
另一方面，生态翻译也可以帮助影视作品实现中国故事的“新叙”。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生态翻译，指的是从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从原文内在的生态结构出发来选择翻译对象，并在翻译的过程中循环原作固有的生态结构在另一种语言中进行再现，形成对原始内容的新的描述和解释。对于影视作品而言，其对外传播的目的并不是希望成为能够“一统天下”的强势文化，而是想要通过影视作品在全球化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品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理解，以促进全球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共融和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影视作品中，中国故事的翻译要从传输中国传统文化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目的出发，在生态翻译学翻译适应选择论指导下，通过多维转换进行文本移植，从而实现中西民间故事翻译生态系统动态平衡。
2）影视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多模态翻译之“三叙事”
所谓多模态，指的是“综合运用多种符号模态来生成一个符号产品”。因此，多模态翻译就是区别于传统的以语言为中心的翻译观念，而将文本在生成与传播过程中的多模态作为翻译的对象与归宿。在传播学概念中，非语言符号具有表现意义（representation）、情态意义（modality）和组篇意义（composition）。因此，多模态文本中的每一种符号模态，不仅具有特定意义，还会在与其他符号模态交互，也就是文本在生成与传播后，产生文本的整体意义。早在1984年，德国翻译家霍尔兹曼塔里（Holz-Mantarri）就在其翻译的“译者行动”理论中强调了翻译的设计特点，指出“翻译不应被窄化为语言意义的传递，而是要设计出跨越文化障碍的文本”。在此基础上，多模态翻译进一步主张“翻译就是在受到一定文化规约的跨文化交际中，把作为跨文化交际实体的文本模态从原语受众转而传递给目标语受众”。换言之，多模态翻译并不是简单地强调原文本与译本在语言层面的转换，而是把原文本与译本在模态层面的转换作为中心任务。
现如今，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受众与媒介接触的方式和习惯不断改变，受众对译本的文本表现形态和内涵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影视、漫画、广告、网站、视频等融合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多模态文本已经实现普及，相较于传统纸质文本，多模态文本更为直观、具象和生动。“21世纪翻译应该是多模态翻译，而翻译行为则是多模态符号的活动。”要讲好中国故事，多模态翻译就是要注重接受效果，关照目的语受众感受，在忠实传递原意的基础上丰富除语言转换之外的翻译路径。译者的目标不是去生成仅让译者自身理解的文本，而是要按照目标语读者的需求去生成文本。在多模态翻译中“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基于多模态翻译的“模态间翻译”范式，将承载中国故事的各类文本翻译改写为多模态文本。具体来说，多模态翻译可以借助“图像”叙事（包括多符号文本）、“视听”叙事（包括多形态文本、多媒体文本、声媒文本）或“超文本”叙事（包括超文本），实现对中国故事的“新叙”。经过多模态翻译的“新叙”，中国故事的传播渠道与传播受众面会实现极大的拓宽，让国外受众可以“看到”“听到”甚至“触摸到”中国故事。不仅如此，通过多模态翻译，中国故事可以“模变”为影视、戏剧、动画、漫画、绘本等具有世界共通性的文化产品，更容易从不同方面引起受众的共鸣，对提高中国故事的传播效能，增强中国故事的亲和力与感染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1）图像叙事
众所周知，在对外译介的五要素，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对象、译介途径和译介效果中，译介效果可谓是对外译介活动的依归与核心。而对于中国故事对外译介受众的外国读者，他们中国本土受众在对故事的政治制度、社会环境、历史文化、语言文字、思维认知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国家翻译中跨越语言的鸿沟，让中国故事真正地“走出去”并“走进去”，是中国故事在翻译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尤其是中国故事中所蕴含的大量在西方语境中不可共通的概念、术语、习语、典故等，如果仅凭文字这种单一符号进行翻译转换，容易造成文化精髓的丢失，从而造成“文化折扣”现象的出现。因此，在翻译中当使用文字无法还原和呈现中国故事的文化精髓时，译者可以诉诸非语言符号途径。而其中图像就是非语言符号的典型代表。
作为传播意义与信息的载体之一，图像具备叙事功能。换句话说，可以把图像视作信息媒介，用讲故事的方式将事件的本质和意义有效地传递给读者。例如漫画、绘本、连环画等均是典型的图像叙事文本。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图像的生成、复制、改造与传播变得越来越便捷。“后印刷时代”到来，传播技术的革新使得图像的叙事潜势被极大地发掘，这为运用图像叙事进行翻译提供了便利。对于受众来说，“同一文本，是否配有图像会带来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因此，在翻译中可以打破中国故事原文本的单一文字模态，在译本中合理植入图像，使故事内容更加多彩与生动。此外，封面作为促进图书推广的重要构成不仅会影响读者的购买决定，还会触发读者对书籍的作者、内容、叙事等方面的初步观感。封面翻译错误甚至会导致读者形成刻板印象。因此，在中国故事的翻译中，需要特别注意对作品封面图像的翻译和处理。
翻译还可以将阐述中国的发展观、文明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等中国故事改写成漫画、绘本、连环画等多模态图像叙事文本，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展示中国主张、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把意义深奥、内涵丰富的思想文化用简约通俗的方式进行表达，从而触发目的语读者对中国故事的兴趣与好奇心，增强进一步阅读、了解中国故事及其蕴含的思想与精神力量的渴望。近年来，被称为“纸上电影”的漫画、绘本等多模态图像叙事文本，不断凸显其在对外传播中的价值意义。以日本为例，其以漫画作为文化输出的重心，日本漫画不仅形成了经济规模庞大的文创产业，更成为日本的重要文化符号。而兼具讲故事载体和传播媒介双重功能的绘本，则具备良好的大众传播前景。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花木兰”的绘本，这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花木兰”在英语国家的成功传播。如今，花木兰已经被广大英语读者认为是“最英勇的中国女性”代表，其形象常用于褒称在美国积极进取的华裔女性。
在把中国故事通过翻译改写为漫画、绘本、连环画等图像叙事的文本过程中，译者既要考察各种符号模态的独立意义表征，还要依据图像模态对文字模态可以进行阐释、补充或拓展的作用，设计好图文模态之间的意义交互。译者还需要具有“本地化”翻译技能，依据目的语的文化规范，对图像模态进行一定的“本地化”处理，如图像颜色是否会触犯目的语国的文化禁忌，图文版式是否符合目的语国受众的阅读习惯等。例如，日本的《哆啦A梦》在被翻译为英文版漫画时，译者就进行了一些本地化的处理。其中，筷子被替换为叉子，日元被替换为美元。
（2）视听叙事
除图像模态外，声音模态也具有叙事功能。声音模态与图像模态组合后会形成视听共同叙事，用综合了声、光、影等多种符号来增强受众的理解程度。对于纸质文本尤其是小说来说，在把它们经翻译改写为影视、戏剧等多模态视听作品过程中，可以将扁平化、静态化的叙事转为立体化、动态化的叙事，以直观的影像而非抽象的文字来抒情表意，这样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其中，以故事为内核的影视早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文化输出的重要媒介。早在1948年颁布的《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中，美国政府就要求“通过电台、电影及其他传播媒介对关于美国的信息进行加工，并将其向世界传播”，这助推了如今的好莱坞发展成为美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因此，在翻译中将中国故事翻译改写为影视内容，能够成为视听时代对外传播中国故事的又一切入点。
近年来，大量诸如历史哲学、武术、书画工艺、音乐、饮食等中国元素不断被国际影视所吸纳与运用，从而进入了国际受众的视野。例如，在电影《功夫熊猫》（KungFu Panda）中，观众们可以看到太极、点穴等中国武术；电影《阿凡达》（Aventa）中，里哈利路亚山的原型是中国张家界；电影《华尔街：金钱永不眠》（Wall Street：Money Never Sleeps）里，商场制胜的秘诀是中国的孙子兵法；电影《地心引力》（Gravity）里，把绝望的女主角成功带回地面的载具是中国发射的“神州”飞船。从古至今，中国拥有取之不尽的优质故事元素，可以通过翻译改写为影视作品。但事实上，不缺乏优质影视故事元素的中国，缺乏的其实是将这些故事元素翻译改写为国际影视的前沿理念与技术。
因此，在翻译中，可以加大把中国故事的经典元素翻译改写为影视作品的力度。将中国故事从文字作品翻译改写为影视作品，并不是对原文字内容进行简单的、亦步亦趋的影像转换，而是在转换的过程中融入异质媒介的叙事特征。在翻译改写为影视作品时，译者的身份已不再是原作品的译者，而是原作品的新作者；翻译也不再是对原作品的字面翻译，而是对原作品的再生产。这需要译者熟谙各种符号的意义，在影视作品中以多种符号完成意义的共建。具体地说，影视作品的意义就是以视觉和听觉两个渠道向观众传送。其中，视觉符号的表达涉及字幕等言语符号资源以及光影、画面等非言语符号资源；而听觉符号的表达涉及声音的音调、语速、节奏等副言语听觉符号以及音乐、特效等非言语听觉符号。在将中国故事的原作品翻译改写为影视作品时，要把视觉言语符号/视觉非言语符号、听觉言语符号/听觉非言语符号等多模态能指融入翻译之中。
不仅如此，把中国故事翻译改写为影视还常涉及对原作品的符号模态进行一定的改写、重组、扩充，但这必须是基于对原作品的特点和读者的期望进行充分考量之后的决策，而不是贸然、草率之举。美国作家菲兹杰拉尔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 Gatsby）在进行电影改编时，将原作品中描述的大量爵士乐在电影中译改为了嘻哈乐，使音乐模态与电影播出当前的流行潮流更加趋近。此外，在翻译中还需要具备将中国故事的本土作品翻译改写为全球文化产品的能力，尤其是对原作品的主题进行重新定位的能力，这从迪士尼的动画电影改编中略见一斑。例如，迪士尼成功制作的系列“公主”动画电影，如《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小美人鱼》（TheLittle Mermaid）、《仙履奇缘》（Cinderella）、《长发公主》（Tangled）、《冰雪奇缘》（Frozen）等，均翻译改写自其他国家的童话故事，但在改写中对原作品的主题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女主角重塑为突破思想束缚、追求爱情与平等、英勇而进取的现代女性形象，符合时代语境与受众观念，赢得票房与口碑的双赢。
（3）超文本叙事
互联网时代，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超文本（hypertext）的诞生、运用与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形态和信息传播模式。所谓的超文本，就是通过计算机技术把文本建构在一起，进而形成文字、图片、声音与影像之间的超链接。受众一点击超链接就会自动切换至其关联的各种多模态元素，进行信息的解读并建构知识体系。现如今，随着互联网发展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网页相应成为超文本运用最为广泛的领域，这是因为网页本身就是由超文本标记语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HTML）编写而成。面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国家使命，可以运用超文本对中国故事进行翻译改写，发挥超文本存取便利、时效性与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等优势，使之成为国外政要、智库、学术界和社会大众阅读与了解中国的渠道，这也为在新媒体时代突破西方对传统媒体的掌控，推进中国故事通过互联网进行国际传播提供新的突破口。
把中国故事从传统文本翻译改写为超文本，并不是把原文本内容直接或稍加修改后迁移到网页上，而是要将原文本按照超文本叙事的自身特点、传播规律以及用户需求进行转换。然而，从当前的译介现状来看，在中国故事的超文本翻译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滞后，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官方传媒注重讲述中国故事，但甚少同步进行中国故事的超文本翻译；另一方面，译者缺乏对超文本的认知，在翻译活动中常把超文本视作纸本的“电子化”，忽视超文本的独特属性。对于不同于超文本的传统文本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具有非线性、多模态、交互性等特征的数字文本。但在大量中国故事的翻译实践中，许多译者通常只是将原文本的内容照搬到网页上，而无视对超链接、多模态、交互性等特性的运用，导致翻译出来的网络文本无法符合互联网运行逻辑与信息传播方式。
实际上，把中国故事从纸质文本翻译改写为网页这类超文本的过程，是对原文本进行重写的过程，这是由纸质文本和超文本之间的媒介异质性所决定的。在此过程中，要注重对超链接、多模态、交互性的运用，以使译文的语篇超文本化。例如，对于中国政治话语中新出现的特色术语，如“洗澡理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楷书还没有练好，就练草书，还敢裱了送人”等，可以在超文本翻译中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模态符号进行阐释，构建跨符际的“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当读者点击、阅读“厚翻译”所关联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多模态信息时，可以跨越中外之间的历史纵隔与文化差异，对中国故事的精髓进行更好的品读。
3）影视作品讲好中国故事生态翻译策略之“三维”
中国对于翻译研究在经历了文艺学、语言学、交际学、符号学、多元系统、解构主义、认知心理等众多视角后，与生态学成功嫁接，创造了生态翻译学这一跨学科研究范式。提出“生态翻译”概念的胡庚申教授认为，首先，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社会活动，其行为本质类似于自然生态的运行规律，翻译生态和自然生态属同构隐喻，因此说明生态翻译研究具备理论合理性和创新性。其次，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整个翻译生态系统进行了阐述，扩大了传统翻译学的研究视野，对翻译实践具有较好的导向作用。
在生态翻译学看来，翻译标准是“整合适应选择度”。这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进行“多维度适应”，继而依此并照顾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所进行的总和。在影视作品中，字幕语言是影视语言的组成部分之一，和影视画面、镜头、音效、色彩以及叙事方式一起为呈现主题和推进情节服务。因此影视翻译需要考虑各种环境因素，包括台词原意、作品类型、拍摄风格、文化背景、画面场景、人物性格、角色关系以及技术限制等。影视剧翻译过程是在这些环境因素中进行适应、选择和整合，产生“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1）语言维
所谓的语言维，其实就是关注语言文本表达。字幕文本翻译受影视生态环境的制约，不仅译文要忠于原文的语义，而且要尽量做到风格与作品类型一致，语气与人物性格相符，节奏与画面切换同步，字幕长度也要符合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兼顾上述环境因素，做好各因素的取舍、平衡和协调工作，否则会破坏文本生态。例如，在影片《大闹天宫》中，孙悟空对巨灵神说：“你是哪路毛神？快报上名来？”这一句台词被译为了“Who are you？”这样翻译虽然简洁、达意，但却没有体现孙悟空藐视权威的人物性格。笔者认为，这里译为“Who are you？You hairy little god.”更妥帖。再如，在节目《非诚勿扰》中的“心动女生”环节，在字幕翻译时被翻译成了“favorite girl”。这就是语言的适应性选择。因此，对于观众来说，字幕应该是“不打扰人的字幕”，也就是说，观众看到字幕就能理解意思，其即时性特点无需观众停下来去仔细琢磨意思。
（2）文化维
对于中国影视作品“走出去”，其过程中容易出现两种现象：强推原语文化抑或是完全顺从译语文化。早期外译的中国影视作品意识形态氛围过浓，文化过于具有“中国特色”，导致了传播障碍；但如今的影视领域为了适应市场又出现了过度迎合目标观众的趋势，这都是翻译生态失衡的表现。央视纪录片栏目《远方的家》中有句解说词“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被翻译为了“As a saying goes，you live on what the localityprovides.”。从语言层面来说，英汉语义一致，英语句式简洁，符合字幕语言要求；但从文化层面来看，原文中的山水意象在译文中消失了。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对中国文化形成了深远影响，山水画、田园诗、山歌等艺术无不蕴含着山水意象的重要性，上述译法将重要文化信息舍弃，似有可商榷之处。纪录片《远方的家》是一档介绍中国山水的节目，需要适度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笔者认为，或许这句话译为“As a saying goes，whether you live near the mountain or the river，you live on what it gives you.”更为恰当。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可以让读者清楚地认识到外来语和目标语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让受众切身体会到外来文化的独特之处。影视作品的翻译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遵循各文化之间“和而不同”的原则，找到文化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平衡点，这对翻译群落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考验。
（3）交际维
人际交往是语言的重要功能之一。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手段，肩负着传递原作交际意图的使命。文本除了字面意义，背后的交际意图往往更加重要。在影视作品的片名翻译的过程中，挖掘原片名的真实交际意图非常必要。片名是作品给观众的第一印象，翻译不准确不仅会影响观众的理解，甚至还会影响作品的市场宣传与推广。例如，讲述儿童追求梦想故事的英文电影Coco，其在中国放映的译名为《寻梦环游记》，可谓直陈主题。可以设想，若是直接音译为《可可》，会使中国观众感到莫名其妙，难以理解，进而导致票房的流失。曾经的《超人总动员》《海底总动员》等也是如此。而再看“走出去”的中国影视作品《琅琊榜》，它在海外播出时被先后翻译成过Lang Ya Bang和The Rankings of Lang Ya，但为了目标观众的更好理解以及作品的更好推广，翻译的剧名最终定为Nirvana in Fire（《火中涅槃》）。还有被翻译成Empresses in the Palace的《甄嬛传》和 Ashes of Time的《东邪西毒》。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影视翻译只有实现语言维，通过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转换才能维持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