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 建构影视作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国观
所谓“中国”或“中国观”，其实是相当复杂的“概念丛”。“中国”这个概念的雏形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甲骨卜辞中有“五方”之说，其中“中商”一词或系“中国”一词在概念上的渊源。据统计，有53种先秦典籍中出现过“中国”一词，多半指涉地理、政治或文化，具有三重意涵：第一，“中国”是地理上的中央之国，如《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认为中国是世界地理的中心，中国以外的东西南北四方则是边陲，是未开化之所，被称为“蛮”“夷”“戎”“狄”。古代地理版图上的中国又包括：以中原为主体，包括蒙古国、中亚以及“丝路”所及之地的“陆路的中国”，和以福建、广东、香港、台湾、东南亚及欧美华人社会为主的“海路的中国”。第二，“中国”是政治上的天朝王权之国，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是“伦理学与政治学终之为同一学问”的国家，是实行“德治主义”“礼治主义”的王政施行的区域，中国以外的区域在王政之外，是顽凶之居所。第三，“中国”是文化上的文明之国，代表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域，是文明世界的中心。《战国策·赵策》云：“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这段话中的“中国”一词既指政治意义中作为“天朝”的中国，又指文化意义中中华文化的原乡，可以说是中国“自我形象”最鲜明的表达。在近现代以前东亚世界的政治秩序中，“中国”概念中的“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是合二为一的。罗梦册在《中国论》一书中提出，中国有“天下性”的一面，也有“国家性”的一面，所以中国是“天下国”。一个民族自治其族者，是为民族国家即族国；一个民族统治其他民族者，是为帝国；而一个民族领袖其他民族以求共治者，为天下国，天下国超族国而反帝国，是国家之进步的形式，也或许是最进步的形式。
在中国的近现代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也认为，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类型的国家，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曰“超国家类型”，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李大钊、毛泽东、习近平，都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有解放全人类的世界主义情怀。在国际上，“三个中国观”一直是研究者们研究中国、国际受众理解中国的有效视角。“三个中国”的提法由来已久，且内涵各异，比较有影响力的一是来自梁启超《中国史叙论》中提出的历史维度上的三个中国——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二是来自美国华人学者杜维明提出的文化维度上的三个中国文化圈：第一中国文化圈是由两岸四地和新加坡组成的华人社会；第二中国文化圈是指北美和东南亚的少数华人社区；第三中国文化圈则无关乎血统，是了解中国文化，热爱和促进中国文化的国际友人。三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提出的“三个中国”：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
概言之，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一个由历史上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逐渐形成的具有文化共同体特质的主权国家。新的中国观应该是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的合一，“传统中国”是以“文明国家”为想象，以文化这个“意义之网”为纽带的中华古老文明性国家；“现代中国”是以“民族国家”为想象，以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独立为核心的实现五个现代化的现代性国家；“全球中国”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想象，以融入全球化、参与全球治理和摆脱全球化困境为发展目标的全球性国家。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讲好全球化时代中华古老文明复兴、转型和创新的故事。在全球化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概念的提出及其相关研究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展开的，中西方面临着“中国观”的巨大差异。在对外宣传中，人们或许会排斥观点，但绝不会拒绝好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重大战略需要围绕“叙述者”（谁在讲故事/发声者）、“文本”（什么故事）以及“接受者”（谁在听故事/听众）三个核心逻辑环节，基于以上传统—现代—全球中国三大类故事体系，建立清晰而明确的中国叙事观，以此形成国家叙事活动操作化的行动指南。我们应以“文化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为新时代中国的形象定位和核心叙事，针对不同的国际受众和话语空间，制定提升中国国家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的故事化传播战略。
1）建立故事维度的内容叙事观
波尔金霍恩（Polki nghorne）认为，人类存在嵌入在三个等级的现实结构中——物质、生命、意识，而叙事则涉及最高领域的意义运作。“叙事是一种图式，人类通过这种图式赋予他们的时间经验和个人行动以意义”，讲故事是人类最古老、最简单、最有效的话语实践，是文化软实力产生的源头之一。叙事乃认知建构，具有不变的意义核心，人是讲故事的动物，人会死去，但是故事会活下来。故事是终极“信息技术”，故事化沟通是传递信息最有力的形式，因为故事最适合人类心智，伟大的故事有力量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知，故事化的真理建立了数亿人追随的文明和信仰。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历史，故事内容资源丰富，但并非所有故事都能够展示最真实的中国，所有元素都能够转化为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好故事。因为资源不是资本，它不会自己说话，文化资源只是一种科学知识，并不天然具有正当性；其合法化的过程是一个修辞的过程，必须诉诸某种宏大叙事。大叙事又称“元叙事”，是指在每一个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宏大叙事，多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政治博弈、社会变迁等角度出发。而小叙事是指着眼于一些具体的、多样性的、日常生活化的微观叙事，多从人伦、亲情、离愁、性格、人性角度出发。
讲好中国故事，在内容维度上要聚焦于“大叙事—中叙事—小叙事”三个叙述层次，形成多元并存的叙事内容体系。大叙事指的是讲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繁荣富强的故事，包括传统中国文明复兴与转型的文化故事，现代中国实现五个现代化的发展故事，全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开放故事；中叙事指的是讲述中国城市、乡村发展以及中国人在各行各业创新的故事；小叙事指的是讲述中国老百姓各个年龄层美好生活的故事。只有从宏观到中观、微观，从政府到组织、个体，从精英到草根，形成多元并存的叙事格局，才能向世界讲述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故事。
2）建立话语维度的受众叙事观
讲好中国故事的首要目的是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全球传播提供一个范畴系统，为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提供一个具有可供性的语义域。当前中国面临着“中国故事很精彩，中国话语很贫乏”的尴尬现实，面对西方国家强大的话语霸权欺凌，中国尚未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话语体系。如何根据目标受众差异，构建不同叙事的中国话语体系，尚缺少实质性、一贯性、系统性的“中国话语”研究。在新媒体背景下，存在着多重话语空间、公共话语空间，如官方话语空间、民间话语空间，不同话语空间的话语性质、立场、旨趣和叙述风格各不相同，因而其“赋意后赋权”的话语实践也特色各异。
从叙事学的故事—话语理论模型来看，从故事走向话语的语义转化不是取决于叙事模式，而是取决于阅读模式。换句话说，来自受众的阅读习惯和解释模式，决定了故事话语的渗透发散和话语权力的生长提升。因此，应针对国际社会官方—公共—民间的三重话语空间，构建不同叙事的中国故事话语体系，以改变中国故事讲述的“洋葱”意象：中心在那，却是空的。
（1）针对国际民间话语空间，构建文化伦理共同体的文明中国话语体系
中国是一个由家国天下连续体构成的文化伦理共同体，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从无中断，是当之无愧的东方文明代表。传统中国是一个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帝国，虽然血统上以汉族为主，但国家认同却是超越种族的文化中心主义。晚清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指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中国文化是复数的文化，不是单数的文化，所谓“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梁漱溟将之看作是一种“超国家主义”，“它不是国家至上，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理念中，“每个人负责要保卫的，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英国哲学家罗素当年在中国上海演讲时也曾提及“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美国社会学家派克亦言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实为一大文化社会。
与西方的宗教型文化类型不同，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是“有伦理，不宗教”，用梁漱溟的话说就是在中国“伦理有宗教之用”，中国是以伦理代宗教。不同于西方的“上帝观”，中国从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学所建构的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新儒学”，都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干、以道佛为支撑，伦理道德在中华文明体系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伦建构和德行建构，而是建构了个体和民族的精神世界，包括个体使命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因而具有特殊的文明意义。中国作为文化伦理共同体的文明古国，既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连续性，更具有宗教、语言、礼乐、风俗的文明一贯性。古往今来，伦理本位的文化中国都是所有中国内涵中最核心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中华文明不仅如梁漱溟所说是一种早熟的文明，更是一种具有自觉、自信和自立的人类文明范型，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历经三千年一直都是世界文明的高地，只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近百年里才发生根本动摇。但迄今为止，具有文化异质性和交流友好性的文化中国仍然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中国形象，尤其对一般民众，更具有神秘的东方吸引力和道德感召力。与西方的以出世超越为轴心的宗教型文化类型相比，中华文明是以入世超越为轴心的伦理型文化，这两种形态就好像精神的阴阳两极和文化的两种性别，在人类精神世界的生命共同体中辩证互动，交织出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之火。我们需要在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中去思考中国的问题，以“家国天下”“团结包容”“公平公正”“天人合一”等文化伦理共同体理念为中国文化价值认同，进行中华民族核心文化和话语体系的重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拾中华民族自信心，重塑中国文明新形象。
（2）针对国际官方话语空间，构建政治文明共同体的现代中国话语体系
正如盖尔纳指出的，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是主权国家为适应工业社会的同质性和规范化的世俗文化而建构的。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萌芽源自清朝，关于中国的认同在清朝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文化的正统性淡出，疆域的主权性凸显，“清帝国与其说是一个文化单位，倒不如说是一个有着明确疆域范围的政治实体”；来自西方的民族主权意识开始觉醒，满人建立的清王朝，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版图，近现代中国是一个“国家”重新发现，也是一个“国族”重新发现的中国。在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观念开始出现。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最先提出作为一个整体民族的“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杨度等立宪派开始倡导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和的大中华民族主义。之后经过了辛亥革命，中国人第一次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共和国，孙中山先生借鉴“国民”“民国”等概念，把新成立的国家叫作“中华民国”。1919年“五四”运动正式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篇章，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纷纷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并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概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政府改变了国民党“亲美”政策，“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极大刺激了美国朝野反思“谁失去了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内部融合和外部融合的双重使命，一方面是建立56个民族大融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另一方面是发展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全球化经济体。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不同于西方现代国家诞生的基本逻辑。作为法律—政治共同体的西方国家，其形成逻辑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国家地位优先于政党地位，其强调的是一个“法的共同体”，一个“程序共和国”；而中国则是在天下国家秩序瓦解、主权破碎环境下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党领导革命胜利后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代中国是一个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基于张佛泉对梁启超关于nationalism这一概念的详细考订，梁启超先后提出并同时用过三个译名：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中国，是具有文化性的中华民族、政治性的全体人民和国家性的中国共产党三重内涵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当代中国，既是一个以人民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根基的文化共同体，还是一个以党领导国家为灵魂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人民、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构成了现代中国观的一体三面。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中国，中华民族提供了文化共同体的独特形式，中国人民提供了政治共同体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的根本保障。新时代的中国，拥有党领导国家的政治机制体制，可能代表着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种独特道路，也是国际官方话语空间最感兴趣、最关注的政治议题。正如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所言：中国问题研究有可能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逐渐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所以围绕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和国家治理五个现代化的发展内容来展开现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焦点和主攻方向。
（3）针对国际公共治理话语空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中国话语体系
当代全球化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传播密切相关，随着20世纪末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转移和资金流动来度过其周期性生存危机的战略手段。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全球经济开始了一场40年的中国盛宴，中国市场（而不是中国文化）成为外国人与中国人接触的最大动力。全球化的网络化、广泛化和集约化特征在全球环境中创造了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从而改变了权力的流通和国际治理格局。在全球治理的公共话语空间，全球中国的形象地位至关重要，正如中国学专家费正清教授指出的，“中国太弱了，它不能征服世界，但是它又太大了，世界不能吃掉它，所以中国在世界的最后地位，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人类生存的议事日程中就显得非常重要”。在日益两极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要关心的不仅是如何在这个时代自处，如何建立民族自信心，如何寻找民族文化的本原性、独特性、差异性，而且还要关心如何为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做出独特贡献。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提出，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18年两会期间写入宪法，再次向世界表达了中国“以和邦国”“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新世界主义“天下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的问题，契合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彰显了中国看世界、看自身的独特视角，彰显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人类是天然的命运共同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全球中国观，是与传统的“天下主义”观、现代的改革开放精神，以及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一脉相承的，既是对传统中国天下观的创新传承，也是对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精神的发扬光大，更是对“一带一路”全球倡议的责任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刻回答了“人类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何到那里去”的哲学命题，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地球气候变暖、人工智能超人类等一系列严峻挑战，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扮演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以上三种中国图景代表了构成中国形象的三原色，是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国家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的三把钥匙，许多中国故事都要由这三种底色搭配而来。我们要根据国际民间话语空间—国际官方话语空间和国际治理公共话语空间，制定不同的中国故事主题和框架，其中，中国文化价值观是构建中国国际民间话语体系的核心话语，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共同体是提升中国国际官方话语体系的本位话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中国国际治理话语的时代话语，建构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文化伦理共同体—政治文明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话语体系，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的关键性和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