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背景与手稿概况
达让松成长的时代正值法国绝对主义君主制衰相显露之际。路易十四亲政54年间,有32年法国都是在战火硝烟中度过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更是耗尽了法国国力。1715年,法国政府债务高达12亿里弗。[9]1689年以来,连年歉收,物价不断攀升,接连几个严冬夺走了近400万人的生命。太阳王的统治摇摇欲坠,而撼动王权的不仅仅是天灾人祸与财政赤字,更有与之相伴而生的思想冲击。民众对路易十四早已满怀怨恨,用圣西蒙公爵的话说,人人都盼着他早死。届时,以拉布吕耶尔的《品性论》、贝莱巴的《备忘录》、朱里厄的《渴望自由的被奴役法兰西的叹息》为代表的小册子纷纷针砭时弊,批评王权专断,抄本在外省广为流传。[10]费奈隆主教、博埃维里耶公爵、沃邦元帅、布阿吉尔贝尔等爱国志士也提出救治时弊、改革体制的策论。十数年间,思想风气变化之快,让米拉波侯爵在30多年后记忆犹新。在1758年问世的《人类之友》中,他感叹道:真难以想象,贵族竟开始经商,还谈论起科学、经济与政治问题。[11]
巴黎的沙龙是新思想孕育和传播的温床。在诺亚尔公爵家中,有个名为“自由思想者协会”的组织,就是交流手稿与禁书的场所。[12]朗贝尔夫人每周三举办的沙龙,由法兰西学院院士阿拉里教士主持的夹层俱乐部,都是当时著名的思想社团。这些俱乐部是启蒙时代政治沙龙的雏形。其中,夹层俱乐部的影响最大,成员约有25人,其中有4位国务参事、3位侯爵和2位伯爵,还有英国大使沃波尔。用达让松的话说,这是一个完全自由的英国式的政治俱乐部。[13]一群爱好辩论政治、讨论时事的人交流思想,交换作品。达让松在此结识了初到巴黎的孟德斯鸠,他很可能是《论法的精神》的第一批读者。[14]此时,他开始创作《直到民主得以引入君主制政府》,出版后更名为《法国古今政体论》。[15]
这份手稿流传与保存的情况很复杂,而且直接影响对文本的解读,因此在分析文本之前,有必要对相关情况做一番交代。现保存在法国阿森纳图书馆和外事档案馆的共有7份未刊印的手稿,这大概就是当时哲人圈里私下传阅的手稿。其中有4份手稿的封面标注了1737年。[16]在1739年5月写给伏尔泰的信中,达让松曾提到他有一本写了近两年的作品,[17]说的可能就是这份1737年的手稿,而且可以大概肯定,1737年稿就是《法国古今政体论》的初稿。另外,阿森纳图书馆所藏MSS 2338手稿的封面上标了3个年份,分别是1748、1752和1755年。[18]这份稿子的内容与已刊印的1737年稿差别都很大。[19]可以推测,上述3个年份意味着在完成初稿后近20年间,达让松曾对初稿多有修订。另外,上文说过,《法国古今政体论》分别在1764年和1765年两次刊印,这两个版本的内容差别不大,很可能用的是同一份底稿。根据德国史家格斯勒(Peter Gëssler)的考订,卢梭交给出版商刊印的手稿底版本为迪潘所有,而他手里的版本是1737年的初稿。[20]所以,可以认定,1737年手稿、1764年版与1765年版源于同一底稿,而MSS 2338则需另作分析,此稿的修订不见于印本。1784年《法国古今政体论》再版。此版与上述4版的内容出入都很大,且在革命前多次重印,对当时的舆论影响甚深。1784年版的编订者乃达让松之子,他自称是依照了其父的遗稿做的修订。[21]但是由于1871年5月罗浮宫图书馆失火,达让松文藏大部分被毁。所以,1755年之后,达让松是否对MSS 2338手稿再做修订,这就不得而知了。有些学者对该版持保留态度,认为不少内容乃是达让松之子擅作修改的结果。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性,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整部稿子全是伪造的。根据上述情况,本文将综合比对1737年手稿(即MSS 2337)、MSS 2338版和1784年三个版本。
除了《法国古今政体论》之外,达让松的日记也是理解其思想不可或缺的材料。现存共有3个版本,篇幅内容差别都很大。托克维尔在创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过程中,将达让松的日记作为他理解社会心态的主要材料。由于他当时能用的只有1825年这个版本,而该版没有收入达让松关于政治革命的预言,所以托克维尔才认为革命是不可预见的。[22]鉴于此,本文将选取1857年和1859年这两个较为完整的版本,互为补充,作为理解《法国古今政体论》的背景材料。此外,本文将参考泰森(Charles Tassin)和勒瓦瑟尔(Émile Levasseur)的论文。此二人的研究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因为他们看过的材料早已在那场大火中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