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系
社会关系系的缔造者除了帕森斯本人以外，还有来自心理学系的奥尔波特教授和莫雷博士，以及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这些人有共着同的经历，也有着共同的兴趣。
首先，除了克拉克洪以外，其他人在他们原先的院系中基本处于边缘位置，社会关系系给他们提供了走向了学科和权力中心位置的机会。奥尔波特研究的领域是人格和社会心理学（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心理学家斯蒂文森（S.S.Stevens）和行为主义者斯金纳（Fred Skinner）认为这些都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奥尔波特和系主任埃德温·博林（Edwin G.Boring）关系很不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几乎没有面对面说过话。莫雷所推行的弗洛伊德及新弗洛伊德的研究（Freudian and neo-Freudian research）也被同行们看成是“软心理学”科学（“soft psychology”），要不是家财雄厚，莫雷或许真的很难再待下去了。[30]
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学者之间就有过合作的经历和跨学科教研的经验。1943年，帕森斯、克拉克洪和奥尔波特都曾在海外行政管理学校工作。帕森斯还和克拉克洪一起开设了一门关于意大利的家庭、传统和习俗的课。[31]战争期间，奥尔波特完成了其重要著作《偏见的性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在其所感谢的思想及学术挚友中就有帕森斯。[32]
就帕森斯本人而言，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也是其个人思想的转型的重要阶段。一方面，他在为实现其社会学的理想，为实现自己作为社会学家的价值忙碌奔走，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和学术旨趣也经历了关键性的转变。1937年，他完成了《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这可以看成是他从欧洲受训以来思想历程的一个总结。但是，此书所展现的社会行动的概念基本上还只是一个抽象的社会学范畴，并不能用于分析社会进程或是特定社会行动的结构。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他和社会学家劳埃德（W.Lloyd）和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有密切的交往。梅奥是第一个促使他关注弗洛伊德思想的人。弗洛伊德的思想以及更为广泛的心理学的阅读促使帕森斯从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所阐述的行动理论出发，进一步探索有关行动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理论（the structural-functional theory of social systems of action）。[33]1951年，《社会系统》（The Social System）和《迈向行动的一般理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问世，标志着帕森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34]转变的另一迹象是他告别了经济学，不再是熊彼得的信徒，而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因此他同克拉克洪、奥尔波特和莫雷之间有了更加一致的兴趣，他们都很关注人格、文化和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形成一套完整的解释理论。1953年克拉克洪、莫雷等人合编的论文集《自然、社会和文化中的人格》（Personality in Nature，Society，and Culture）就体现了这一旨趣。[35]
社会关系系的教员除了先前社会学系的所有教师外，还有来自人类学系的社会人类学家和心理学系中的那些人格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原先的社会学系不复存在了，而人类学系只剩下了那些心理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心理学系只留下了体质心理学家（the physical psychologists）和实验心理学家。[36]事实上，社会学系在这一合并过程中收益最大。那时社会学系尚有两个空缺的教席，1945—1946学，乔治·霍曼斯和萨缪尔·斯托弗（Samuel Andrew Stouffer）来到了社会关系系。博克视斯托弗为哈佛社会科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选。后来，斯托弗执掌了社会关系实验室（the Laboratory of Social Relations）的主任一职。霍曼斯成为50年代以后哈佛大学历史社会学的领军人物，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就师出其门。[37]
社会关系系的教员并不都在艾默生大楼里办公。一些人类学的教授住在皮博迪大楼（the Peabody），克拉克洪、阿列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巴林顿·摩尔在苏联研究中心办公；斯托弗、霍曼斯、帕森斯、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和热诺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等人在埃默森楼里办公。
社会关系系的教研理念体现了帕森斯对社会科学的现状以及社会学的使命的看法。帕森斯认为，19世纪以后，社会理论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设一种总体性的综合理论，而其“事业的核心目标就是构想一套概念框架，能够吸收所有社会行为的分析性知识，从而打破社会科学的部门分立”。[38]现在或许正是实现这一目标和理想的时候。1944年，帕森斯就是以这样的口吻给博克写了一封信：“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正在快速聚集能量。我以自己所有的职业声望担保，这必将是当代科学思想中最伟大的运动。”[39]抱有这样信念的不仅仅是帕森斯一人，事实上可以这样说，当时整个社会关系系中充满了这种激情以及神圣的使命感。社会心理学家戴维·麦克里兰（David McClelland）说道：“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以必将能造福于人类的方式促进基础社会科学的发展。”[40]克利福德·格尔茨后来也回忆道：社会关系系的目标就要从创造一种等同于牛顿体系的社会系统。[41]
社会关系系想要塑造一种关于社会以及人类行为的普世的、一般性的科学，因此，跨学科的合作研讨就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当时社会关系系普遍采用研讨会和研讨班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由于招收的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所以要求每一届学生第一年都要参加系里的研讨会（proseminar）。这样的研讨会每周召开一次，由几位教授主持。每次研讨会上，教授们按要求要介绍各自领域中的重要学者及其著作思想，并对现行的理论进行分析评价。马克斯·韦伯、阿尔弗雷德·韦伯、埃米尔·涂尔干、乔治·米德成为学生耳熟能详的人名。但是，几乎没有人提起卡尔·马克思和凡伯伦的名字。到了学年期末，还有考察学生跨学科知识的测验。这次考试对学生将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很关键，因为研讨会和考试的目标就是要让学生们找到适合自己问题的方式与视角。“社会关系”系至少涵盖了四个不同的专业，按要求，每一专业至少要举行两场这样的研讨会。那时像英克尔斯、摩尔这样的人还没有资格担任研究会的主持，常常与学生会面的是帕森斯、克拉克洪、莫雷这些资深教授。[42]
研讨会的主题主要是抽象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范畴和概念，内容范围主要包括科学的本质、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基本的概念、命题和假设、价值问题以及社会科学的应用问题等，所要求阅读的著作也主要围绕着科学的性质、社会科学的概念、命题和理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比如1948学年的研讨会所制定的大纲就包括以下8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的形成：现实和科学的语言；不同概念图式的决定因素及其结果；价值的尺度；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2.基本社会科学的假设。3.界定基本概念。4.基本的命题和假设。5.当前理论的分析和评价。6.策略性问题。7.社会科学和价值范畴。8.社会科学的应用。同样，这一学年所要求的阅读书目中就列举了像柯南特的《论理解科学》（On Understanding Science）和诺斯若普（F.S.C.Northrop）的《科学及人文学科的逻辑》（The Logic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这类著作。[43]学生们也有自己的研究小组。他们三五成组，彼此分工，按照教授的要求分工阅读，提供著作的概要、心得，并做总结。不同研究小组之间还会互相交换讨论报告。这些报告被当时的学生形象地称为“汉堡包”（hamburgers）。[44]
贯彻这些研讨会和研究小组的指导方针是所谓的“基础社会科学”（Basic Social Science，下面简称为BSS）的观念。BSS就是能适用于社会关系系各门学科的一套命题，因此从学科归属上来看，BSS涵盖了社会关系系的四门学科，即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其研究对象是作为物种的人（the species man）、人类所创建的文化以及作为个体的人。BSS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有两点：首先，BSS所阐述的“共同理论体系”正是像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些学科赖以依赖和进行研究的理论前提；其次，BSS是纯理论的，是非历史性的，经济学、政治学正是由于其历史性而有别于BSS。
这一思想十分清晰地体现在1951年出版的《迈向行动的一般理论》中。这本论文集是1949年到1950年一系列研讨会的成果。这一年左右的研讨会得到了卡内基公司的赞助，因而被称为“卡内基系列研讨会”（the Carnegie seminar series）[45]。文章作者包括帕森斯、克拉克洪、莫雷和奥尔波特，还有加州大学的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C.Tolman）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爱德华·西尔斯。论文集开篇即言本卷书“致力于建设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in the social sciences）。[46]个体及群体的行动（action）便是社会科学理论化的出发点。在帕森斯看来，所有的社会科学或是人文科学都在各自不同的经验层面上研究人的行动，因而都是“行动的”科学。[47]社会科学的目标便是揭开人类行为的动机，最终便能达到对事件的科学预测以及控制。经济学是行动理论的一部分，政治学则更有可能从行动理论所涵盖的诸多因素中推演出来，并将行动因素与特定经验利益联系起来。[48]《迈向行动的一般理论》是社会关系系合作研究的重要成果。同年，帕森斯出版了他的第二本重要著作《社会系统》（The Social System）。从《社会行动的结构》到《社会系统》，这标志着帕森斯根本性的理论转变，这与社会关系系中多学科的氛围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