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古今政体论》规划的改革
《法国古今政体论》结构严谨，八章内容前后贯通，层层递进。全书以政体定义开篇，继而撰述统治原则，然后比较各国政体的优劣，接着简述法国封建政府与民主政体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当下改革之时机，提出改革方案，最后以改革之目标结束全书。在日记中，达让松写道，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当上首相，[23]依此改制，矫国更俗。可见，他写作的目的不是著书立说。因此，《法国古今政体论》严格来说不是一份阐述其思想的理论文本，而是改革纲要。若要理解达让松改革的初衷与目标，需要结合其他材料进行解读。
达让松对法国的现状与未来的看法极为悲观。在他眼里，路易十四身后的这个国家已是一座“硕大的收容院”（grand hôpital），百姓哀痛不已。[24]“革命”一词频频出现在他的日记里。达让松在1751年就预言，法国将面临一场“全面革命”（une totale révolution），[25]最底层的民众会起身反抗王权，[26]政治与社会秩序都将遭到颠覆。在他看来，法国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27]：王权式微；[28]掌握实权的下级官员管理不善；[29]外省的悲惨与萧条。[30]这三个问题实则贯穿了他一生的思考。达让松相信，所有问题的根源就在绝对王权本身。因为正是在这种制度下，公权力毁灭了一切，奴役了一切，[31]只有私利，毫无公益（bien public）可言。“祖国”只是一个可笑、空洞的词。[32]国民对公权力没有丝毫信任。所以，绝对王权看似强大，实则软弱无力。此外，举国之事皆靠国王下派的专员管理，这些人并不熟悉地方情况，势必导致治理不善。[33]最后，骄奢之风弥漫，举国上下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外省民众皆为满足宫廷的贪欲而日夜劳作。“宫廷成了国家的坟墓”。[34]财富都流入了巴黎，所有怀有野心抱负的人都投奔首都。外省必然贫瘠。达让松说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法国已从体态匀称的女人蜕变成一只大脑袋、细长腿的蜘蛛”。[35]将绝对君主治下的法国比作蜘蛛，在当时这是十分流行的说法。重农学派的米拉波侯爵后来也说过法国是个头大腿细的怪物，极容易中风。
《法国古今政体论》便是一剂治病的方子。达让松认为，罗马衰亡是因为王权绝对化而不受节制，法国若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建立一套能容纳民主的君主制。[36]所谓民主君主制，实际上是一套混合体制。他称之为“受君主制庇护的共和国”（républiques protégées par le Monarchie）。[37]《法国古今政体论》对这套制度作了完整的阐述。我们大致可以从原则目标、纵向改革与横向改革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解读。
从原则上来说，达让松将内政治理分为两类，分属两种不同性质的行政权管辖。其一是关系个别利益的地方问题，比如地方慈善、基础建设、慈善救济等。这些事务属“村镇权利”（droit de commune）的管辖范畴，[38]由民众官员（officier populaire）负责；[39]其二凡有关“公益”（bien commun，bien public）的事务，[40]则由国王官员（officier Royal）负责。[41]他们有权协助民众官员，管理地方政务，并负责监督如法令执行等问题，但不得介入司法事务。[42]“国王官员”即指治安财政督办官及其助理（subdélégues）。为了避免地方结党营私的现象，达让松规定督办官在每个省任期不得超过3年。[43]上述两种行政权相互配合。地方政府自行集会协商，处理市镇事务，享有一定独立性。[44]代表王权的国王官员负责普遍之法（les lois générales）的落实，协调地方之间的利益，避免冲突。[45]在达让松看来，这套新制度既保证了对王权的依赖，也确保了市镇一定程度的独立。民众官员与国王官员产生方式类同，先经民众或下级行政机构选举产生候选人名单，再由上级部门从中筛选任命。[46]所以，王国行政官员的产生是一个结合选举与任命的复杂过程。选举体现了民主与自由，而任命则确保了王权与秩序。除此之外，在达让松的设计中，选举与任命的结合也有预防腐败的功能。在他看来，若任由民众自行选举，势必出现权钱交易，唯有让选民不得知晓投票结果，且由上级部门掌握最终决策权，才有可能避免腐败。[47]
从纵向的角度来说，《法国古今政体论》构想了一套由省（département）、区（district）与市镇构成的三级行政体制。省设省三级会议，省三级会议闭会期间，由常设委员会负责相关事务。[48]在旧制度的语境下，département一词通原指由某位行政长官（如部长或是督办官）负责管辖的区域，往往包括多个外省，而在现代，它指的是一种行政区划。这层意义的转变大概最早出现在《法国古今政体论》中。[49]区设区议会，由村镇代表、区府行政官员、教区和大区（arrondissements）的行政官员组成，人数多于省三级会议成员。[50]市镇议会则由民众直选的官员组成。所有行政官员的产生都实行选举与任命双重机制。
各省设立省财政署，管理地方政府日常开销事务，唯有重大开销才需提交御前会议审批。[51]这与设立地方选举同样意在纠正绝对主义“一统到底”，而地方毫无参政热情的局面。从这一点来说，《法国古今政体论》的制度设计体现了一种地方分权的精神。但是，这一转变并不彻底，因为相对于下级行政部门而言，上级部门在官员任免等方面享有绝对权威，而代表最高权力的依旧是御前会议。所以，达让松尽管认可地方自由的价值，但并不觉得就可以完全放手不管。他始终坚信越自由，越容易腐败，也容易混乱。正是因为如此，保留绝对王权就显得很有必要。
达让松关于官员选举资格的分析，尤值得关注。首先，1784年版《法国古今政体论》提出，省三级会议的代表必须是大土地所有者，即将地产作为官员的被选举资格。[52]结合当时一些进步人士支持贵族经商的讨论，达让松此番观点容易被误解为一种体现了反对商业的封建保守立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泰森搜集的、在编号为Pensée 677的笔记中，达让松明确否认了世袭特权的政治功用，提出决定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不是出身与特权，而是人对社会的贡献。[53]所以，他将地产视为政治权利的基础，应在这一语境下进行解读。对他来说，地产实则有双重政治功能，首先，与其他财产一样，地产能尽可能使个人摆脱对他人的依附，保持独立；其次，与流动财产不同，地产能更紧密、更稳定地把个人与政治共同体结合起来，并使人的趋利之本性不至于损害社会的团结和政治的稳定。[54]实际上，这代表了由重商主义向农本主义转变的开始。[55]魁奈等人是这一思想的继承者，而米拉波侯爵在其《人类之友》所阐发的思想则直接得益于《法国古今政体论》。
从横向的角度来看，达让松意欲废除地方差异，建立一套统一的地方行政体制。他提出，必须按照一套“明确的方案”与“相关原则”，[56]进行全面彻底的行政改革。[57]所以，《法国古今政体论》的改革方案既不是只针对三级会议省或税区地区，而是要将省－区－市镇这套行政建制推及全国。这套主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众所周知，绝对王权的确立与稳固并未带来行政体制的统一化。18世纪的行政区划依旧十分复杂，督办官统领的34个财税区（généralité）因地方税务管理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级会议地区（pays d’état）、税区地区（pays d’élection）和课税地区（pays d’impositions）。13个高等法院辖区又同省辖区不完全重合，一座高等法院兼管数省的情况很普遍。这很容易造成司法权与行政管辖权上的摩擦。各类行政区划彼此重叠，类似中世纪的镶嵌画。新近研究表明，路易十四建立绝对王权，依靠的是通过利益分摊获取地方特权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大刀阔斧地革除地方特权。[58]在18世纪初反对绝对主义的语境中，地方特权常被视为地方自由的保障，如费奈隆、圣西蒙等人常以此为据，提议恢复地方三级会议。达让松尽管也珍视地方自由，但是他所倡议的地方自由是以统一的国家框架为前提的。
达让松的这套方案几乎可以看作是大革命创立的行政体制的雏形。1789年12月14日—22日，制宪议会颁布数部行政改革法令，确立了省－区－市镇三级行政机构。新体制的架构与《法国古今政体论》所述基本相同。此外，制宪议会关于“地方私务”（l’administration locale ou particulière）和“一般国家行政事务”（l’administration générale）的区分也继承了达让松关于“市镇权利”与“公益事务”的阐述，同样都是体现了内政治理的分工协作观念。再者，制宪议会将地方分权与国家统一融为一体，以地方行政体制的统一作为国家大一统的基础，这套思路与达让松的设想也基本一致。[59]用他的话说，这是在对中央的依赖中寻找“独立的空间”（une espèce d’indépendance）。[60]如果说，1789年改革是政治理性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体现，那么其源头便可以上溯到半个多世纪前的《法国古今政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