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起源争论到历史分析：欧美学界关于法国大革命恐怖研究述评[1]
法国大革命是划分新旧世界的分水岭，是要求以个人自由和政治平等原则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取代以等级和特权为根基的传统社会。这场社会与政治革命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激进化。“恐怖”（the Terror，la Terreur）就是诞生于这场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恐怖不仅关系到法国大革命最激进的阶段，而且与革命中发生的所有暴力现象密不可分。恐怖指的主要不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一种统治方式。有别于暴君的独裁统治，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是以主权为名来捍卫民主事业的武器。[2]
在众多至今依旧争执不休的革命议题中，恐怖研究向来都是一个热点问题，甚至可以被视为革命研究整体转向的界标之一。在过去的20年中，欧美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争论恐怖统治的起源转向从历史角度分析恐怖统治的具体实践。这一现象与恐怖研究中意识形态色彩的逐步淡化有关。学者更关注的不是大革命恐怖与现代政治暴力的关系，而是恐怖本身的历史与实践机制。
对大革命恐怖统治的反思由来已久，在恐怖统治结束时即已出现。始自1794年，相关反思一直存在着三种明显有别的立场。恐怖与屠杀必然会引发敌视革命的态度，因此，革命反对者将恐怖与大革命一并予以否定。这一点不难理解。至于革命支持者，则在对待恐怖问题的立场上分化为两个阵营，一部分人认为为了保住革命成果，恐怖统治是一种必要且必需的措施，尽管其后果委实令人难以接受；另一部分人既不肯定恐怖，也不承认恐怖的必要性，但是，他们认为恐怖是可以理解的，有其深层的历史根源。[3]
第一类论点可以回溯到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法国前耶稣会士巴吕埃尔（Augustin Barruel）。[4]他们认为大革命和恐怖皆起源于阴谋。这种观点在19世纪后半叶法国史家依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以及天主教信徒奥古斯都·科尚（Augustin Cochin）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阐释。[5]旨在复辟君主制的“法兰西行动”的成员皮埃尔·加克索特（Pierre Gaxotte）应该算是这种观点的最后一位支持者。[6]随着以贝当为首的维希政府的倒台，这种反革命的极右立场失去了吸引力。近期，学界对科尚思想的重新关注也仅仅是一种学术现象。[7]
相比之下，持有第二类观点的人要复杂得多。这派阵营中既有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意欲恢复议会君主制的自由派，也有19世纪70年代建立和拥戴第三共和国的民主派和激进派，还有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此外，也包括若干不太为人注意的王政派，比如19世纪中叶的普瓦松男爵（Siméon Jean Charles Poisson）。[8]这派观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环境论”，即认为恐怖是应对革命危机—贵族阴谋、战争、反革命—而采取的措施，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此种看法依据了“冲击－回应”的简单逻辑，否定了恐怖产生的必然性，割断了革命和恐怖之间的联系，因此也转移了恐怖的罪责。这派学者认为，需要为恐怖后果承担历史责任的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
第三类观点可称为“意识形态论”。持有这种看法的史家主要指20世纪70年代后，企图颠覆大革命经典解释的修正派学者，以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和基思·贝克（Keith Baker）为代表。[9]与上述极右派一样，意识形态评论者将革命和恐怖捆绑在一起，把恐怖的罪责完全推到革命身上。不同的是，这派人并不彻底否定革命的价值。“意识形态论”是一种观念论，坚持认为革命继承了它所反对的绝对主义王权的某些内在的根本要素。卢梭主义的影响对这一切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由此产生的1789年意识形态就已经蕴含了恐怖统治的基本逻辑。这是一种宿命论（le fatalisme historique），如果没有环境因素的推动，大革命也会走向恐怖。显然，这样的假设很难落实到经验研究。[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