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补充性解释维度的文化：新社会史下的劳工研究
社会史早在19、20世纪之交就被提了出来，只不过那时更多的是一种口号、一面旗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史才成为一项“国际性议程”（an international project）发展起来。社会史的兴起代表了研究范式的转型，影响深远。它不仅将那些被先前传统史学忽视的下层民众纳入研究议程之内，同时也将研究的横向幅度拓展到政治、军事以外的日常经历。新对象的产生以及新问题的提出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史料观念的拓展。诸如教区的登记册、税收花名册、人口统计、遗产登记、民歌等材料为史家探究过去社会的结构、体制以及普通人的生活经历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这些曾经被费弗尔（Lucien Febvre）称为“不成文的史料”（unwritten evidence）通常是由那些几乎不识字的普通百姓在与政府机关接触时“被迫”留下的一言半语、一个署名，或是一段证词。这类内容单薄的、叙述模式化的史料本质上不同于实证史学赖以构建政治史的官方档案，它们不能像处理政治事件那样进行逐一分析。因而使用这些史料就必然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的方式的出现：量化地处理（drawing on），而不是引用或引证（quoting from）。[22]因而，通过量化，史家将那些没有机会自述或自撰其生命与思想历程的人的证词“还原”为可资利用的文本。
此外，通过量化得来的数据和图表不仅是一种再现（represent）过去的视觉化的直观模式，[23]而且也是界定“科学性”的一种认识论标准。大量的数量和图表象征着精确度、可信性和专业化，使得史学文本更具科学性，这就像大量的引用和脚注确保其学术性的效果一样。科学性和专业性战胜了常识，这最终导致了那些理论贫乏、方法单一的传统叙述史学被归入了通俗作品或流行读物的行列。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终于实现了西米昂的预言，即历史学想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采纳真正的科学认识论的标准。[24]
同时，这种科学的认识论也创造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史常常被讥讽为“锅碗瓢盆史”。这一绰号恰恰指出了社会史的根本缺陷：如果仍旧像政治史那样也把既有的对象—比如人们的穿着、日常生活的用具—直接搬来研究的话，那么这种历史学只能是零碎、缺乏系统、理论贫乏的，而且也脱离不了叙述史的局限。的确，二战前的社会史基本上还是依赖于政治史的假设和方法论，并无多少创新。但是与此不同，20世纪60年代的新社会史家不仅从社会科学那里借来了方法，也借来了新的认识论。他们将“社会”视为一种有机和客观的结构，超越于社会成员和历史主体的直觉认知范围，但却是约束他们行动和思想的根本因素。社会结构在那些可以被计量的经济、人口模式、财产关系以及职业分层这些“硬性数据”（hard data）上留下了可直接触及的（palpable）痕迹（traces）。相反，那些作为这一潜在结构的表象（representation）的诸如文化水平、政治态度、读写能力的材料被视为“软性数据”（soft data），被划入文化史或思想史的行列。这本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差别，却导致了决定性的社会结构和被决定的思想文化范畴在本体论上的不同。下文将进一步分析这种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混淆的原因。
新社会史的信念和方法论主张影响了休厄尔的早期论著。根据政治运动的社会性维度来重新界定和审视马赛工人阶级在1848年以后激进政治行动的取向展现了这一时期劳工史试图超越仅限于关注制度和工人领袖思想局限性的努力。这其实也说明政治议题从未淡出过社会史的视野，但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整合政治叙述和社会叙述，如何从社会的角度出发重新审思政治的变迁。[25]支配传统劳工史研究的“资本主义兴起”的模式认为资本主义兴起带来了工厂生产的普遍化，导致了无产阶级的产生，并最终引发了激进的工人运动。但是当新社会史分析了更丰富的社会维度后，这一理论模式的经验基础受到了挑战，因为一个“工人阶级”的范畴与其说解释了工人运动的主体，不如说掩盖了更复杂的事实。很明显，不同的马赛工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
休厄尔根据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提出的“不平衡”模式[26]对连续性进行了切割。他区分了不同层次的历史事实，对隐藏在“资本主义兴起”假设中的均质演进公设—在这一公设看来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所有社会因素整齐划一的演进—提出了质疑。这意味着事件不再只具有单一的节奏，不再只是周期性的波动或是神秘性的突发，而是一种可以进行衡量和比较的，并且具有多重差异的演进节奏。休厄尔研究的出发点便是“资本主义兴起”模式未加反思的基本概念：工人阶级。
表1 马赛地区主要行业的统计与分类[27]
续表
休厄尔对婚姻登记和人口财产等新材料进行了统计分析，制定了“排外性”这一“内部标准”，马赛的工人被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排外性的技术行业（exclusive skilled trade），另一类是开放性的技术行业（open skilled trade）以及其他非技术行业。马赛地区的外来人口很多，这一标准的区分度因此显得很高。19世纪前半叶马赛跃居世界第五大港口。经济的繁荣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来自小城镇和偏远地区。1821年到1851年这30年间马赛的移民人口为86545，占人口增加总数的97％。在1846年的一次人口统计中马赛地区有59％的成年男性和55％的成年女性是移民人口。[28]经济的扩张和人口的流动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膨胀和不稳定。但是像航运业这些排外性的技术行业却一直严格地维持着“子承父业”的组织形式，比较成功地抵制外来工人的入侵。在这一类行业中只有20％左右的工人是来自外地的。而资本家的行业组织却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组织能力（参见表2）。这就是马赛劳工世界的特点。
表2 排外性：资本家、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
对于休厄尔所关注的工人政治性问题而言，区分排外性和开放性的意义更彰显于根据1848—1851年间镇压民众起义的官方材料所做出的统计结果当中。（参见表3）
表3 激进分子的行业属性（1848—1851）[29]
表3说明在数次激进政治运动中开放性技术行业的参与者是排外性行业的三倍，同时也远远超出其他行业的工人人数。因此开放性技术行业和激进的政治行动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量化的方法将蕴含在新材料中的那些零星琐碎，但却是同质的事实组建成均匀的、可进行比较的单位元素。当这些元素被安排进图表的适当位置时，它们之间的关联—这一关联既可以是因果性的，也可以是某种根据同质性或异质性现象进行区分的分类—就“自然”显现出来了。[30]通过综合上述图表，不难发现工人行业的开放性与他们的政治激进性之间有着某种关系。这说明量化的方法是再现过去的一种全新文本化模式，由此历史的叙述变成了一种可见性的显现，而不只是文字带来的印象主义。此外，量化方法也是新社会史家得以成功战胜传统史学的重要武器，因为行业开放性和政治激进性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兴起模式”中是看不到的。新社会史家通过“移植”量化的方法而获得了这种方法论本身所“附带的”科学性，而科学的新社会史反过来印证了传统史学的不科学性。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孟德斯鸠效应”（Montesquieu effect）。[31]
“资本主义兴起”模式的主要问题就是把“工人”看成是同质性的群体，而工人的政治意识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兴起带来的普遍的无产阶级化的结果。通过计量，休厄尔将“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这些总体性概念拆解成多层次、多个次级系统的研究单位。由此便可以对这些素材的内部关联提出看法和假设。因此通过对“工人”这一范畴内在差异以及对1848—1851年间民主社会运动参与者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以后，他发现社会经济变迁首先影响了开放行业中的工人，这些最先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人，也是激进政治运动的主要参与者。[32]
量化的方法论成功地将一个总体性的叙述对象拆解成由多个部分组成的复杂体系，根据现象的各层次或各局部之间的关系—在量化的研究中，这些关系似乎常常能自动地从表格或曲线中浮现出来—我们事实上发现了不同的时间适应模式和不同的历史节奏。这其实就是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时间的多重节奏。
但是开放技术行业工人为什么更激进呢？休厄尔转而诉诸“文化”这一传统解释维度。十分有意思的是，文化的解释效力也是通过量化来证实的。
表4 1848年6月和1851年12月政治活跃者的职业和出生地[33]
对1848年6月和1851年12月政治运动的参加人数的统计（参见表4）说明几乎所有行业中那些外来工人都更容易参加政治运动。[34]同时开放行业中的本地人也远比那些排外行业中的本地人更为激进。因此在开放性技术行业中，无论是外来工人还是本地工人都要比其他同类工人更激进。休厄尔据此得出结论：开放性的技术行业并不是一群外来工人和本地工人的混杂，而是一个社会文化单位（social and cultural unit），其文化特性在不同程度上为本地工人和外来工人所共享。[35]
休厄尔认为开放性技术行业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一样，新政治文化的传播也不是一个稳定且线性的过程。在开放性的技术行业中，市场的扩大、人口的流动带来了传统文化模式的消退，这为新政治文化的进入“腾出”了空间。此外，流行于19世纪中期的社会主义模式虽然带有革命性，本质上却是一种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城市技工文化世俗化的再现和延续，都以生产者的合作观念（the idea of producers’ co-operative）为基础。因此，相比无产者和非技术行业的工人而言，社会主义的观念模式对技术工人有更大的亲和力。对于排外性行业而言，严格的组织模式保证了他们的优势地位，而经济的扩张和人口的流动促生了不安全感。他们对现行的各种改革观念十分敏感，而且常常持有怀疑态度。在一个变迁的环境下优势地位导致的保守心态变得越发固守。而严格的招工模式使得这一类行业隔绝于外在的社会变迁，对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有一定的“免疫力”。[36]
这一解释逻辑说明了以下两点：首先，通过量化方法，“价值”“观念”和“传统”这些文化维度本质上具有了与物质因素一样的同质性，而文化的解释由此变成一种同质化的假设：社会史的逻辑是同样的社会背景应该表现出类似的政治行为。当这一逻辑受到经验研究挑战时，文化的概念作为补充性的解释维度就产生了。文化史便认为只要共享了同一种文化，纵然社会背景有别，主体还是能表现出同样的政治态度的。[37]因而，文化一开始就没有摆脱社会史的基本假设，本质上是一种“物化”的因素，就像那些社会史家对“阶级”或“社会共同体”所作的自然化和同质化的处理一样。在休厄尔的研究中，当同质性的社会因素不能解决异质性的行为时，文化作为一个补充性的因素被带入进来，因为他发现了这是那群人唯一共享的同质性。“文化”是一个能够提供解释的，而不是有待反思的整合性的因素。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中，这一假设仍旧存在。
其次，在休厄尔的早期研究中，文化这一范畴的重要性不是在它本身，而是因为它关系到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即“工人阶级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休厄尔认为工人阶级的研究者应该是一名“业余的人类学家”（amateur anthropologists），这样才能重构工人阶级的大众文化。文化变迁是系统变迁的一部分，无论它发生在何时何处，都必将会影响到系统的其他部分。[38]这说明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正如钱德拉·玛克赫吉（Chandra Mukerji）和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hudson）在评价20世纪60年代大众文化的研究时所说，这一领域的史家与其说是在寻找一种业已为人遗忘的文化形式—比如嘉年华（the Carnival），还不如说他们更加关心这些文化和态度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意义，即与“现代化”的关系。[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