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的一种形象：一个“圈外人”提供的视角[1]
彼得·伯克是著名的文化史家，现任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1978年凭《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一书树立了在国际史学界的地位。《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也成为文化史研究的经典之作。除此之外，伯克也是英国学界中少数关注史学理论以及史学动态的学者。这本《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下简称《史学革命》）正是他三十年来关注年鉴学派的结晶之作。
伯克自称属于那些长期以来关注年鉴学派发展的“圈外人”。在1999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我对年鉴派史学的发现—那是1960年前后，我还是牛津的一个学生—像是受到神启一样。”[2]20世纪70年代，他向英国学界引介年鉴学派，主编过一本费弗尔的文集《一种新史学：吕西安·费弗尔文集》。[3]《史学革命》是伯克为庆贺《年鉴》杂志创刊60周年推出的一部概要性著作。他一方面按照时间线索，以正统的“三代论”陈述了年鉴的演进历程，从布洛赫和费弗尔的初创，历经布罗代尔的时代，到“多中心”或是“没有中心”的第三代人，同时也论及像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雅克·雷维尔（Jacques Revel）这批第四代史家。另一方面，他围绕年鉴学派的代表著作，分析每一代的特点，并评估它们在历史编纂史上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么一组专著，从长远来看（对专业人士及普通大众）产生了最强有力的影响”。[4]在本书的最后，伯克简单地描绘了年鉴对其他国家和其他学科所产生的影响，并对其得失作了简单的评价。
此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晰，也充分体现了伯克长于叙述的风格，评价公允，传达了对年鉴学派自创立以来得失功过的同情的理解。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曾这样评价伯克的文风：“清晰流畅，又有塔西托似的简洁明快。关于主题的一切都被讲到了，却难得花几分钟的时间。”[5]这个评价用于此书再恰当不过了。书后附有近四百种年鉴学派的著作，便于读者进一步深入研读。伯克特别注意到年鉴学派影响对法国汉学的影响，像早年布洛赫同事葛兰言也深受涂尔干创办的杂志《社会学年鉴》的影响，后期谢和耐的研究也恰和年鉴本身的“从酒窖上升到阁楼”转向契合。这在其他相关有关年鉴学派的史学史论著中，不太多见。
年鉴学派的发展可看成是20世纪西方史学演进的一个缩影。处理这样一个对象，疏漏在所难免。比如伯克似乎低估了年鉴学派对美国史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20世纪中叶成长起来的美国史家而言，不容小觑。大约在60年代以后，年鉴学派的影响开始传到美国。这其中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是年鉴学派在战后受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与美国学界本就往来密切，其次1968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启动学者交流计划后，跨洋交流变得更频繁。后来的一些文化史大家，比如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罗伯特·达恩顿，或多或少得益于这样的环境。不过，某些偶然性的接触发生得更早。威廉·麦克尼尔在《神话般的历史》回忆道，早在1939年，他已经接触到布洛赫的研究，并为其折服。[6]
从《史学革命》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了，在这段时间大量的年鉴学派的著作在大陆都有了汉译本。其中包括费弗尔的《莱茵河》（许明龙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布洛赫的一系列作品如《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法国农村史》（余中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封建社会》（张绪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法兰西的特性》（顾良，张泽乾译，商务印书馆，1994—1997）、《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2003年）及其与拉布鲁斯·欧内斯特主编的《法国的经济与社会史：50年代至今》（谢荣康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杨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勒高夫的《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和《圣路易》（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以及米歇尔·伏维尔的《死亡文化史》（高凌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等等。除此之外，关于年鉴最新进展的专论文章也出现在各种刊物上。可以肯定，经过这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对这一学派的了解加深了不少。所以今天似乎没有必要从内容上对伯克的这本小册子逐一加以点评。相反，如果能结合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年鉴史学的反思及批判这一学术背景，那么在阅读伯克的书时，会有更多发现。而译者在该书的译序中对几个文本的分析或许也是立足于同样的出发点。
一般来说，70年代“新史学”展开了对年鉴史学的反思和批判，以弗雷的《超越年鉴学派》和斯通的《叙述的回归：一种新的老史学的复兴》为代表。总体来说，这两篇文章的风格平实，相比弗雷来说斯通似乎更为乐观，在他看来，虽然“（我们）无法宣布分析、结构及量化历史的死讯”，[7]但是，这种为社会科学话语所压抑的“叙述”的方式总有胜利的希望。
到了80年代，虽然以“叙述”为风格的各类史著不断涌现，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新史家的批判也不断继续。他们的批判集中在文化史和心态史的两种写作方式上，即“叙述的”和“社会科学化的”。虽然其出发点与斯通的文章很接近，但是立场更为激进，力度更为猛烈。其中，达恩顿和夏蒂埃很有代表性。尽管此二人关于如何研究文化史，如何与人类学对话，笔战不休，但有一个共同的立场，都认为年鉴学派对文化和心态的处理，与早年社会经济史学没有本质区别，都有一种还原论或化约论的倾向。以夏蒂埃为例，在《思想史还是社会文化史？法国的轨迹》（1982年版）一文中，他反思了从布洛赫和费弗尔以降年鉴学派文化史的写作，认为他们的写作中隐藏着一种个体“宿命论”，而随着年鉴学派的发展，这一“宿命论”后来又为社会科学的诸种假设和方法所强化，比如合作化的研究以及序列史学的创设。所以，在他看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科学不仅提供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而且也提供了一种整体的意识形态。[8]
不过，夏蒂埃的批评还仅限于学理上，与另两本论著相比，要温和许多。埃韦尔·库尔托－贝加里和弗朗索瓦·多斯对年鉴学派的攻击可谓毫不留情。[9]库尔托－贝加里是一位政治右派，他对年鉴学派的不满有政治原因，他认为年鉴学派始终没有历史批判意识，因为他们自身奉行一套信仰体系，而主导这套信仰体系的是那些只允许有“崇拜”和“胜利主义”的官僚式的赞助人。他认为，年鉴学派的胜利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学术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因为他们把持了学术权力，并和媒体结成了“邪恶的同盟”。这也正是多斯研究的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分析1968年以来年鉴学派和媒体的关系。在《破碎的历史》中，多斯从一种激进左派的立场，批判年鉴学派，着力最多的是年鉴学派的“政治性缺失”。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年鉴学派很少关注历史上的权力问题和统治问题。多斯认为这与年鉴学派的政治立场有关，他们不关心政治，最终也没能形成一种解释变迁的历史理论，仅仅是被一种对前现代的怀旧情绪推动着。在多斯看来，年鉴学派最终也没能实现整体史的宏愿，历史变成了碎化的历史。
批判浪潮愈演愈烈，到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1988年，第43期《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的编辑部文章，说道：“今天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先前一切主流的范式，从结构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都已衰落，因此“我们”需要寻求新的方法，寻找新的同盟。1989年，第44期《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发表了专刊，组织了9篇理论文章，其中包括夏蒂埃的《作为表象的世界》、罗伯特·博瓦耶对《经济和历史：迈向新的结盟？》、帕特里克·弗里德森的《组织：一个新对象》等重量级学者的文章，此刊以《让我们继续探索》这篇编辑部文章作为总结。1994年《年鉴》杂志编辑部重组，杂志更名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10]
总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对“年鉴范式”展开了全方位的反思与重估。这一反思的趋势，同时也伴随着对历史学科中盛行了半个多世界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全面回顾。这是《史学革命》问世的背景。但事实上，我们很难在此书中找到与之相关的痕迹。尽管伯克也略提及了某些批评，但是他总体上展现的是一副整合的而不是破碎的，是统一在同一旗帜下而非硝烟四起的年鉴学派的形象。我们更体会不到所谓“年鉴学派范式式微”的危机感。[11]作为“30年来一直追随其（年鉴学派）发展的同路人”，伯克不可能不清楚这些批评。事实上，在其他著作中，他对某些批评已做了回应。比如有学者指出，布洛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年鉴范式，尤其是对结构化视角和整体史已有反思，并与费弗尔产生了分歧。[12]伯克在马克·布洛赫的名著《历史学家的技艺》英译本前言中做了回应，他认为不存在所谓布洛赫晚年背离年鉴学派的情况。[13]另一方面，要说伯克忽视学术中的权力斗争—而这常常是那些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的出发点—也是不合情的，因为在本书导言中他说得很清楚：“尽管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两人都是令人生畏的学术政客，但是，接下来的部分基本上不会谈到运动的这一侧面……我也多少带着遗憾，抵制了撰写布勒瓦·拉斯派尔街54号……的民族志研究的诱惑。”[14]所以，很有可能伯克有意远离了这些批评，他既不谈社会科学范式的变化，也不讨论布罗代尔去世后年鉴学派是否失去了认同，更不讨论年鉴学派的政治立场，他仅仅是要“向英语世界解释法国的东西，给后辈解释20世纪20年代，给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等解释历史学家的实践”，他的“叙述本身使用历史的方式来组织，并试图结合编年的体例与主题的体例”。他自己谦虚地说：“剑桥和巴黎的距离，还是远到了足以（由我来）撰写一本评价年鉴派成就的书。”[15]
不过，事后来看，伯克的选择自有其合理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史取代了社会史，试图确立一种脱离社会而自足的文化研究范式。1989年，亨特在《新文化史》中举起了“新文化史”的大旗，她呼吁：“以文化模式来作研究的历史学家，不应该由于理论的多样性而感到沮丧，因为我们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其他的人文科学（尤其包括文学研究，亦包括人类学和社会学）会重新发现我们。……不久会有一天，另一位卡尔将宣称，历史研究越倾向于文化，文化研究越历史化，对两者越有利。”[16]看来，以一种人类学式的文化史—解读“文本”、探询行动背后的意义—将会取代主唱社会化约论的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史学而成为主流的。一时间，“……的文化”成为最流行的标题，而林林总总的文化史成为坊间热销的史学读物。但是，新文化史又走了多远呢？先前“碎化的”弊病没有根治，而“文化的转向”是否彻底扭转了“化约论”的解释呢？
1995年，史学界出现了对“文化转向”的反思。贝尔纳·勒佩蒂主编的《经验的多种形式：另一种社会史》[17]可视为历经文化冲击后社会史再生的标志。勒佩蒂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史取向，这一取向拒绝了任何外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重新关注主体的实践和选择、个体的自由与能动性。在这样一种主体视角下，社会被视为由规则和惯习构成，而这种规则和惯习是以暂时性的共识为基础，并处在不断协商之中的。这种社会史有以下两个特征：首先，强调内生性因素的作用，社会史所分析的范畴、认同和意义内在于自发的社会能动者的行为之中；其次，以某种形式的实用主义或实践理性为基础，行动者的“理性”被视为此时刻的理性，勒佩蒂称之为“符合当前情境的充分性”（une adéquation à la situation present）。通过恢复实践理性，这种“新社会史”的目的在于将人的主体性从文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就连新文化史的旗手亨特也很快改变了对文化史的态度。《超越文化转向：社会和文化研究的新方向》成为又一次“超越”。[18]文集的第一部分是方法论和理论反思。威廉·休厄尔的文章批评了“文化”概念的模糊性。理查德·比尔基纳在《新文化史转向后的方法和隐喻》中反思了新文化史方法论的困境。他指出，新文化史家“循着社会史家的脚步建立了解释，这些解释又都建立在一种‘真实’并无法化约的历史根基之上，尽管这个立足点现在是文化的和语言学的，而非（或者说也没有什么两样）社会的和经济的”。[19]这一点极富洞见，新文化史以“文化的”取代了“社会的”（或“经济的”），而操作着同样一种化约论的解释，但是所发现的只是一种与实际相去甚远而无法回归的“社会”。比尔基纳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着另一次的文化转向，现今的史学研究不应只分析实践的表象（representation），而应将焦点更直接地集中在实际的运用上。这恰回应了夏蒂埃在《作为表象的世界》中提出的主张，而与勒佩蒂的立场也十分接近。
可见，文化转向试图超越社会与经济的决定论，但是矫枉过正，最终还是陷入了还原论。文化因素取代了社会和经济原因，成为无所不包的“根本原因”。其实，在《新文化史》出版后不久，亨特的立场就发生了改变。1994年，她在和乔伊斯·阿普尔比、玛格利特·雅各布合著的《历史的真相》一书中，反思了文化史的碎化、无所不包的诸多弊病。三位作者认为从“解释”到“深描”，文化史本应挑战唯物主义化约论，结果却变成了挑战因果性的解释方式了。文化史的研究与相对论、怀疑论交织在了一起。[20]
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史学演变并没有实现亨特在《新文化史》导言中的主张。文化史非但没有取代社会史，反而与社会史融合，形成了一种夏蒂埃所说的“文化取向的社会史”。学者更关注的不是文化意义，不是符号图式，而是人在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下的实践。再者，社会理论也没有被打入冷宫。相反，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史家不是简单地从社会科学的“工具库”中寻找合适的工具，而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研究从理论上反思社会科学的概念与假设，重新阐述社会的构成与实践的性质。此外，90年代以后的史家也不像先前那么热衷于将语言、行动视为有待阐释的文本，而是重新关注主体性，关注人的行动，尤其是关注底层的社会史。
这些变化，不禁让人想起伯克在《法国史学革命》一书的前言中所说的“周期过程”，即“今日的造反者转向为明日的当权派，并转而成为造反的对象”。[21]当然，很多变化不是当事人所能预见的。但是，过于激进地抛弃“昨日之我”，过于彻底地超越既定范式，往往并不合适。事实证明，伯克在陈述年鉴学派发展历程中所采取的温和立场，反而显得更加明智。
刘永华的译本，距原书出版，已有十余年。而年鉴学派一直是西方历史编纂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所以，或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这些年出版的几本有代表性的著作。[22]
在该书导言中，伯克谦虚地说道：“本书只能勉强算是思想史的研究。它并不奢望成为研究年鉴运动的权威的学术论著，……（因为）这样一种研究必须挖掘我没能看到的材料（像是马克·布洛赫的手稿，或是费弗尔与布罗代尔的未刊信件）。”这正是该书的缺陷。而意大利学者朱丽亚娜·格梅丽的新作《费迪南德·布罗代尔》弥补了这个不足。此书出版于1990年，1995年被译成法语，以纪念布罗代尔去世十周年。[23]此书的特色在于德梅丽使用了两套重要档案。其一是布罗代尔的个人档案，包括他未曾发表的手稿、主要著作的修订稿、往来书信等。其二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协助法国人文社会学界重建发展的相关材料。[24]根据这些材料，格梅丽不仅重建了法国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在战后的发展历程，而且详细回顾了布罗代尔于狱中撰写《地中海》的经过，她认为布罗代尔著名的三段论的时间观深受自德国地理学的影响。[25]
1991年，布赖斯·莱昂和玛丽·莱昂编辑出版了《年鉴史学的诞生：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与亨利·皮耶尔的通信（1921—1935）。[26]布赖斯·莱昂是中世纪经济和法律史的专家，也曾是布洛赫《法国农业史》1966年英译本前言的作者。这本书信集收集了信件共85封，其中费弗尔与皮耶尔的通信有51封，布洛赫与皮耶尔的通信有34封。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编者没有收入皮耶尔的回信。这些信件展现了年鉴学派早期艰难的创业史以及费弗尔对德国的仇恨心理。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正是通过皮耶尔，德国的历史主义的思想才得以影响年鉴学派。这也正是莱昂一直以来的观点。这些通信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费弗尔早在1924年到1927年间，就已开始构思关于拉伯雷的研究了。
另一部值得关注的研究是菲利普·卡拉尔的《新史学的诗学：从布罗代尔到夏蒂埃的法国诗学的话语》。[27]这部史学史的写法与众不同。卡拉尔从叙述理论、阐述理论以及修辞学和文体风格的文学批评视角入手分析了年鉴新史学的历史编纂学特征，包括叙述人称、书名风格、引文等诸多方面的变化，饶有趣味地展现了新史学文学理论上的“新颖”之处。此外，卡拉尔更多地关注以夏蒂埃为首的年鉴第三代人，这方面可以弥补伯克一书的不足之处。
【注释】
[1]本文评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2期。文字和注释有调整，并修正了注释与翻译上的错误。
[2]玛丽亚·露西娅·帕垃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7页。
[3]Lucien Febvre，A New Kind of History：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edited by Peter Burke，translated by K.Folca，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3.
[4]彼得·伯克著：《法国史学革命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导论，第4页。
[5]玛丽亚·露西娅·帕垃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157页。
[6]William H.McNeill，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7]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Past and Present，No.85（Nov.，1979），pp.3-24。中文由古伟瀛翻译，刊登在《新史学》，第4辑（新文化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8-28页。
[8]Rog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The French Trajectories，”In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D.LaCapra and S.Kaplan ed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pp.13-46.中译参见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等，《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与新视角》，王加丰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9]Hervé Coutau-Bégarie，Le Phénomène ‘nouvelle histoire’，Paris：Economica，1989；François Doss，L’ histoire en miettes：Des“Annales”à la“nouvelle histoire”，Paris：La Découverte，1987.中译本参见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这些文章的英译均可参见Jacques Revel ＆ Lynn Hunt，eds.，Histories：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and others，New York：New Press，1995。
[11]Lynn Hunt，“French Histor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nnales Paradigm，”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21，No.2，Twentieth Anniversary Issue（Apr.，1986），pp.209-224.
[12]如Bryce Lyon，“Marc Bloch：Did He Repudiate Annales History？，”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Vol.11（1985），pp.181-191.
[13]Marc Bloch，The Historian’s Craft，Manchester：Ma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中译本参见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14]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学派，1929—1989》，第4页。
[15]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学派，1929—1989》，第3-4页。
[16]Lynn Hunt，“Introduction，”in Lynn Hunt 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22
[17]Bernard Lepetit ed.，Les Formes de l’expérience：Une autre histoire sociale，Paris：Albin Michel，1995.
[18]Victoria E.Bonnell ＆ Lynn Hunt 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19]Richard Biernacki，“Method and M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in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p.62.
[20]林·亨特、乔伊斯·阿普尔比、玛格利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21]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学派，1929—1989》，第3页。
[22]在本书评发表后（2006），西方学界有关年鉴学派研究的代表研究可参考：André Burguière，The Annales school：an Intellectual Histor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ne Marie Todd；foreword by Timothy Tacket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Joseph Tendler，Opponents of the Annales School，NY：Palgrave Macmillan，2013.Peter Schöttler，Die“Annales”-Historiker und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Tübingen：Mohr Siebeck，2015.布洛赫与费弗尔的通信集也值得关注：Marc Bloch，Lucien Febvre et les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correspondence，édition établie，présentée et annotée par Bertrand Müller，3 tomes，Paris：Fayard，1994-2003.
[23]Giuliana Demelli，Fernand Braudel e l’Europa universale，prefazione di Maurice Aymard，Venezia：Marsilio，1990；Giuliana Demelli，Fernand Braudel，translated form Italian to French by Brigitte Pasquett ＆Béatriz Propetto Marzi，Paris：Odile Jacob，1995.
[24]关于这个主题，朱丽亚娜·格梅丽另有专著，参见Giuliana Gemelli，From Imitation to Competitive-Cooperation：Ford Foundation and Management Education in Western Europe（1950s-1970s），2 vols，Florence：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1997；Giuliana Gemelli ed.，The Ford Foundation and Europe，1950’s-1970’s：Cross-Fertilization of Learning in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Brussels：European Interuniversity Press，1998.朱丽亚娜·格梅丽：“美国金辉和布罗代尔研究机构的构建，”钱金飞译，《新史学》，第2辑（布罗代尔的遗产），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20—143页。
[25]此书的书评可见赖建诚：“评Giuliana Demelli，Fernand Braudel Pierre Daix，Braudel”，《新史学》（台湾）第9卷第1期。
[26]The Birth of Annales History：The Letters of Lucien Febvre and Marc Bloch to Henri Pirenne，1921-1935，edited by Bryce and Mary Lyon，Brussels：Commission Royale d’Hisotire，1991.
[27]Philippe Carrard，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French Historical Discourse from Braudel to Chartier，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of Press，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