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向
2007年出版的《自然权利的恐怖：共和主义、自然崇拜与法国大革命》代表了第一种研究取向。[44]该书获得2009年奥斯卡·肯舒尔奖（Oscar Kenshur Book Prize）。作者丹·埃德尔斯坦（Dan Edelstein）于2006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在《自然权利的恐怖》中，埃德尔斯坦试图证明，在18世纪的法国语境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自然权利理论最终将自然与国家等而视之，自然法超越了实在法（positive law），变成了一种自足的存在。其结果便衍生出恐怖实践的基本逻辑：上断头台的人便是国家的敌人，也是整个公民社会的敌人。通过这个逻辑，埃德尔斯坦不仅说明了死刑在革命初期因违反人道主义而遭废除，而后又逐步恢复的现象，而且也解释了国王受审、1793年3月19日颁布的处决一切法外之徒法令、1793年宪法的悬停、革命政府的成立等一系列事件。他认为，在强大的自然法的推动下，宪政秩序的停止也伴随着寻找黄金时代和渴求美好未来的愿望。[45]埃德尔斯坦力图通过思想观念的分析，解释革命的各个阶段和各类事件，所以不仅有曲解事实的嫌疑，[46]而且将革命政府、恐怖统治与战时的临时措施混为一谈。按照他的说法，1793年以后，法国革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带有恐怖性质。
第二类研究取向从人类学中借用阐释和深描的方法，采取主体行动者的视角，从局内人的角度来透析恐怖的特殊性。这与之前的社会史、体制史以及政治史的区别很大。这类研究相对比较丰富。
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类似的研究取向已初现端倪。奥利弗·布朗（Olivier Blanc）从法国国家档案馆标号为“W”的档案盒中选出了175封通信，编辑出版《绝笔信：1793—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监狱与囚犯》一书。布朗宣称：“要听听这些阶下囚自己说的话。”[47]为该书撰写前言的革命史权威伏维尔认为，对大革命恐怖研究来说，这种做法具有范式转型的意义。2004年，马伽里·马莱（Magali Mallet）以类似的主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书信与监禁：共和二年阶下囚的未刊手稿研究》。[48]他不仅尝试再现这些政治犯的主观感受与日常生活，也分析了书信这种方式所承载的文本互动功能。这与本·卡夫卡（Ben Kafka）针对救国委员会的文书档案管理技术所做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处。[49]2008年，马莱整理出版了255封狱犯的通信手稿，并给予注释。这部材料集取名为《我本性善……》。[50]马莱对这些人的爱恨情仇、忏悔与希望作了生动的描述，但是他过于共情，似乎忘记了历史学家应有的身份，不少论断有失公允。[51]
再现不等于不带批判地重现。对主体情感的考察既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描述个体感受，也有别于罗什对梅内特拉（Jacques-Louis Ménétra）和路易·西蒙（Louis Simon）等人内心世界的解读。[52]这类研究需要凸显出恐怖统治时期独特的情感氛围，分析“在例外状态开启后，一种特殊的强烈情感突然降临，并被引入恐怖政治中”的过程。[53]这正是瓦尼克（Sophie Wahnich）、吉约穆（Jacques Guilhaumou）、德巴克等人的研究宗旨。他们并不是要从文本、行动和场景中还原出一个确切的客观真相，而是利用“深描”，重构那个特殊的情感政治空间，带领我们理解恐怖统治的实践方式。迪皮伊（Roger Dupuy）指出，“恐怖的深层本质是在具有崇高性的人民政治中，一种既作为防御手段，又作为惩罚手段的暴力……加诸政治精英头上的一种具有崇高尊严的全新原则”。[54]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政治表现为通过各种手段和修辞（美德、荣耀、友爱、子爱、母爱、节制、热情、哀思、同情、畏惧、复仇），来编织、疏导、调动和抑制情感，以此来传达政治理念。恐怖统治以捍卫革命事业和人民主权为名停止了宪政秩序后所产生的“例外状态”，既要打压共和国的敌人，也是一种脱离自身恐惧、呼唤救赎的方式。[55]艾尔蒙－贝洛（Rita Hermon-Belot）认为“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承担了传达（traduites）人民情感的作用”。[56]给恐怖统治冠以人民之名，故此，情感政治具有与主权一样的至高权威。恐怖实践—法律的制定、场景的设计、话语的编织、文化符号的组合—便能将历史的悲情、重生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召唤融合在一起，兼具调动激情和抚慰恐惧的双重功能。这便是圣茹斯特所谓的超越历史议程的自我再现。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瓦尼克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大革命情感政治的研究。[57]她的新作即以此为主题。[58]此前的恐怖研究多着重分析革命话语与言辞如何逐步推动革命政治朝着更激进的方向发展。瓦尼克将这类研究称为“叙述的布局”（un économie narrative）。在她看来，这类研究无法回答以下问题：为何革命者要以将恐怖统治提上日程的方式，来克服对敌人和危难的恐惧。[59]瓦尼克借由对革命情绪的精致分析，提出了“情感的布局”（un économie emotion）一说，认为恐怖统治是一种具有祭奠作用的“政治”机制，同时融合了复仇、恐惧和神圣的多重情感。瓦尼克使用的“政治”概念内涵复杂，指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与“社会”“经济”并列的那个范畴，而是一种整合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从这个角度来说，恐怖统治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回应危机的手段，也不是葛尼菲所谓的“政治手段”，而是具有了整合和重塑社会的建构力量。“祖国在危机中”“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话语不仅是动员的号令，也代表了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所谓的“阈限”。[60]在瓦尼克看来，一再出现的危机言辞就代表了这种临界状态。与此同时，这类言辞及其被调动起来的情感也产生了一种神圣感。祖国是神圣的，人民的权利也是神圣的，而“救国”这样一种使命也让革命者自身具有了神圣性。神圣与危难并存，这同时也是一种并接危机与重生的方式。[61]因此，恐怖具有一种“创生的推动力”（la poussée de vie créatrice）。瓦尼克的研究取众家之长，其使用的“政治”概念取自埃文思－普里查（E.E.Evans-Pritchard）的《努尔人》，暴力神圣性的分析深受吉拉尔（René Girard）《暴力与神圣》的启发，恐怖受难者的分析受阿甘本《例外状态》的影响。[62]
在瓦尼克的分析中，恐怖统治融合了危机感和神圣性。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或许就是马拉之死这一事件。受到身体史研究的启发，马拉的身体与葬礼近期成为革命史研究的热点。[63]吉约穆试图解释马拉之死所产生的恐怖情感、马拉尸体的神圣化、恐怖与复仇赎罪之间的转化等问题。[64]1793年8月18日举行的马拉葬礼被看成是一场献祭仪式，是生与死、肉身与不朽的转折点，是一幕具有强大召唤力的神圣悲剧：“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行动起来，团结在议会周围，谁也不要离去，革除（destitué）所有的贵族。”（埃贝尔语）[65]马拉之死也是德巴克分析的对象。不过，与吉约穆的关注点不同，德巴克聚焦于马拉的身体。[66]那具半遮半盖的尸体陈列在科德利埃教堂，身边放着血染的毛巾，头上戴着橡树叶的头冠。腐烂的伤口和马拉那久治不愈的皮肤溃烂毫不遮掩地暴露在人们眼前。受伤的身体就是控诉反革命的罪证。根据德巴克的研究，1792年8月10日革命后直到1794年的夏天，类似的仪式很多，这是恐怖统治必要的构成要素。[67]伤残的身体既展现了受难者的惨痛，又揭发了敌人的罪行，召唤共和革命者的复仇：“每天我们都在见证痛苦……每天我们见到的伤残都展现在我们眼前。”（1793年6月6日博蒂耶发言）这些罪证不断“滋养”共和二年的激进政治话语，同时也构成了革命者解读周遭世界的经验“透镜”。恐怖既是一种发号施令的专断政治力量，也是一种不断重塑日常生活经验的情感力量。[68]
除此之外，剧场与音乐也是这个全面政治化的特殊时期的构成部分，也塑造了受难共和国的形象。因此，声响也是一种动员情感的政治手段。[69]根据已故大革命音乐史家巴特莱特（M.Elizabeth C.Bartlet）的研究，巴黎舞台剧的全面变革始于1792年，这正好应和了革命的激进化。1792年之后出现的戏剧大多是颂扬英雄主义与共和精神的。但与德巴克和吉约穆所分析的身体仪式不同，舞台上的革命英雄是不具名的、没有“面孔”的人。他们被称为“爱国者”“人民的代表”“勇敢的轻骑兵”。此外，自杀殉国也是常见的主题。剧作家通过一种毫不掩饰的时代错置的方式，将古典和当代拼接在一起。时空错乱反倒是体现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性。[70]尽管巴特勒的研究很扎实，但是她基本把音乐当作一个反映政治变动的消极角色。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卡斯塔内（Pierre-Albert Castanet）对革命单簧管的研究上。[71]总体来说，这类研究证据不足，分析薄弱，在方法论上也缺少反思。若要体会当时人们所处的声响世界，那么，不仅要关注更丰富的声响来源，包括钟声、各类议会的喧嚣声、高声唱票的声音，还需充分揭示声响世界在恐怖统治降临后所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