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史与《大恐慌》的洞见
笔者在读书课上带学生读过《大恐慌》，发现即便向学生们介绍了全国三级会议召开前后的背景，对内容作了概述，他们依旧会觉得不清晰，也不知道重点是什么。这本书与他们平时理解的心态史和文化史也有区别。因为一般来说这类研究都是通过一个现象或者事件说明某种观念，或者是阐释某类行为背后的意义。但是，读完这本书也没发现它要阐释的意义是什么，更不清楚勒费弗尔梳理这些复杂线索为了什么。最主要的问题是，如果从文化史或心态史角度去理解《大恐慌》，会偏离作者的意思。勒费弗尔不是要写一本文化史。尽管他分析的确实是心态，但与《国王的神迹》的路数不太一样。笔者觉得，要理解这本书，首先要理解勒费弗尔为什么要研究大恐慌，要明白他做这些论证是为了什么。所以，笔者想简单介绍一下学术背景，包括大恐慌的学术史和勒费弗尔本人的研究背景，从而来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他写作的目的，第二，为什么要选择心态史作为研究方法。
实际上，在勒费弗尔之前，没有人从整体上研究过大恐慌，只有地方史偶有涉及，大革命通史一般都不谈。这很特别，因为从19世纪初以来，大革命的研究阵营就出现了分化，有支持革命的理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有反革命的保守主义者，还有极端保守主义者，不同立场的人几乎在关于大革命的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存在根本分歧，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大恐慌不值得关注。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因为理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认为“大恐慌”太荒唐，简直就是闹剧，这与这场革命的伟大不相称。对保守派来说，“大恐慌”一点不特别，因为民众—尤其是农民—从来都是这样，没有理智，只知道胡闹。这种偏见在20世纪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还能看到，傅勒和里歇在《法国革命史》中说，“在法国，大部分的心态依旧深深扎根于非理性中”。[4]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之前大部分研究者只关心城市，不关心农村，因为他们重视政治史，很少研究经济社会问题。而且大部分档案包括《议会档案》、《法国革命议会史》以及革命时期的报纸，主要反映的是城市情况，很少涉及农村。比如勒费弗尔的导师奥拉尔研究共和主义，马蒂厄的博士论文是革命时期的宗教崇拜。泰纳研究过农村，不过他的研究只不过表达了学者对底层民众一贯以来的轻视。总之，农村和农民都是“无足轻重的”。[5]
所以，在研究大革命的学者中，很少有人觉得农村值得关心，更少有人认为大恐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勒费弗尔想要驳斥的，就是这两个流俗之见。《诺尔省的农民》推翻了前一种看法。通过开创性地研究社会经济史，统计了上千卷财产公证档案，分析两百多个村庄的土地转移后，勒费弗尔证明了法国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19世纪初诺尔省农民占有土地的比重从革命前的30％增加到百分之42％，有产者的占有比重增加了近一倍，相应地，贵族占有的土地减少了10％，教会土地减少了20％。将法国革命视为一场社会革命，这可以称得上是研究范式的转型。马蒂厄在书评中说：“大革命的社会史还从未有过如此深入和广泛的爬梳工作。”
《大恐慌》针对后一种偏见，论证层次更复杂。勒费弗尔首先要证明，农民不是没有理智的，他们在大恐慌中的表现，事出有因，为此需要推翻阴谋论（不是“贵族阴谋论”，而是认为恐慌是人为的阴谋）。因为只要证明大恐慌不是阴谋，就等于证明农民不是被人操控的，只要证明大恐慌不仅仅是从巴黎传来的，就证明了农民不会因为这些消息来自“上头”就轻易相信。这便是他为何要花这么多篇幅，证明大恐慌有五六个独立发源地的原因。当然，农民在恐慌中那种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表现，不能不让人发笑，他们的想法看上去确实很愚蠢，人云亦云，“天真得让人发噱”，甚至觉得贵族一定会把国王要求改革的诏令藏起来，隐而不发，觉得要求三个等级联合也必定是贵族拖延时间的策略。但是，他们这样想，绝不是因为有人在散播“贵族阴谋论”。相反，他们有自己的理由，生活环境、社会经济问题、政治环境以及一贯以来的传统，无一不让他们相信“贵族阴谋论”。他们的生计从来没有保障，可以说，政府除了征税，从来也没关心过他们。农民从来就是“自生自灭的”。底层人—这一称呼没有贬义—难道不是一直都这样吗？他们自己保护自己，有错吗？为了几粒谷子拼命，难道不行吗？更何况，这场革命是由贵族发起的，他们能相信这些好吃懒做，只享受权利而不再承担义务，故而让人更生厌的贵族会主动放弃他们的权力？为了保命，他们难道不可以先发制人吗？所以，轻信，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死亡边缘，恐慌中的行为是他们保命的手段。
所以，勒费弗尔以逾十年之功，证明的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也不是仅仅为了还原事情真相，而是另有深意。他推翻“人为阴谋论”，意在重新还原农民心态的合理性。他充分考量了形成此种心态的内外因素，目的是说明农民的所作所为，不应被看作闹剧，而应该被视为有着充分的正当性。他也要为农民“平反”，因为既然社会经济是农民形成这种恐慌心态的主要原因，那么大恐慌导致的骚乱和无序，罪不在农民，而在社会。
除此之外，勒费弗尔还有更深的考虑，这关系到革命的阶段以及传统与现代的转型。在本书中，他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几场。这个观点在《1789年》中得以深化。[6]勒费弗尔认为，大革命一共有四个阶段，依次发生，分别是贵族革命（1787）、有产者革命（始于1788年8月高等法院公布三级会议具体形式）、城市革命（始于攻占巴士底狱）和农民革命（始于大恐慌）。这四个阶段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他在《大恐慌》中特别强调：正因为革命起源于贵族，所以第三等级的反应才会如此激烈。四阶段的理论非常重要，这解释了两个核心问题：首先，一场开始不过仅限于上层精英的革命是如何扩展到整个国家的；其次，一开始不过是“贵族反动”的革命是如何摆脱传统与保守，迈向激进与彻底的，即改革到革命是如何转变的。在这两个转变中，农民都至关重要，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占全体人口80％的农民参与，法国大革命谈不上是整体革命。但是，这些盲目、自私、目光短浅的农民如何推动了革命进程？传统的做法是干脆把这些与现代政治社会无关的农民排除在大革命进程之外。勒费弗尔没有这么做。根据他的分析，大恐慌就是农民参与革命的开始，而且是一段从传统孕育现代的过程。农民的参与革命是被动的，因为要不是庄稼受损，他们也不会起来反抗。他们参与的方式也是传统的，这和扎克雷（jacqueries）区别不大，但是这次行动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促成了第三等级团结，孕育了民族意识，间接推动了“八四法令”的诞生。所以，《大恐慌》不仅证明了农民行为的合理性，也给了农民在这场现代革命中应有的位置。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变成有自觉意识的新人，他们的行动也是传统的，但是他们的确帮助摧毁了封建制度，有力地推进了革命。
下面来谈谈勒费弗尔为什么要从心态史角度研究大恐慌。彼得·伯克认为，勒费弗尔写此书，很可能受到了布洛赫的影响。[7]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充分，也降低了《大恐慌》的价值，好像勒费弗尔写这本书是为了尝试运用新方法。实际上，他早在1920年的文章中就指出，要理解经济问题，必须要关注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态度和心理。《诺尔省的农民》也涉及农民的物质生活、教育、舆论等文化现象。[8]而且，在勒费弗尔看来，文化和心理不是补充性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们对社会经济变迁有很重要的影响。他在《诺尔省的农民》中分析了不同地区的农民，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以及集体习俗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对革命时期财产转移的接受方式和接受程度的不同，以至于影响了革命后村庄财产结构。笔者认为，勒费弗尔之所以会注意到文化心理的作用，原因在于农村的文化习俗相对稳定，这与革命时期积累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财产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两相对照，更容易突出以下问题，即剧烈的外界变化如何冲击相对稳定的“精神状态”（état d’ésprit），后者又是如何接受前者的。勒费弗尔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所以他能发现，在革命时期财产被塑造为绝对权力，但是农民从来不这样想，他们接受转让国有财产（即从流亡贵族和未宣誓教士没收的土地）的方式始终与村庄共同体权利联系在一起，至少在他研究的诺尔省是如此。
所以，勒费弗尔尽管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但是对阶级和社会结构的理解从来不是僵化的，更不是静态的。他认为，阶级既是财产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经济史除了关心数据外，还应当关心“那些面对经济事实（faits économiques）的人，他们有什么反应吗，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安，内心的信任，怒火或者是满足”。[9]在当时，社会经济史是新史学的重要研究议题，是史学科学化的实验室。作为新史学的代表，西米昂抨击传统史学三个“偶像崇拜”（起源崇拜、政治崇拜和个人传记崇拜），认为科学史学应当抛弃个人而分析社会，应当抛弃偶然性而研究重复性。他的价格研究充满了数据和曲线，因为这代表了严谨与客观。但勒费弗尔对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史研究很不满，他在一篇批评西米昂的文章中指出，他的书中完全看不到“活生生并忍受生活重负的人”。[10]与此不同，《诺尔省的农民》尽管也有大量的数据（第一版中关于诺尔省农业有200页表格），但是却被誉为一部“最真实、最鲜活的社会与历史”。[11]
勒费弗尔的历史研究从不忽视人，更不忽视人的情绪和心理，《诺尔省的农民》如此，1956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也是如此，《大恐慌》更是如此。认真阅读，你会发现这本书分析经济问题的方式很特殊，基本不用经济数据，更不用抽象概念，分析财政危机，也看不到长串财政数据。他分析社会经济，用的是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分析，是“以情动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展现的是“最真实、最鲜活的社会与历史”。试读中译本11—12页上几行文字，读者很容易会被打动，能切身体会到农民的不易，几乎会忘记时空之隔。民众怎么可能理解那些抽象的经济术语呢？他们也完全无从知晓财政赤字，他们当然能感受到生活的不易，但靠的不是经济理论，而是生活经验（experience）。我们不也是一样吗？老百姓中有多少人能理解猪肉涨价的全部原因？而且，哪怕再细致、再准确的经济数据和社会学概念也无法编织出不安、恐惧、仇恨这些情绪。放回史学史的角度，《大恐慌》是对“史学科学化”的讽刺，因为勒费弗尔完全是通过使用新史学所不屑的传统叙述方式，而不是分析方式，来表现新史学青睐的社会经济史课题。
当然，大恐慌这个现象也很特殊，这是勒费弗尔选择心态分析的第二个原因。因为，在恐慌中，推动农民行动的直接原因，既不是现实因素，更不是某件真实事情，他们对付的不是粮官或税官，也不是实际存在的敌人，而完完全全是他们的想象。农民从革命一开始就害怕贵族会报复，渐渐地越来越担心，直到最后他们都坚信贵族一定会反攻倒算，于是在民众想象中，贵族阴谋成了确凿无疑的事情。“他们之所以轻信，是因为他们都在等着它发生。”但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不等于没有价值，仅仅存在于想象中的事情，与真实的事情一样，也能影响人的行动，影响历史发展。这是《大恐慌》的洞见。在之后出版的《法国革命史》中，勒费弗尔将这一洞见拓展到了他对整个革命的研究。
勒费弗尔认为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来源于对恐惧的非常原始但十分强烈的反应，一开始恐惧对象主要是贵族阴谋。这种心理有两个特点。首先是“预防性”（prévenitif），简单地说是因为恐惧，所以觉得必须要先下手为强。其次是“镇压性”（répressif），可以理解为在胜利后，必须让恐惧的对象受到惩罚。[12]这两个特点在大恐慌中暴露无遗，农民们一旦看到盗匪出现的“苗头”，就会率先行动，此为“预防性”；他们烧毁地契，恐吓领主，是为镇压性。这两点构成了勒费弗尔对革命恐怖的精彩解释：真实的危机与恐怖的强烈程度未必成正比，因为有“预防性”一面，恐怖可能提前，因为有“镇压性”的一面，恐怖也可能在危机缓解后持续一段时间。这就解释了很多问题，比如简单来看，1794年夏初救国委员会颁布牧月法令，加速审判，毫无现实意义，因为此时内外危机早已缓和。傅勒曾因此抨击以勒费弗尔为代表的经典解释。殊不知，随着危机解除，恐怖统治便会迅速撤销，因为得“秋后算账”，“镇压”可能会延后。所以，心态就是一种现实，正因为有心态的作用，所以现实与行动之间总会出现不对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