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君主制”的思想根源
尽管达让松的方案与1789年改革非常相似，但是两者的理论基础完全不同，所体现的政治原则也根本不同。1789年改革表达了人民主权的思想，立法、司法与行政等各部门的官员需由选民选举产生，这是因为主权在民，公权力必须得到选民的授权。尽管达让松也强调地方选举，但是他并不将选举视为民主实践的方式。[61]在泰森整理的达让松遗稿中，一份编号为Pensée 527的笔记写道，地方政府只有协商权，而无决策权。[62]这说明，达让松倡议的“民主君主制”不能被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代议体制，其理论基础不是人民主权理论，而是一种融合了功利主义的自由放任（laisser-faire）思想。达让松的创见在于将这项经济原则转变为一种政治理论，并据此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内政治理原则，以修正绝对王权的弊端。
“放任自由”一词首先出现在17世纪后半叶商人撰写的论策中，旋即成为抨击时政的文学与戏剧等作品的核心主题，后经布阿吉尔贝尔等人的阐述，成为一项明确的政治经济学原则。[63]路易十四统治末年，国贫民困的现状促动大批外省商贾反对重商主义的经济管制政策。管制被视为对人性的压抑，扭曲了自然赋予人的私利。他们认为，唯有让所有人都能不受外力干涉而实现自己的私利，才能实现普遍的善与社会经济的繁荣。领主贝莱巴（Relesbat）呈奏路易十四的备忘录（Mémoires sur divers poi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présentés à Louis XIV）在当时影响颇大，其抄本流传各地。[64]他提出，国王的任务是顺从自然原则，而战争与贫寒则都是背离自然之道所致。[65]这种思想承认个人私利的合理性，认为唯有摆脱政治权威的粗暴干涉，完全顺从自然，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普遍的善与和谐。
达让松熟谙布阿吉尔贝尔等人的著述。[66]放任自由是他批评绝对主义、辩护民主君主制的理论基础。[67]他认为，路易十四的统治迫使国民必须顺从国王的需求，外省要唯巴黎马首是瞻，地方则服从中央。因为民众劳作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是要满足奢靡的宫廷。[68]地方官是中央下派的，对所辖地区一无所知，地方利益难以得到保障。[69]在这套体制中，只存在国王的私利，毫无公益可言，只有巴黎的利益，外省则完全被漠视，只有王权，而无地方自由。[70]因而，绝对主义的根本弊端在于它违背了自然之道，扭曲了天赋的私利。
达让松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滥加管制”。[71]在两份现已遗失的手稿中，他曾提到政府不应“过度治理”（pas trop gouverner），“若想管得好，就应管得少”。[72]达让松的行政改革方案便是这种自由行政理念的集中体现。他将村社、市镇比作个体，而所谓的“市镇权利”有如人的私利，是地方的天然权利，[73]不仅应当得到承认与保护，而且应在一种自由行政的制度下，使其实现自身的最大化。[74]为此，地方事务就应交给那些民选地方官员负责，只有这些人才清楚何为地方利益。选举实际上不是民众行使政治权利的方式，[75]而是一种真实反映地方实情，确保“市镇权利”的内政治理手段。可见，达让松倡议地方民主，其意不在限制王权。恰恰相反，他认为，王权理应得到强化，因为它是国体之头颅，而社会本身也要活力，因为它是国体之臂膀，[76]有头无臂，则如绝对主义，王权看似强大，实则虚弱；[77]而有臂无头，则如荷兰之类的联邦共和国，国家是松散的。而他设计的“受君主制庇护的共和国”不仅可以取两种体制之优而弃其弊，还能强化王权，因为在他看来，真正强大的公权力必须得到社会与舆论的支持。
尽管达让松相信他的改革无损于王权，但实际上它侵蚀了绝对主义的基本原则。首先，从理论上说，公权力的纯粹性是绝对主义的基本特点，其唯一的来源便是王权的权威，它不仅独立于社会，而且高于社会。绝对王权原则上无须对任何尘世权力与利益负责。用德国史家科斯曼的话说，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社会基础，且不依赖于任何社会力量的公权力[78]。但是，达让松改革的出发点不是高高在上的王权，而是构成社会的个人，不是那种“一统到底”的公权力，而是天赋的且不容否认的私利。因此，他所理解的国家不是国王人身化的体现，而是由享有私利的个体构成，并且是确保臣民利益得以实现的工具。社会利益是王权统治的基础，后者不能脱离前者而独立存在。而“利益”的基本特点就是它的多样性。正如达让松所言，人的利益是不同的，各人的利益都有各自不同的原则。[79]这意味着内政治理绝不能遵循统一的规则，相反，各人与各个地方都应该有管理自身的自主权。[80]在达让松看来，各种私利之间难免有冲突，但是最终能走向普遍的善，能实现公益；而要协调私利与公善，靠的不是王权，而是一种看不见，但又无所不在的自然力量。而王权应如上帝一般，扮演着“统而不治”的角色。“若想管得好，就应管得少”，这种自由主义行政理念预示着内政治理将逐步摆脱王权的直接控制，而让社会自我管理与自我协调。因而，达让松颠覆绝对主义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他发现了社会，不仅赋予社会以重要性，而且勾勒了社会与政治的基本关系与界限，这既彰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构成了对王权的潜在限制。社会是否繁荣，人民福祉是否能得到保障，都成为评判王权统治的尺度。由此，公益上升为至高的标准，这意味着国王不能随心所欲地统治。布兰维里埃说，若政府领导无方，缺乏理论，随波逐流，则注定不会长久美满[81]。而达让松把这门有关政府领导的理论称之为“政治科学”（science politique），核心内容是阐发政治如何体现并满足社会利益。[82]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达让松已经表达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米拉波伯爵后来用一种更极端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一切政治都来自一粒小麦，因为人类社会完全是通过实物来统治的，而实物的规律则是统治人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正如罗桑瓦龙所言，这一思想既预示了19世纪的圣西门主义，也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其中蕴含的理性主义则是法国革命政治激进主义的重要来源。[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