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初期的“无套裤汉”
法国革命的起源是一个经典问题。传统学派往往强调社会原因，修正学派则重视文化原因，他们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但是，首先对革命做出诊断的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当时的人，是那些革命的亲历者。正如美国史家塔克特（Timothy Tackett）所言，法国大革命的第一批史著出现在1789年底—1790年。
1790年，一部匿名小册子《论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起因》（下文简称《起因》）问世。[30]很快，作者的身份就被揭晓了。此人名叫梅朗（Sénac de Meilhan），是路易十五私人医生的儿子，当过普罗旺斯等地的督办官，而且还是一位极有才华的诗人。革命爆发时，梅朗53岁，身在巴黎，但很快便加入流亡者的队伍，出逃法国，定居伦敦。《起因》一书就是在英国出版的。梅朗认为，导致革命爆发的原因不止一个。他对旧制度法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内阁不稳、贵族反动、财政混乱、民众对启蒙运动的误解。在他看来，这些原因导致了所谓的“精神的发酵和对权威的不屑”。[31]
除此之外，梅朗还提供了一种性别政治的解释。他说“几年来，若干个沙龙的统治让巴黎，随之也让整个法国成了一个受五六个女人支配的贵族国家（un État aristocratique）”。[32]梅朗毫不讳言，革命是女人干政的结果。这是当时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在时人眼中，社会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表象就是国衰兵弛，法国无法再扮演曾经雄霸欧洲大陆的角色。荷兰遭普鲁士入侵，但法国却无力出兵援助。这让很多人，尤其是那些佩剑贵族痛心疾首。国家的无能源于性别与权力秩序的颠倒。凡尔赛已成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掌中玩物。国库成了她满足个人私欲的金库。“钻石项链事件”彻底败坏了王后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在人们眼中，国王的性无能，王子迟迟不能降生都与她的“荒淫无度”有关。1786年斯特拉斯堡造币厂铸造的一批金路易已经在国王的脑门上加了一个角，以示王后的不贞。同样，法国的整个公共领域本应由男人支配，现在却成了贵妇人手中的玩物。之前风行的“西江月”[33]一类讽刺歌谣逐渐“政治化”。那些巴结贵妇人的“有套裤汉”便被看成是为满足个人私利，可以不择手段、无视国家危难的小人。
这就是革命前的心态。这种危机的表象促使“无套裤汉”渐渐变成了一个积极的、正面的用词。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革命时期，“无套裤”一词首次出现于1790年底出版的一本题为《无套裤的国民》的作品。作者是匿名的，但很有可能就是上文提到的马尔尚。[34]在此，“无套裤的”这个限定词被用作一种隐喻，代表了不向特权者屈服的立场。“唯向伟大的人民低头。”这无疑带有反贵族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无套裤的国民”即指除了特权者以外的所有国民。这已不再是一种自嘲的措辞，而是表达了国民的新的自我认同，正如1791年5月的一份报纸所写：“这个国家中最活跃的、最忧心忡忡的、最诚实的、最有用的人，乃是所谓的无套裤汉（les Sans-Culotes）”[35]。
1791年6月20日的“瓦伦事件”使“无套裤汉”一词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路易十六对革命的敌视由来已久。尽管法国名义上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但是制宪议会并没有赋予国王实权。《教士公民组织法》也让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心生不满。国内激进派与立宪派的关系日趋紧张。路易十六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出逃。车队于瓦伦被阻，前来接应的布耶侯爵未能准时抵达。结果，路易十六被遣返巴黎。“瓦伦事件”使得革命阵营出现了分裂。雅各宾俱乐部里，布里索和孔多塞等人明确表示支持共和国。而那些坚持君主立宪制的成员离开了俱乐部，成立了“斐扬派”。为首的“三巨头”—巴纳夫（Barnave）、杜波尔（Du Port）、拉梅特（Alexandre Lameth）—希望保全王权，阻止共和国的建立。巴纳夫发表著名的演讲：革命已经结束，若要再走一步，社会将被颠覆。他私下同王后秘密通信，希望她出面，亲自向利奥波德皇帝请和，以免战争爆发。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建立共和国是个危险的选择。但是，斐扬派反对共和，也并非全是为了公共利益着想。拉梅特等人擅自挪用王室经费，杜波尔也有自己的政治野心。这些同样不容否认。1791年秋天开始，格尔萨在他办的报上公开指责斐扬派“卖国求荣”的卑劣行径。在格尔萨看来，这实际上与旧制度那群为了挤入上流社会，而巴结贵妇、扮演“野兽”的“有套裤汉”文人没什么差别。玛丽·安托瓦内特就是斐扬派的“贵妇人”。布里索、孔多塞等人则自始至终与宫廷划清界限，呼吁建立共和国。因此，共和派就是“无套裤汉”，是不愿向显贵低头的人。1791年12月，有数百民众聚集斐扬宫门口，要求进入斐扬派俱乐部，旁听讨论。一名斐扬派代表怒斥道：“一定要摆脱这批‘无套裤汉’（sans culottes）。”格尔萨写道，这个俱乐部与先前那些闭门营“苟且之事”的贵妇俱乐部没什么差别，而真正的“无套裤汉”是不怕公开议事的，是光明磊落的。
这一系列变化便反映在上文提到的“布里索的共和国”这份材料中。马尔尚将布里索等后来被称为“吉伦特派”的那些人看作是“无套裤汉”的代言人，将“无套裤汉”视为共和国的保卫者。这正是1791年下半年“无套裤汉”一词的真正含义。
这一点还可以通过以下这条材料获得证明。在1792年1月出版的《理解革命流行词的新辞典》中，编者比埃（Adrien-Quentin Buée）对“无套裤汉”（sans-culottes）一词做了这样的界定：
该词指称宪法的主要根源（la maître ressort de la constitution）。我们都知道，孟德斯鸠分析过政府的原则。在英国，政府的原则是基于对一部平衡众人权力的宪法的热爱。在荷兰，这是基于商业精神。在德国，是外交精神……在旧制度的法国，政府的原则是基于对国王的热爱；在新体制下的法国，就是对无套裤汉的恐惧。[36]
我们知道，瓦伦事件之后，制宪议会在巴纳夫等人的带领下，陆续采取了不少激进措施，包括暂停选举，修改选举权的纳税标准，颁布舆论禁令，制订治安法令。拉法耶特又带领军队射杀马尔斯校场请愿的民众。此外，“三巨头”又向国王与王后陈说利害，路易十六这才签署了宪法。所以，1791年宪法的通过是建立在对共和民主派的打压之上的。比埃所言即为此意。在当时的语境下，“无套裤汉”即指以布里索等人为首的共和民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