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中的“无套裤”
“沙龙”原指宽敞雅致的会客厅，在17世纪上半叶逐渐变成了文化生活的场所。起初，这里是玩文字游戏、朗诵诗歌的地方，后来慢慢变成了信息交流、思想交锋、批评时政的舆论中心。这个变化大约出现在18世纪上半叶。1720年前后出现的“夹层俱乐部”（club de l’Entresol）即是当时达让松（d’Argenson）等名流讨论时事的地方。[22]沙龙的主人往往是知名贵妇人，她本人的名望决定了沙龙的档次。德芳夫人（Mme du Deffand）的沙龙里有杜尔阁、孔多塞、马蒙特尔（Marmontel）。若弗兰夫人（Mme Geoffrin）沙龙的常客包括封特奈尔、孟德斯鸠、达朗贝尔。沙龙既是文化的场所，也是展现权力的地方。贵族争相扮演路易十四和教会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充当文人和文化生活的保护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绝对王权松懈的表现。“套裤”（culotte）便是观察这一现象的窗口。
每逢新年，沙龙的女主人会送给那些受她保护的文人一条套裤。这一习俗可能起源于唐森夫人的沙龙。唐森夫人是活跃在摄政王时期的名媛，与许多政要来往甚密。达朗贝尔是她与戴杜舍（Louis-Camus Destouches）的私生子。唐森夫人举办的文学沙龙享有国际声誉，常客中不仅有孟德斯鸠、封特奈尔，还有来自英国的第一代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唐森夫人为这些人准备的新年礼物，就是一条用两厄尔长[23]的天鹅绒做成的套裤。这一做法可能沿袭古风，但是在这里却有另一番含义。唐森夫人权力欲极强，政治手腕高明。其兄唐森教士能成功出任昂布兰主教，就是她的功劳。沙龙也成了唐森夫人展现个人权力的舞台，就好比半个世纪之前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一样。孟德斯鸠等人常被她唤作“bête”。这个词现在的意思是野兽，而在当时的语境下，内涵更宽泛：“笨拙的”、“粗笨的”、“未开化的”、“无能的”等等。“套裤”实际上相当于一种类似遮羞布的东西，盖住这群“bête”的下身。送“套裤”就表示正是她将这群原本不知礼数的蛮人带入了文明世界。此举意在表现她高人一等，以此彰显权势。
在贵妇人的沙龙里，新年送套裤这一做法蔚然成风。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贵妇人都像唐森夫人那样“作风放荡”。在文人世界里，“套裤”一词也逐渐成了文人世界的一个“俗语”。说一个人“有套裤”，意思是他得到了赏识，找到了“靠山”，以后就衣食无忧，前途一片光明了。莫朗德（Charles Morande）在1771年出版的《犬儒哲学》上写道：
现在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挣得了自己的套裤（gagné ses culottes），身居豪宅，出入车马接送，声名显赫，夜夜笙歌，挥金如土。[24]
莫朗德是路易十五时期著名的讽刺作家，《铁甲报人》的作者。他说这番话，显然带有讽刺与挖苦的味道。若弗兰夫人去世后，英国《早报》（Moring Post）的悼词也带有类似的戏谑语调：“以后，可能有两百多名蹩脚文人（poetasters）再也无法穿上‘天鹅绒套裤’了。”[25]可见，作为一种隐喻的修辞，“套裤”说法不仅出现在18世纪的法国，而且在英国也比较流行。1804年英国人菲尔特姆（John Feltham）出版的《妙语大全》（The Encyclopedia of Wit）就将这个词收入在内。
另一个与之对立的措辞也随之出现，这就是“无套裤汉”。这自然指的就是那群混迹底层的下层文人，食不果腹，衣衫褴褛，整天要躲避当局的追捕。1784年，未来法国革命的领导者、吉伦特派的首要人物布里索客居伦敦。在他刚刚创办的《伦敦学会日志》上，布里索写下了这样一则文字：
圣雅克路[26]上的书商总说：“我是多么想把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和其他所有无套裤汉（sans culottes）都锁进阁楼。这样一来，我就可以让他们没日没夜地干活，可以挣很多钱。”看来，伦敦书商的想法也是一样的。[27]
看来，布里索对伦敦很失望，觉得天下无商不奸。随后，他回到了巴黎，不幸被捕入狱，在巴士底狱中被关了两个月。后来出任巴黎革命公社检察长的马尼埃尔（Louis-Pierre Manuel）对旧制度的文人世界也一样不满。圣雅克路书商的这番话被他原原本本、一字不差地收入1783年出版的《历史、批评、文学和哲学随笔》中。这或许是当时底层文人耳熟能详的“段子”。不过，马尼埃尔似乎觉得意犹未尽，又加了这样一个脚注：
迪里耶（Duryer）交付译稿，却只从索芒维尔（Sommanville）那里拿到了一个埃居。百篇长诗，只挣得4里弗，百篇短诗只能拿到40苏。这可是法兰西学院啊！[28]
同样是文人，同样胸怀大志，同样想要像他们的偶像伏尔泰那样在文坛上绽放光芒，可是，“有套裤汉”和“无套裤汉”的境况竟有如此的差别。前者身处“精英云集”的上流社会，后者则拥挤在达恩顿所谓的“格拉布街”。文人唯有依附那些贵妇们，挣得他们的“套裤”，才有出头之日。否则，只能在“格拉布街”上受人欺压，穷愁困顿。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自然是特权。旧制度法国是个特权社会。特权无处不在。文化产业也不例外。革命前夕，有套裤汉与无套裤汉的分野就是特权体制造成的社会流动不均匀、不公平的结果。这一点，达恩顿在他的《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中已经做了深入分析，此处无须赘言。[29]
行文至此，我们实际上已经对1791年那份《巴黎无套裤汉名录：姓名、别名及住所》做出了解释。这份名录中的“无套裤汉”根本不是索布尔分析的1793年激进分子，而是旧制度下那群生活在贫民窟里的文学无产者。无怪乎，名单上的80人无一例外都是报人写手。可见，无套裤汉这个名词实际并不是革命创造的，而是来自旧制度。此外，至少在1791年之前，这个名词基本保留了原来的意思，还没有完全变成某种政治身份。
不过，在马尔尚的“布里索的共和国”中，“无套裤汉”成了一个新体制的保卫者。可见，从1791年下半年开始，“无套裤汉”的政治色彩逐渐凸显出来，至少变成了一种积极的身份，不再是前途无望的自嘲用语。布里索或吉伦特派是这群人的代言人。那么，这个变化是如何出现的呢？达恩顿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些问题，因为他笔下的文人世界是个男性的世界，而“无套裤汉”的政治化则蕴含着性别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