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重新回归
通过上面的简短分析，可以看出，诺加莱的分析中存在两个重要的缺陷，首先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旧制度末年活跃的和最后起草陈情书的是不同的贵族群体。与此相关，他进而忽视了陈情书里的那些观念—成就、机会平等—实际上并不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那么，这些观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便是近期研究的出发点。
首先需要提到美国史家比恩（David Bien）的研究。事实上，早在1974年，他就提出了一个深有远见的看法：贵族也会在他们的著述、小册子、陈情书里谈论成就、机会平等这些概念，但实际上与近代民主的那些核心理念—比如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关系不大，而且与1789年革命梳理的价值观念也有根本差别。比恩认为佩剑贵族常挂在嘴上的这些观念实际上反映的是旧制度的军事改革者试图通过一套严格的代际排外政策（rigorous genealogical exclusions），来推行军队的职业化和正规化，实际上针对的是那些册封贵族（anoblis），而不是资产阶级。在那些老派传统的佩剑贵族看来，这些册封贵族就好像是暴发户一样，只会辱没了贵族的名声，所以，他们要设立门槛，重振真正的贵族的精神。因此，在比恩看来，这些观念实际上体现的是大革命前贵族内部的分裂。[16]
1996年，比恩的学生布劳法布（Rafe Blaufarb）以佩剑贵族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在此后的数年里，他围绕这个主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7]布劳法布重提社会解释。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典解释并没有错，旧制度末年的法国的确经历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而修正派的发现也是有道理的，财富的确超越了其他区分—比如等级—变成了新的融合剂黏合了大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一个靠金钱团结起来的上层阶级慢慢出现。但是，两派各自强调的变迁带来的影响却不能夸大，因为正如麦克玛纳斯（John McManners）所指出的，新的精英集团只吸收了一部分人。外省的传统精英，尤其是当那些佩剑贵族发现他们现在不得不与那些双手铜臭的“暴发户”平起平坐时候，不免会心生抵触，进而更加保守，更加关注自己的头衔和与其他人的区隔（titles and distinctions）。所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没有像经典解释说的那样，产生了一个因晋升之路受阻而受挫的资产阶级与一个保守的、代表既得利益群体的贵族等级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更深远的矛盾在于佩剑贵族的不满，在佩剑贵族看来，社会变化得太快的，传统的价值—尤其是贵族的尚武精神—都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他们在陈情书里写下了自己的不满，认为合理的社会应该按照人的贡献来衡量他的价值，这才是平等的，才是合理的。真正的贵族就应出身戎马，爵位和荣耀都应该靠军功挣来。由于佩剑贵族是全国三级会议中第二等级代表的主角，所以他们的不满不可小觑。按照布劳法布的解释，贵族所说的这些荣耀与个人成就观念实际上是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其来源并不完全是新思想，而是贵族最传统的价值理念。
美国史家史密斯（Jay M.Smith）的论著进一步阐发了这种平等成就观念与贵族传统观念之间的亲缘性。[18]他也是从质疑诺加莱的研究开始的，不过角度与布劳法布有所不同。史密斯的问题是诺加莱说的贵族接受的新的观念—平等、价值、天赋、成就—真的是与资产阶级交往的结果吗？或者说，这些真的是启蒙运动创造的新的观念吗？史密斯对这两个问题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在《成就的文化：1600—1789年间法国的贵族、为王室效忠和绝对君主制的形成》一书中，史密斯分析了自路易十三以来，“成就”这个概念的演变，指出这个观念一直以来都是贵族观念系统中的要素。所以，陈情书里的那些看似近代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再造的或是复生的传统。不过，总体上史密斯的研究不那么吸引人，因为对话语和各类文本的解读占了大部分内容。他基本上不关心贵族的实际行为，也不关心成就价值这些观念的社会效应。他的分析仅限于文本，基本上是一套文化史的做法，是观念的长时段编年史。
肖夫林（John Shovlin）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19]1998年，肖夫林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研究的也是贵族，多伊尔主编的《牛津旧制度手册》中“贵族”这一章就是由他撰写的。[20]《美德的政治经济学：奢侈、爱国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一书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在这部材料扎实、观点新颖的研究中，肖夫林追述了贵族传统观念的起源及其在新的环境下的改造。他的研究不同于那些仅仅分析观念的思想史研究，他更关心观念和社会之间的互动。这一点显然受他导师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Jr）的影响。在开创性的研究《法国的工作与革命：从旧制度到1848年劳工的语言》一书中，休厄尔已经证明了启蒙运动的新观念是如何从旧制度的旧观念中产生出来的，而在新的社会情境下，又如何与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发生交错互动，最后催生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休厄尔将此称为观念的辩证法研究。[21]肖夫林承袭了其导师的方法，从旧制度中挖掘出一套德性与经济学的关系。他认为，至少从路易十五统治中期开始就出现了一种普遍的焦虑，人们担心流行在这个社会上的奢侈腐化的习气在慢慢侵吞着国家的财富，腐蚀着社会的伦理基础。在这些人看来，七年战争的惨败便是明证。批判奢侈的政治经济学促成了一种对简朴风尚与美德的崇拜，靠双手劳作的农业和手工业被塑造成一种爱国主义的经济活动。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一“爱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将这一社会问题与贵族的身份角色关联起来，他们认为贵族就是奢侈腐化的典型，有悖于美德和爱国主义。肖夫林指出这种不满主要来自中间精英（the middling elites）：外省那些生活节俭的贵族，佩剑贵族以及那些经营土地的非贵族精英。[22]他们自觉受到了金钱—社会地位的基础—的威胁，并且对那些从贸易和金融中获利，并获得地位上升的册封贵族充满愤懑。其实，贵族陈情书里表达的那种“近代性”的政治要求在肖夫林看来恰恰表现了贵族内部的分化，在这些中间精英看来，社会变迁带来了不公正的社会流动和权力分配，而以荣誉为基础的平等观念和改革议程乃是一套以爱国主义为根基的民族再生话语。这一观点很接近比恩的看法。所以佩剑贵族可以说原本是绝对主义体制的受惠者，但现在他们也开始对社会不满了，开始要求变革社会。他们的爱国主义既是传统的，同时也是革命性的。
以上的这些研究都关注到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贵族原本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何会对体制有那么大的不满，以至于要革命呢？诺加莱曾经的结论是：因为这些贵族沾染了资产阶级的风气，变得有点像资产阶级了，而离贵族的本分渐远了。而以上的这些研究可以说与诺加莱的看法恰好相反：原因在于这些贵族更想要保存贵族的本分，想要保住他们自身的等级特性。正如维克（Daniel Wick）的研究表示，虽然贵族要求变革，但是他们想要的不是新社会。换言之，他们想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不过，将革命的动机完全归结于贵族的自私自利，也不太符合事实。这正是维克研究的缺陷所在。1980年，他提出“宫廷失宠说”，认为1787年到1789年之间，像拉法耶特这样的上层贵族与宫廷之间的隔阂和矛盾日益恶化，这是他们成为体制不满者的重要原因。[23]1788年出现的那个神秘“三十人委员会”便是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24]但他的解释并不充分，因为拉法耶特在显贵会议上当着阿图瓦公爵的面所做的那番激昂言辞，奥尔良公爵在1787年11月19日的御前会议上的抗辩，都很难被视为是出于贵族捍卫等级的自私动机。在近期的研究中，布兰宁（Tim Blanning）弥补了维克的不足。他给出了一种文化解释：这些上层贵族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他们不满于国家的衰落和战争的挫败，他们的改革要求背后交织着真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25]普赖斯（Munro Price）又把布兰宁的文化解释拉回到了社会层面。[26]他注意到，“三十人委员会”中佩剑贵族有23人，其中有16人是名副其实的军人，而后选入三级会议的有25人。普赖斯在分析了这些人的回忆录和通信集后，发现落败的七年战争给这些人留下了不小的阴影。23名佩剑贵族中至少有6人亲赴过北美战场。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对他们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一洗当年落败于英国的耻辱，而民族主义的情绪变得更为激昂。可是好运不再，不久法国陷入了国内的危机不能自拔，当荷兰为普鲁士所侵入，请求法国援助的时候，布里耶纳担心财政问题的恶化而拒不出兵。受挫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尤其是那些曾经在美洲大陆服过役的佩剑贵族更是对这个无能的政府倍感失望。1788年布列塔尼出现大规模的民众骚乱，特拉西伯爵（Destutt de Tracy）拒绝出兵镇压。对他们来说，改变这个令人不满的社会体制的良机到来了。[27]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诺加莱曾经用来证明精英融合论的那些证据现在反而成了凸显贵族内部冲突与分离的明证。一方面，沾染资产阶级“风气”的贵族可能很有限，主要还只是在巴黎活跃的人。诺加莱自己在新近的论著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这种融合可能只在社会顶层实现。”[28]1980年出版的第二版《牛津大革命史》中，多伊尔写道：精英融合论已取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但是，在1999年出版的第三版中，这个说法已经看不到了。[29]从另一方面来看，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弥散和传播实际上产生了与诺加莱预期恰恰相反的结果。这些观念被贵族和资产阶级同时使用，这一事实掩盖了1789年大革命个体动机的多样性。那些拥抱革命的人无疑都对现状有着不满，但是他们脑海中对未来的规划确是各式各样的，有时候甚至相互冲突。正如布劳法布所说的，贵族们确实关注平等，但是他们对这一理想的表述则代表了他们的社会身份的展望。
除了关注贵族内部的矛盾以外，以上这些研究还注意到了财富与德性之间的冲突，并将这一冲突聚焦于佩剑贵族身上。这个研究取向受到伊什特万·洪特（Istvan Hont）和米切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经典研究《财富和德性：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政治经济学的形成》的影响。[30]18世纪的法国，有大量的论著在讨论奢侈、商业、税收、公债、战争、军队、君主制和代议制这些概念，作家们都在讨论财富和德性平衡。永久的和平能否在商业经济驱动下的诸国之间建立呢？战争不断，债台高垒，这样的国家能否持久？人人唯利是图，这是否是不平等的根源？为了弥补赤字和亏空，政府大量发行公债，公众却要为它承担风险，这合理吗？公债会对国家和文明造成何种影响？要理解这些并不困难，因为社会的迅速变化必然会引起人们的不安与焦虑。在新社会真正成为现实之前，谁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实际上，这种心态与上文分析的的那些佩剑贵族的不满有些类似，都说明了面对新生的社会现象，并不是所有人都心向往之。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说革命或者某种剧变必然要发生的话，那么，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人们的心里。对危机和剧变的担忧与预见先于事件本身发生的现实逻辑。“事件史”的逻辑其实是有问题的。
1967年，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在他的那篇著名的文章《非资本主义财富和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中说：“革命心态是由危机创造出来的。实际上，是在起草陈情书的时候，事件才被迫结晶化，并以逻辑术语表达出来。对于第三等级上层大众来说，1789年的选举才是他们的政治学校，而不是旧制度下的沙龙和思想社。”[31]很明显，泰勒关心的只是实际上发生的危机。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危机。还有另一种危机，一种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感觉，对未来的担忧与恐惧。这种心态早在革命到来之前的各类政治经济学论著中就被表述得很清晰了。西耶斯、孟德斯鸠、马布里以及杜尔阁等人都有论述。他们都相信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已经在酝酿着某种巨变。这样来看，泰勒的那句名言—法国大革命基本上是带有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带有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需要重新反思。
2007年，剑桥学派的迈克尔·索恩舍（Michael Sonenscher）给出了新的解释。在《洪水滔天之前：公债、不平等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这部争议颇大的著作中，他说，在18世纪人的眼中，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带有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32]18世纪，法国战事频频，政府连年赤字，不得不发行公债，弥补亏空。在当时人眼里，公债给国家乃至整个文明都带来了莫大的风险。索恩舍所谓的“革命”指的其实是人们对于未来的焦虑和担忧。他认为，包括老米拉波在内的很多人对未来十分悲观。究其缘由有二：一方面是出现了一个由庞大的军队武装起来的“现代”国家，另一方面便是来自债务的巨大的财政压力。军队和债务的双重威胁预示着末日将近：一个庞大的军事专制帝国即将诞生，足以摧毁从文艺复兴以来建立起来的文明、文化和自由。[33]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恐怖统治（Terror）降临之前便预见了恐怖，他们用Révolution一词来指即将到来的灾难。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早有对此种恐怖的预言。这种危机观和灾难观影响了关于社会平等和公民权的观念，也影响了那些呼吁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的人，例如西耶斯（Sieyès）和吉尔贝尔（Jacques de Guilbert），他们希望通过代议制政府实现决策合法化，并且消除公债的威胁。从这个角度看来，即使是想象中的社会危机也会带来现实的政治后果。索恩舍将革命前的焦虑与革命的恐怖联系起来，认为恐怖早在巴士底狱攻陷之前就已经存在了。[34]他的研究思路十分新颖，将社会革命从现实挪到了观念领域。不可否认，过去的经验和历史的教训也是创造革命心态的土壤。
“社会维度解释的来临”（the social explanation is coming）也可以在2011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的论文集《从赤字到洪水滔天：法国大革命的诸种起源》中找到。这本论文集是近年来美国的18世纪法国研究领域中的领军学者—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对起源研究的一个汇总。[35]
这部论文集共收入7篇专论：博桑加（Gail Bossenga）的“法国大革命的财政起源”，戈德斯通（Jack A.Goldstone）的“修正大革命的社会起源”，范凯莱（Dale K.Van Kley）的“法国大革命的宗教起源：1569—1791”，凯撒（Thomas E.Kaiser）的“从财政危机到革命：1787—1789年宫廷和法国的外交政策”，贝克（Keith Michael Baker）的“启蒙习语、旧制度话语和革命的即兴创作”，梅里克（Jeffrey Merrick）的“前革命政治文化中的性别”，波普金（Jeremy D.Popkin）的“圣多明各，奴隶与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另有凯撒与范凯莱合写的导论与结语。论文集的核心宗旨如下：法国大革命源于多重起因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multiple origins），而且这些起因互有影响。如果仅有财政危机，绝对君主制不至于崩溃。正是政府的改革，开启了迈向革命的大门。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乃是新的政治环境；新的政治话语的出现，政治参与的扩大，使国家主权发生了迁移，传统的合法性形式被宗教争论深深地破坏；君主制与奥地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让民众对它更不信任。在论文编者看来，所谓“政治化”指的是指关于财政问题、地方问题以及其他各类问题的辩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传统的有效程序转化为激烈争论的对象的过程。[36]“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context）是另一个关键词。杰克－戈德斯通将其整合进他的新社会解释中。在他有关人口和物价压力的分析中，他指出，18世纪其他欧洲国家也承受了类似的压力，但没有导致革命，因为外因不同。他认为革命的发生与制度有关，因为法国政府本身无力改革自身的社会结构和金融结构，这使得国家变得十分脆弱，极易受到破坏，由此便为酝酿一场重大的政治革命创造了条件。[37]贝克的研究也同样关注制度环境，不过他更重视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化。在他看来，旧制度的僵局更源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多种因素绞合而成的制度环境。绝对君主制既不能放弃其在特殊社会中的传统意识形态基础，又越来越依赖新的行政实践。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原则和做法，这一根本矛盾是无法解决的。于是，到了18世纪80年代，因为无法运转，旧制度崩溃了。
对英国史家彼得·坎贝尔而言，“国家失败”（State failure）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正统的国家观。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可能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罗兰·穆尼埃等历史学家也发展了这一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绝对君主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它的兴起及其对传统社会的支配性，被认为导致了省级三级会议的衰落，贵族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教区被粉碎了。坎贝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国家足够强大，权力足够集中，就不应该在战争财政的压力下崩溃，应该可以实行财政改革。[38]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法国行政体制的实证研究已经更新了人们对绝对君主制的认识。借用威廉·贝克的说法，绝对主义是社会协作的结果。[39]国家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而是嵌入社会之中的。高等法院制度和庇护网络对于政府管理而言十分关键。宫廷是权力的舞台，更是谈判的空间。党派林立，他们由一些主要的家族控制，而对内阁大臣而言，这些派系又是必不可少的，是他们行使自己权力、落实政令的主要渠道。但这也意味着任何结构性的调整都很难贯彻执行。换句话说，正因为绝对君主制受到了政治团体的制约，而这些政治团体都有自己的既得社会利益，财政问题和体制危机就会演变成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