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1792年国民公会选举的解释

学界关于1792年国民公会选举的解释

本章所分析的选举发生在1792年8月10日革命之后。这是法国革命的关键转折之一。1792年4月立法议会向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宣战。然而,法军在各条战线上却连连失利。国内的贵族和拒绝宣誓效忠宪法的顽固派教士乘势作乱。西部与东南地区骚乱频仍。此外,殖民地也相继爆发独立运动,致使蔗糖等生活必需品无法运入法国,经济危机开始波及城市。与此同时,国王频频动用“否决权”,接连否决了立法议会提交的多部治安警戒法令。法国面临存亡之险。“否决权”本是1791年立宪君主制宪法赋予国王的合法权利。因此,在1792年夏天,号召废除宪法、限制王权逐渐成了激进政治舆论的主调。这便是8月10日革命爆发的背景。

这场革命不仅废除了君主制,而且带来了普选。革命次日,立法议会便下令,废除了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区分,规定,凡是年满21岁的法国人,在本地定居一年以上,且不是家仆,只依靠自己的劳动为生,就享有选举权。法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由此开始。选举依旧采取两级复选方式。各地初级选举议会统一于8月26日召开。选出的代表组成省选举会议,于9月2日开始投票选举国民公会代表。[11]

1792年的这场选举决定了国民公会的政治格局,对革命的激进化和恐怖统治的降临都有根本影响。因此,厘清选举中各派势力之间的角逐,尤其是雅各宾派的激进立场是否影响到了这场全国选举,对理解革命的政治走势至关重要。此即本章所要阐释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欧美学者并无根本分歧,几乎一致认为雅各宾派对选举并无明显影响。不过,他们的理由各有不同。革命史权威马迪厄认为,雅各宾派未能影响选举,是因为巴黎的这些激进分子的名望还未远播内陆,而当选的吉伦特派人数较多,是因为他们占据了立法议会的讲坛,且有自己的机关报,控制了舆论。[12]所谓的机关报指的是布里索办的《法兰西爱国者》和孔多塞的《巴黎纪事》。实际上,马迪厄的解释与他亲雅各宾派的政治立场有关,他实际上是在指责吉伦特派虽然得民心,却有负重望,龈龈计较,念念不忘与雅各宾派的宿仇。相反,雅各宾派自知人数很少,而能团结不分裂,勇于担负革命使命。

澳大利亚女史家帕特里克对国民公会的政治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在代表作《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人》中,她坚信地方选举议会以温和立场为主,很难发现1793年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冲突的预兆。通过分析1792年选举中的小册子“宣传战”,帕特里克认为雅各宾派选举“失利”的原因是他们未能有力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3]

法国史家葛尼菲在革命研究修正派代表人物孚雷的指导下,完成了第一部关于选举的专门研究。他的观点与上述两位学者没有本质区别,认为在1792年时,雅各宾派尚未形成明显的“党派”意识,故此选举政治宣传也就无从谈起。[14]

马迪厄将雅各宾的失利归结于客观原因,帕特里克与葛尼菲挖掘了主观原因。计量史则提供了客观科学的证据。[15]英国史家克罗克的研究结合了两类统计研究的成果。其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布捷为首的一批法国学者历经多年全面统计了革命各阶段,各市镇雅各宾俱乐部的发展情况。第二项统计是关于省选举议会的出席情况的。克罗克比照了这两项统计结果,发现在1792年普选中,雅各宾俱乐部分布相对密集的地区,选举议会的出席率很低,相反,在俱乐部分散的东部地区,选举投票参与度反而很高。比如,瓦尔省和下阿尔卑斯省有40多个俱乐部,但是选举议会出席率不到15%,相反,夏朗德省选举议会出席率是32%,但是该省只有29个俱乐部。阿韦龙省选举议会出席率超过20%,但该省只有9个派俱乐部。基于这项发现,克罗克认为,在1792年的普选中,雅各宾派在宣传方面比较消极怠工,故此才未能调动民众的选举热情。

以上解释看似都十分合理,又兼有数据支撑,牢不可破,但完全忽视了革命时期的历史语境,偏离了历史的本意,并不合情。这个问题与革命选举研究的发展情况有关。所以,在复原选举语境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革命选举研究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