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转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环境论和意识形态论论战的高峰。这既是一种学术交锋，但根本上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11]意识形态论者在政治立场上是冷战战士，借由批评环境论，揭露雅各宾派史学如何将历史变成现代神话。这种立场与他们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幻灭有密切关系。尽管如此，孚雷等人与极右派学者保持着明显的距离。与后者不同，意识形态论者所批评的并不是革命本身的价值，而是践行这些价值的方式。
这场论战虽然持续了20多年，但在推进对恐怖统治本身的认识方面却乏善可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管这个领域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但迄今为止，在这短短两三年的历史中居然还存在着不少“盲点”。例如，风月法令（la Loi de Ventôse）体现了恐怖统治中社会财产的转移，但是，我们还不清楚这部法令在外省的具体执行情况。[12]关于恐怖受难者的分析，我们还得依靠70多年前的研究。[13]关于“恐怖者”的出身、职业、身份等问题的研究，似乎只有布林顿（Carne Brinton）的一篇短文。[14]1794年牧月22日之后开始的“大恐怖”（la Grande Terreur）也缺乏研究。关于外省的恐怖的研究大多是平铺直叙的叙述，少有精彩的分析。巴拉尔德（Richard Ballard）新作《看不见的恐怖：外省的大革命》纰漏不少，是一个败笔。[15]此外，甚至连“恐怖”这个核心术语都还没有一个合理的界定。《法国大革命历史辞典》给出的定义是：“（恐怖是）雅各宾统治时期，以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威胁反革命分子的做法。”[16]这个说法就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将恐怖框定在“雅各宾统治时期”（1793—1794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不少恐怖措施的存续时间更长。革命法庭（le tribunal révolutionnaire）初建于1792年8月17日，是时，雅各宾派的统治尚未开始。直到1795年5月31日国民公会才将之废除，而此时，热月政变已过去将近一年。[17]此外，将恐怖统治看成是镇压反革命者的措施，这个说法混淆恐怖统治与“革命政府”（le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两个不同的概念。首先，这两个概念涵盖的时段有所不同，“1795年宪法”实施之时，革命政府才告终结，而几乎一年前，恐怖统治就已结束。此外，革命政府尽管也是要打击敌人，但是采用的措施并不都能被归入“恐怖统治”这个范畴，比如全民皆兵、全面限价等。[18]不得不承认，恐怖研究存在的这些问题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论战有着密切关系。学术争论一旦掺入了过多意识形态因素，不仅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且无助于理解历史本身。在陷入与孚雷等人的论辩后，索布尔本人的学术研究再也没有达到其国家博士论文的高度。马佐利克（Claude Mazauric）也忙于为革命和恐怖定性。革命史料的整理成果也远不如勒费弗尔时代。在另一方阵营中，孚雷等人主要是围绕着恐怖说事，往返于（va-et-vient）1789和1989之间，对革命恐怖历史本身的关注不足。他主编的《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就存在不少谬误。
近二十年内，革命恐怖研究有了明显转向。对恐怖实践的分析和对恐怖本身的阐释取代了起源的争论，成为欧美学界关注的焦点。当然，这并不是说此前没有人分析恐怖措施。科尚就曾对革命政府的法令法规做过比较系统的整理研究。[19]但是，与之前的情况有所不同，近来对恐怖本身的关注中蕴含着一种自觉的“去意识形态”的目的。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海塞（Carla Hesse）所说，想要终结恐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之战，就必须认真关注恐怖实践本身，需要转换历史研究议程（le projet historique），摆脱之前那种以当下问题取代历史议题的做法，转而关注国家行为的基本程序。[20]近期，研究革命恐怖的博士论文体现了这种去意识形态的研究趋势，大部分学位论文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外省的恐怖统治；[21]恐怖统治机构；[22]恐怖统治的非政治问题。[23]
1989年至今，以革命恐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共举办过3次。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和报告中，我们也能发现恐怖起源问题渐被取代的趋势。
1992年12月10日—13日，斯坦福大学召开了法国大革命恐怖研究学术会议。两年后，论文集出版，即《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创生（四）：恐怖》，贝克担任主编。[24]在论文集收入的19篇专题论文中，只有塔克特（Timothy Tackett）一人的文章是在解释恐怖起源。卢卡斯（Colins Lucas）、福雷斯特（Alan Forrest）、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等人的研究分析恐怖在地方的运作，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的身体史研究和德桑（Suzanne Desan）的家庭史论文分别是他们不久之后推出的新作的大纲。[25]伊尔施（Jean-Pierre Hirsch）与热塞纳（Jean-Pierre Jessenne）的论文重审了恐怖措施对经济和财产的影响。奥祖夫（Mona Ozouf）与巴茨柯（Bronislaw Baczko）依旧延续了他们关于热月党人如何界定恐怖统治的研究。很明显，论文集的主旨是恐怖的实践，而不是起源。
2001年，在马里兰大学召开的“暴力与法国大革命”会议也体现了类似的趋势。这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聚集了萨瑟兰、伏维尔（Michel Vovelle）、塔克特、马丹（Jean-Clément Martin）、葛尼菲（Patrick Gueniffey）、梯利（Charles Tilly）、海塞、布尔丹（Philippe Bourdin）等大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名家。会议论文分别以国家、司法、家庭与私法、事件与实践等为切入点，对革命的恐怖与暴力做了多角度的阐释。论文代表了这批学者在此后十年时间中的研究计划。塔克特的文章分析了“瓦伦逃跑与恐怖”，意欲构建事件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两年后出版的《国王逃跑》一书对该问题进行了全面剖析。[26]海塞的发言是关于如何从法律上界定“反革命罪”，这正是近年来她关注的主要问题，即恐怖统治的司法实践。[27]布朗（Howard Brown）的发言题为“恐怖的回声”（Echoes of the Terror），阐发了恐怖与国家发展的关系，而这正是他那本颇受好评的新作《终结恐怖：从恐怖到拿破仑时期的暴力、正义与镇压》的主旨内容。[28]
2007年，法国鲁昂大学举办了大革命恐怖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与上述会议相比，此次会议的主旨更为明确，研究视角相对更为传统。在导论中，比亚尔提出，恐怖统治是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需要观察分析的是这一阶段内发生的方方面面的事情。[29]因此，从这部论文集中反映出来的“恐怖统治”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政治层面，也包括社会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技术与财政问题。此外，社会福利与性别问题也得到了重视。比亚尔师从伏维尔，现任《法国大革命史年鉴》杂志主编，是当今法国大革命史学左派阵营的领军人物。即便如此，比亚尔也没有为环境论做辩护。所谓“阶段论”实则是一个非常中性的界定，明显带有摆脱意识形态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