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套裤汉”研究今昔

《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一书是索布尔的法国国家博士论文，出版于1958年。^[3]该书一举奠定了他在国际史坛的地位。索布尔本人也因此被称为“无套裤汉历史学家”（historien des sans-culottes）。^[4]

索布尔写这篇博士论文，意在还原“无套裤汉”的本来面目。在该书前言中，他写道：旧法国（l’ancienne France）和革命法国时期，有一群人一直没有出现在他们原本的位子上，这就是当时人所谓的“无套裤汉”。^[5]在此前出版的各类革命史著中，“无套裤汉”的形象含糊不清。米什莱的《法国大革命》中只有“人民”，没有“无套裤汉”。梯也尔所用的档案很有限，无法全面再现巴黎各区的历史。莫蒂梅－泰尔诺（Mortimer-Ternaux）和泰纳（Hippolyte Taine）毫不掩饰他们的右派立场，对民众运动竭尽讽刺之能事，在他们的书中，只有“暴民”和“社会渣滓”，没有“无套裤汉”。梅利耶（Ernest Mellié）笔下的巴黎“人民”只考虑生活琐事，不参与革命运动。马蒂厄（Albert Mathiez）的《恐怖时期的昂贵生计与社会运动》无视革命群众内部的差别。^[6]索布尔不仅要使“无套裤汉”摆脱史家的偏见，还要把他们从残存的档案中拯救出来。1834年底，圣伊莱尔（Barthélemy Saint-Hilaire）毁掉了巴黎各区300余份登记册。后来，莫蒂梅－泰尔诺发现，又有三个区的材料无故遗失。1871年5月，巴黎警察总署被毁，革命档案所剩无几。

索布尔的无套裤汉研究遵循严格的实证史学研究路数：爬梳史料、编目登记、分类整理、制表统计、类比异同。根据他的研究，无套裤汉就是一群在1792年8月10日革命后开始登上革命舞台的人。他们身份殊异，有技工、短工、店主、学徒，既有家世殷实者，亦有一贫如洗者。^[7]他们是1793年革命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无套裤汉身着短上衣（法语为carmagnole，专指革命时期一种翻领的短上衣），下套长裤（即没有穿套裤，只穿长裤），头顶红色弗吉尼亚帽（即小红帽），佩戴三色徽，手持长矛，脚踏木鞋。索布尔证明，无套裤汉的统一性体现在他们的政治态度上：厌恶贵族、特权和政治不平等，珍视人民主权，强调直接民主，始终将权利平等与生计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倡限价，反对私利，但也尊重财产的私有制。无套裤汉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幻想建立一个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社会，对资本垄断和生产扩张都心存畏惧。索布尔认为，无套裤汉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缺乏统一的社会纲领，这是导致革命民众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针对《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一书提出的观点，欧美史家尽管多有修正，但是未能撼动索布尔给出的经典界定。英国史家罗斯（R.B.Rose）所著《无套裤汉的形成》一书，强调巴黎行政建制在民众运动激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可视为对《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的重要补充。^[8]英国史家安德鲁斯（Richard Andrews）和索南舍尔强调了亲属关系、邻里关系、雇佣关系等因素的重要性。^[9]美国史家休厄尔（William Sewell，Jr.）认为，体力劳动是无套裤汉身份认同的基本要素。^[10]法国史家比尔斯坦（Haim Burstin）在详尽研究无套裤汉的“大本营”圣马塞尔郊区（Saint-Marcel）后，认为无套裤汉是大革命的“创造”，它只存在于那个年代，是政治史上的一个偶然现象。^[11]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新颖，英国史家乔治·鲁德早已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新文化史兴起之后，无套裤汉的那身“奇装异服”很快吸引了史家的注意。衣着、武器、徽章、鞋子都成了表征史学热衷讨论的问题。^[12]但是，这些研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无套裤汉的形象。而且，在《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中，索布尔也曾关注过类似问题，只是分析的角度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