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选举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研究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相关论著数量惊人，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毫不为过。但是，革命选举研究却相对较为薄弱。借用孚雷的说法，该问题是革命历史编纂学里的“穷亲戚”。^[16]第三共和国时期曾出现过一批论著，但是基本以地方选举研究为主。^[17]20世纪60年代以后，该问题才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究其原因有二。

首先与现代化理论的兴起有关。这套理论假设，现代化乃是一个波及全世界的，且不可逆转的过程，始于18世纪的欧洲，本质上是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而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立体现在人的价值、观念和政治行为等诸多方面。选举作为一个现代社会重要的政治行为，自然是考察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美国学者埃德尔斯坦以“选举社会学”作为理论模型，以法国革命时期弃权问题作为主要研究问题，意在分析民众对政治的态度，试图证明尽管较之旧制度，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皆有明显发展，但是总体上法国革命依旧只是政治现代化历程的起点。^[18]

革命选举受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该问题便于进行统计研究。革命时期的选举档案异常丰富，包括各类选民登记册、会议纪要、选举结果、投票记录等。投票者的职业、年龄、籍贯和政治立场，缺席率和出席率的地区差异，农村和城市政治参与的不同等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进行统计。所以，在计量方法如日中天的年代，选举问题自然受到那些热衷计算的史家的青睐。那个年代的论著中，表格和曲线时最常见的两块内容。这不仅让政治史家放弃了比如“略有增加”“发展较快”一类模糊的表述方式，也推动了历史学的科学化。

上述两项动因具有内在联系。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将传统性与现代性截然分立而构架起来的二元进化理论，以传统性的衰减和现代性的上升这两种并立的曲线，来标识消退与进步的趋势。量化方法则为这种理论提供了一种“可见”的文本化方式。同质的事实经由统计，被组织成可比较的要素，并以图表的方式展现出来。事实便幻化为曲线或数字。由此，要素之间的关系映现为一种视觉印象，具有比文字叙述更可靠的说服力。^[19]以本文分析的问题为例，当克罗克把雅各宾俱乐部地域分布与选举缺席的曲线叠加到一起的时候，此二者之间的反比关系便跃然纸上。这样一来，政治现代化的趋势便可以通过视觉印象加以证实。而史家的任务便是说明这样的趋势何以发生。

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框架，量化统计提供了研究方法。20世纪中叶以后，革命选举研究的发展便受这方面的推动。不过，问题也随之产生。现代化和量化统计都带有非历史主义的倾向，要么在过去中寻找现代社会的痕迹，要么是用现在去解释过去。过去本身的价值都遭到了忽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皆为数据曲线勾勒的进步趋势所抹杀。那么，这样的解释即便是客观合理的，也可能完全不符合历史语境，不符合当时的情理。实际上，这也是革命选举研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对于历史解释而言，合理与合情皆不可少。简单说来，合理的解释只是提供了一套符合逻辑的因果说明。但是，因果关系本身也应当是历史性的。同样的一组变量，在某时代可能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而在另一语境下很可能毫不相关。举例来说，19世纪的法国，政党关系推动并强化了阶级认同，而在同时代的美国，这两个因素之间毫无关系。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异，原因在于两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发展有别。所以，历史语境决定了因果关系的具体表现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量化研究和现代化理论都不能引出一个合乎历史语境的提问视角。就本章涉及的问题而言，上述史家之所以认定雅各宾派宣传不力，导致了选举参与度不高，是因为他们都假设了竞选与宣传必定会调动民众的参与热情，也会为本党派拉拢更多选票。在现代政党政治下，这样的情况或许合情合理。但是，放在一个前现代的语境下，是否还能行得通，这个问题有待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