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选举的历史语境
1793年初，马赛市镇选举的这个例子有助了解革命选举语境的特殊性。这次选举是为了改选市镇官员，马赛的雅各宾俱乐部不仅积极地起草了候选人名单，而且派出成员前往马赛各区进行宣传，游说选民。此番竞选活动为雅各宾派的候选人赢得了不少选票，但是随后便遭到大批选民的反对。约有150名公民联名向省府上书请愿，要求此次选举结果作废，重新进行选举。他们认为，雅各宾派的竞选是不合适的，非法的，是在操控选票，甚至有威胁选民意愿的嫌疑。[20]言下之意，他们认为合适的选举，应顺其自然，由选民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
当然，市民的抗议与马赛市镇内部的政治分歧也有一定关系。市府渐为雅各宾派控制，政治上趋向激进，而市镇各区的区委会立场较为温和。这份请愿书的出现可能与此有关。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这番言辞透露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语境，那就是将现代的竞选行为看作是不正当的政治干涉。此种心态始于旧制度，贯穿了整场革命。
在旧制度末年的语境下，真正的选举被看作是应当如同显而易见的真理一样压倒一切。当时的政治家马布里说道：把众人聚合起来，共同意见很快就产生了。选举便是这样一种聚合行为，选举的结果应当能反映公意。公意的诞生应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任何其他力量的介入都被视为对这一过程的阻挠。竞选行为以及设立候选人等方式皆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是一种强行引入政治区分，并假设某人优于他人的做法。1791年的一份材料写道：在我国的风俗中，一个人如果恬不知耻到了自己向人民要求选票的程度，最终是不配获得这些选票的。同样，共和六年风月法令第四条规定，对于一个共和主义者来说，坦率的自荐是最光明正大的方式，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种方式都要比阴谋诡计或野心驱使下的暗箱操作要好得多。[21]共和六年的一份“取消候选人名单制度的特别委员会报告”表达了与马布里类似的看法：“通过选票，把合适的人扶上权位，这种想法最先只是在每个选民心中萌芽，只有到了选举会议上，这样的想法才会成长、开花，一种难以言状的多种因素聚合成的精神电流最终结出硕果：共同的选择产生了，如此公正的选择是任何单个选民所无法完成的。”[22]
在罗桑瓦龙看来，这正是法国式自由主义的体现，即认为自由便是符合自然的，而任何人为的干涉便是扭曲了这个自然过程，是滋生压迫与专制的根源。这种思想最初在重农学派那里得到了最完整的阐述，随后又在抨击行政专权的思潮中获得了动力。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利维耶尔提出，显而易见的道理是经自由而自然诞生的意志的集合，是政府的指针，可以制衡专制与主观看法。[23]
可见，任何竞选活动与这样一种政治文化格格不入，本质上被视作一种应受指责的“乞票”行径。除了这层主观原因之外，客观上，革命的选举方式和选举环境等客观原因对此也有影响。
革命时期的选举保留了传统的形式，投票是在一个选举议会上进行的。选举会议的召开时间往往定在农忙时节，会影响农民的生活。比如1790年第一届市镇改选定在12月初，但是安省山区的男性公民以往都要在每年11月前往阿尔萨斯打工。所以，农村的选民往往只参加头几天的讨论与投票便离去的情况十分常见。[24]各届议会坚决不允许以地方特殊性为借口更改法令，在他们看来，这无异于搞分裂。更何况，会期时常持续半月有余，这意味着偏远地区的选民必须要在城里住上两周。吃住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也是选民不愿参加选举的原因之一。在地方选举议会的材料中，关于此类问题的争论屡见不鲜。[25]再者，选民需要进行公开讲演，陈述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立场。但事实上，这项要求难倒了不少选民。即便对那位《百科全书》的出版商庞库克来说，这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觉得，只有用英语讲演，才觉得自如，因为能听懂的人不多。[26]最后，议会法令从未规定拥有读写能力是履行选举权的前提。而很多选民根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比如布兰市拥有110名符合选举资格的积极公民，其中会写字的仅有13人。[27]为了不在选举议会上遭歧视，半途退出选举的人也不少。[28]
这些客观因素看似琐碎，但都会影响民众参与选举的热情。更重要的是，新的选举制度和政治制度虽然确立了，但是旧制度的政治心态并没有消散。新划的选区形同虚设，选民依旧以原有的教区作为选举协商的基础，而协商的目的是要推选委托人，代替他们行使选举权，之后自己便不再参与选举。[29]这表明，在民众心中，选举与其说是践行个人权利的方式，不如说是一种不被压迫的手段。他们宁愿上街游行，或是向各级政府递交陈情书或请愿书。这也正是何以1791年颁布的限制集体请愿权的法令如此难以令人接受的原因。革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勒沙伯里耶的讥讽之言实则道出了制度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说：人人都在批评那部把法国人分为两类公民的法律，实际上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出席选举议会。[30]
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革命时期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在1792年之后，国内政局异常复杂，各种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各地的选举无疑是各派势力角逐的良机。小册子、传单掀起一波又一波舆论战。其中，既有革命者散发的“疑犯名单”，告诫选民不宜让这些人进入选举议会，[31]也有贵族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散发的传单，试图恐吓选民，或是煽风点火，乘机作乱。1792年普选中，瓦兹省克雷皮选区就出现了大量流亡贵族和领主印发的小册子。[32]这些真假难辨的信息致使原本就十分复杂的地方政局变得更为复杂。面对这些宣传，本来就对选举热情不大的选民更会选择退出选举，置身事外，以求自保。奥恩省的卡尼选区选举中漫天散播的嫌疑犯名单就吓退了不少选民。[33]
综合上述几方面原因，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革命时期的选举政治文化始终反对任何人为的干涉。与现代社会不同，竞选是遭人厌恶的不当行为。其次，各种现实因素使民众的选举态度十分消极。再加上实际政治氛围日趋紧张，致使选举宣传反而会让民众心生厌恶之情，甚至退出选举。这三方面的原因便构成了理解革命选举的历史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下，选举中的宣传与竞选活动很有可能对选举很不利。
在1792年选举中，塔恩省与伊泽尔省的情况能支持上述结论。在塔恩省，卡斯塔尔地区的雅各宾俱乐部在选举中不仅到处张贴告示，还派出专员教育各阶层公民正确的选举方式，告诫选民应当选举什么样的代表。[34]同样，伊泽尔省格勒诺布尔的雅各宾俱乐部成员强行要求选民佩戴小红帽，以示爱国立场。[35]但是，雅各宾派并未从选举中胜出，在两省各自入选国民公会的9名代表中，支持雅各宾派的都仅有两人。[36]
塔恩省和伊泽尔省的情况并不特殊。1792年之前，法国有7个省的雅各宾俱乐部数量超过40个，即下阿尔卑斯省、罗讷河口省、吉伦特省、埃罗省、加尔省、洛特－加龙省和瓦尔省，主要分布在法国西南与南部地区。[37]而在这次普选中，除了罗讷河口省以外，在其他6省的选举中，雅各宾派都没有取得明显优势。[38]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当选的国民公会代表中，约有一半以上的雅各宾派代表集中于14个省，并且在其中每个省，雅各宾派代表占本省代表总人数超过三分之二。换言之，这14个省的选举基本可算是雅各宾派的胜利。[39]但是，这14个省的雅各宾俱乐部都不算多，平均不到20个，总数仅占全国雅各宾俱乐部的18.4％。[40]其中四分之一的俱乐部是1792年新建的，未必有足够的声望吸引会众，影响地方选举。
可见，在雅各宾俱乐部分布相对密集的地区，选举议会出席率反较其他地方更低，这并不是雅各宾派选举力度不够所导致的，而恰恰是因为雅各宾派进行了选举动员，才导致选民不愿投他们的票。帕特里克、克罗克等学者的解释似乎完全背离了历史语境的本来面目。当然，雅各宾派的当选或落选，也可能与其他一些偶然因素有关，地缘政治和地方内部政治关系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上述分析并非要穷尽影响选举结果的所有原因，而只是试图说明革命选举竞选与选举宣传的影响有其特殊的历史语境，如果偏离了这个语境，那么得出的解释即便逻辑上说得通，也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