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思潮和“社会范畴”的抛物线运动
20世纪80年代修正主义思潮开始涌进社会科学和历史学领域，大张旗鼓地反对先前那种“以社会为中心”的解释取向（society-centered modes of explanation）。[2]这股批判思潮有各自不同的来源，但是有意思的是，几乎可以说每一思潮都代表了某种“回归”（restoration）：新制度主义（the new institutionalism）的回归、“国家回归”（bring the state back in）、法律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 of law）、话语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以及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修正主义的思潮代表了学术话语的范式转型。文化、国家、语言、性别、政治、权力等诸多要素成为解释的核心范畴。同时，这些要素本身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最突出的就是政治不再仅指国家的活动或政府的运作，而更多的是与话语及其权力发生了关联。正如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所说的：“政治必然在一个话语意义不甚明确的意识形态领域内运作。”[4]同样还有“文化”这一概念，这一点将在下文作进一步解释。这一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危及了“社会范畴”（the social）或“社会”（society）这一物质性因素作为社会科学和历史学解释的优先性地位。[5]“社会范畴的消解”（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cial）预示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的消退。[6]法国《年鉴》杂志将此称为“社会科学的整体性危机”。[7]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学中“社会范畴”经历了一个类似抛物线的运动，这是因为20世纪初“社会”本身就是作为某种“修正思潮”而成为历史解释的核心范畴，反对先前那种过于集中叙述制度和国家精英活动的历史编纂学传统的。这一思潮肇始于19世纪后半叶，后为两次世界大战打断，直到60年代才得以完成。[8]这一转变的本质乃是从一种易见的大事件的因果性转向一种“深度模式”的理论策略。[9]正如多伊尔所说，也许20世纪中期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即便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会认为：任何重大的历史现象必定有它的社会起因。[10]
易见的大事件的因果性从纵向上表现为将历史看成是由一系列关节点构成的，在这些重大关节点上历史进程又往往取决于关键性事件，从横向上表现为这些关节点上的重大事件对其他小事件的支配性。因此大事件和小事件之间构成一种“中心辐射模式”。这种大事因果性不仅是历史目的论思维方式的产物，事实上也具有社会整合的现实效应。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认为在“英雄史”的叙述模式中，国王和战争的故事置于叙事的优先地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被泛化为该社会的形式和命运。[11]事实上，在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描述的宫廷社会中它依旧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宫廷社会通过仪式、节庆、服饰等等多种显见（visible）的符号强调着中心人物或是核心事件的突出性作用。[12]
此外，大事件的因果模式以及时间观念有一套话语技术和叙事的模式作为“保障机制”，后者渲染了大事件作用的重要性以及线性时间的现实感。菲利普·卡拉尔（Philippe Carrard）认为实证史家以“严格”的编年顺序安排的叙事实质上是一种“场景叙事”（scenic narrative），叙事的焦点是一系列被认为有着重大意义的时刻。一方面史家在他们的著作中详尽地列举了在这些决定性时刻发生的事件及其相关的人物，从而说明大事件之间的关联，建立了一种客观时间的现实感；另一方面，又通过将这些大事件的场景叙事与大人物的自传联系起来，以“亲身经验”作为历史叙事的基础，从而建立了一种主观之间的现实感。而关联大事件的锁链则是某种目的论的系统。在此类史学写作中，这一目的论是通过史家的论述（argument）来彰显的，在这样一个场景，叙事史家往往需要通过简要的总结来将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与另一时刻联系起来。[13]事实上，实证史学叙事所产生的现实效果不仅仅取决于按照一种编年顺序来安排事件的文本次序，也不仅仅取决于场景叙事强烈的故事性，使得“编年-场景叙事”发挥效力的基础在于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简单总结”所建立的一套事件等级制和相应的单一线性时间系列。这套事件等级制和单一线性时间系列为普通人建立事件之间的因果性提供了一个十分简便、显而易见的效果。
由此观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史的出现与20世纪80年代的“回归”思潮很相似：“社会范畴”（the social）被带入分析的视野，“国家”和“精英”的大事件日渐退场。“社会范畴”的登台首先意味着研究对象改变。单纯的事件不再是史家崇拜的“偶像”，更确切地说，历史学的任务不再是叙述那些根据特定时间为轴心挑选出来的事件。相反，科学的历史学—社会史曾经这样自封—应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对象应该是根据问题，从混乱的事实中透析出某种“稳定和明晰的关系”。[14]关系是潜在的，不是显而易见的，也不会自动浮现，只有通过分析和研究才会得以显现。正如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所说，在对整齐划一的资料的编年进行系统性研究时，事实上史家对其知识领域的一个特殊对象—时间，或者更确切地说史家给予时间的概念和对时间的表现—进行了改造。[15]这一关系性的建构甚至被认为是理解历史的前提。因此即使是像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和恩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那样重视经济史研究的人也不会认为经济力量就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因为他们要研究的不是单纯的经济事实（the economic fact）本身，而是具有社会效应的经济事实。这就是拉布鲁斯所说的：“经济拥有其结构性的局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代人的著作都会关注危机，因为危机恰反映了社会对经济效应的抵制作用，也凸现了结构决定性的影响力。[16]于是躲藏在“事实”里面并与“事实”一起被发现的一种传统的历史客观性观念就彻底瓦解了，同时史家也逐渐意识到他自己构建了自己的“事实”，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不仅取决于他用于分析这些事实的那些研究议程，而且取决于这些议程对其研究中的假设的相关性。
此外，“社会范畴”的置入也改变了历史的认识论，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为“深度模式”的新理论策略。[17]据此，社会史家往往试图挖掘“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或“深层”力量，从而在诸研究对象之间构筑起一种结构或系统关系。“深层性”在某种意义上等价于科学性和客观性。史家借助因果分析将不同的对象排序为一种等级序列，并确定它们所在的不同“深度”的结构性位置。[18]在这一等级排布的过程中，“社会范畴”具备了脱离于政治和文化范畴的独立性，潜入因果关系链的底层，而文化或政治范畴逐渐成了一种被决定的现象。
此外“社会范畴”的置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学“一致性”的信念基础。一个世纪以前，史家认为有可能对全人类的历史做出统一的权威的叙述，这构成了历史一致性信念的基础。当这种期望破灭后，史家转而认为可以根据某种共同的方法再次构建一致性的历史学，这也是年鉴学派第一代人的梦想。而现在，历史一致性的梦想因为社会范畴在解释上的绝对权威性重生了。[19]
历史学的此种演进在威廉·休厄尔（William H.Sewell，Jr）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20]20世纪70年代，他对马赛工人的研究是美国新社会史研究的典型，而1980年出版的《法国的工作与革命：从旧制度到1848年工人的语言》（Work and Revolution：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则宣告了他对先前那种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反思和决裂，他批判了那种将阶级和阶级意识看成是既定实体的做法，转而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的作用下，旧制度传统下的团体文化是如何创造性地变成工人阶级意识的。他对于文化意义和话语实践性挪用的强调，质疑了在政治运动和阶级意识分析中社会物质情境那种不可还原的重要性。社会史将文化现象放入社会性给定的利益环境中分析。与其他修正主义者一样，休厄尔认识到修正主义的议程需要将文化本身从社会经济还原论中拯救出来，使其重获解释力。在他们看来，经济和社会关系不再优先于文化关系，也不再决定文化关系；它们本身就是文化实践和文化生产的场所，后者不能依据文化之外的体验维度来做还原性的解释。[21]
本文将根据文化的不同角色和不同内涵来勾连休厄尔的重要研究。这一做法的目的首先是要弱化20世纪80年代那些激进修正主义者的批评，后者总是想要凸显自己与社会史之间的差别。但我认为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绝不在于行动主体意识和客观情境之间所构筑的因果关联是否被看成是无中介的关联，而在于如何处理主体性和客体规定性之间的偏离。实际上早期社会史对主体行动和客观情景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颇有认识。此外修正派一开始就指责社会史无力解决复杂的主体性问题，当他们试图用文化或话语取代社会维度来解释的时候，其批判议程却陷入了同一种还原论的逻辑中：原先那些社会史家将“阶级”或“社会共同体”这些概念作自然化处理的过程现在被用在了“话语”或“文化”身上。因其解释效力，文化或话语获得了一种现实性的效应。结构主义在“认识论分析”和“本体（实体）论范畴”之间的混淆被毫无反思地带入修正主义。这一点将在下文给出分析。但是与这些人不同，休厄尔在论证文化或话语在解释上的不可或缺的独立性作用时，也提出了对“社会物质基础”本身的不同理解，从而避免了“物质基础”本身的社会性理论划分在研究中变成一种现实区分的做法，这也是本文着重分析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