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
帕森斯与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
缘起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历史要从经济学、神学院以及社会伦理学系开始讲起。
从历史上来看，经济学系首先开设了与社会学相关的课程，并设立了社会学的教职。1893年，爱德华·卡明斯（Edward Cummings）被任命为社会学副教授，并开设了一门关于社会问题的课。1900年，托马斯·卡弗（Thomas N.Carver）来到哈佛经济学系，他是一位坚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支持经济学，否认社会学的独立性。从1901年到1930年，卡弗开始系统地讲授理论社会学。1902年，威廉·里普利（William Z.Ripley）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开设了一门关于劳动问题的课。但是，这些课程和别的学科，如心理学、人类学或伦理学之间并无合作，教授们并不认为这些系科之间的交流会有助于理解他们所关注的问题。[1]
哈佛大学神学院基督教伦理学教授弗朗西斯·皮博迪（Francis Peabody）也同样关注社会伦理和社会问题。1883年，他开始讲授伦理学的理论和道德改良（moral reform），这两门课的内容涵盖了劳工和离婚等社会问题。皮博迪有位志同道合的朋友阿尔弗雷德·怀特（Alfred Treadway White）。怀特将毕生的精力和财富都贡献于社会福利。1903年，他向皮博迪请教，如何保证那些现在还只是身处校园的青年学子毕业后能够服务社会和大众。皮博迪回答说，他有志于系统地开设关于社会伦理的课程，以纠正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社会学对社会哲学的问题不够重视的缺陷。不久，校长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就收到来自怀特的三笔捐助，总计约25万美元。在当时这个捐助的额度远非其他任何院系所能想象。这批资金为一个新系的诞生，提供了充实的经济保障。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为这个新生儿取了名字：“社会伦理系”（Department of Social Ethics）。[2]
社会伦理系的规模不断扩大，1906年搬入了埃默森大楼（Emerson Hall）。社会伦理系秉持着社会福音运动（the social gospel movement）的精神，课程包括社会问题、犯罪学、刑法学、移民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等，同时也训练社会工作者。[3]皮博迪的课成功地唤醒了青年学子的社会责任感。不久，杰弗利·布拉凯特（Jeffrey R.Brackeet）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来到哈佛，建立起一个专门培养职业社会工作者的学院，即社会工人学院（School of Social Workers）。社会伦理系就是社会学系的前身，但是其宗教和伦理哲学的取向难以和一所世俗性的大学相容。[4]校董会也并不总是会赞成社会工人学院，后来他们决定要建一个新的社会学系。[5]
1930年，应校长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的邀请，皮季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来到了哈佛担任社会学教授。索罗金出身苏联，1923年移民到美国，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6年中，出版了5部著作。[6]索罗金的教授编制一开始属于经济学系。1930年—1931学年的第一学期末，学校的行政部门批准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学系。1931年2月10日，社会学系成立，索罗金任系主任，兼并了原来的社会伦理系。这位在1919—1920年间创办彼得格勒大学第一个社会学系的人，在12年后又成为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奠基人。
社会学系一开始规模很小，但是发展很快。这与索罗金的努力分不开。他活动力很强，朋友也很多。在他的劝说下，很快，明尼苏达大学卡尔·齐默尔曼（Carl Zimmerman）、威斯康星大学的W.I.托马斯和霍华德·贝克尔、科隆大学的利奥波德·冯·维泽，以及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纷纷加盟。[7]此外，哈佛大学也允许本校其他院系的教师担任社会学系的专业教师，比如A.D.诺克讲授宗教社会学、迪安·罗斯科·庞德讲授法律社会学、谢尔登·格吕克讲犯罪学、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讲授社会心理学。1931年，帕森斯从经济学系转到社会学系，担任讲师。所以，到20世纪30年，社会学系不仅“名师云集”，而且还有一批十分有活力的年轻学者：乔治·霍曼斯（George Caspar Homans）、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罗根·威尔逊（Logan Wilson）和罗宾·威廉斯（Robin M.Williams）等。这些人日后都是美国社会科学界的顶梁柱。
帕森斯虽然只是讲师，但在系里已经很有号召力，这让索罗金很不快。他们两人都是那种强势的人，所以很难相处。帕森斯对索罗金的管理方式不太满意，而后者则“以势压人”。据默顿回忆，帕森斯当了9年讲师，最后依靠汉德森等系外人员的强力支持才得以升为副教授，这与索罗金不无关系。[8]帕森斯对索罗金的不满事出有因。索罗金尽管招揽了大量得力助手，但是不善管理，所以整个系并没有摆脱之前松松垮垮、缺乏组织、缺乏协调的状况。人员管理方面的问题很多。讲授社会理论的是经济学系的卡福（Carver）教授，而社会学系的教员，像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亨德逊（L.J.Henderson）、政治学家艾略特（W.Y.Eliot）、经济学家盖伊（E.F.Gay）、哲学家佩里（P.B.Perry）、历史学家施勒辛格（A.M.Schlesinger）、人类学家阿尔弗德·托泽（A.M.Tozzer）都是兼职聘任的（joint appointments）。开课的情况更糟糕。除了亨德逊外，其他外聘任教授实际上几乎很少上课。学生经常旷课，比如亨德逊开了两门课，“Sociology 23”的签到数几乎是零，“帕累托的讨论班”也经常只有两三个人来上课。系里的行政事务缺乏妥善管理。索罗金和齐默尔曼是主要负责人，但索罗金和其他大部分教授一样，对行政事务毫无兴趣，结果1930年社会学系刚建立时候，有29名学生，5年后也只增加到81名。[9]
在帕森斯看来，大量兼职聘任教员的存在、考试制度的松散、课程安排的不合理以及生源的不足，必将严重阻碍社会学系的发展，索罗金的领导无方是主要原因。[10]他认为，要将社会学系建成一个成熟而且专业的院系，改革课程设置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当时经济学系也在给大一的学生上社会学导论课，所以帕森斯认为社会学系应该给大二的学生开设导论课，以突出社会学的研究是专门的研究，而不是业余的兴趣。[11]可见，帕森斯从一开始，就对社会学之独立性和专业化有着既明确，又坚定的态度。
索罗金曾多次申请辞去社会学系主任一职，1942年终于得到了批准。社会学系由帕森斯接管，而索罗金逐渐退出了社会学圈子。20世纪40年代，正当哈佛大学社会学改组计划在帕森斯的领带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之时，索罗金写信给博克，说道：“（这一改组）在很大程度上是，或这时候可能是不幸的……严格说来不可能改变（社会学）理论、课程和教学等方面的任何问题。”[12]索罗金转而去指导他于40年代末建立的“创造利他主义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in Creative Altruism）。研究中心曾意外地收到由礼来基金会（Eli Lilly Foundation）所提供的10万美元的捐赠。[13]但是，当索罗金告诉校长柯南特（James Conant），他想要系统地研究“所有超验之爱的动力”（the energy of all transcending love）。柯南特的答复充满了冷嘲热讽的口吻，“（索罗金的研究）只会为这个已经够混乱的世界再添混乱”。[14]虽然1963年索罗金还被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主席，但这改变不了他生命最后十年中几乎被遗忘的命运。索罗金日渐背离主流的过程恰与帕森斯树立自己的社会学理念及其地位的努力形成鲜明的对照。
筹备
1939年，帕森斯获得了终身教职（tenured position）。他写信给校长柯南特，就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的诸多方面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柯南特的回信流露出对学科现状的不满。柯南特似乎不愿意看到经济学系和政府学院继续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把持支配地位，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能够涵盖其他领域的机构。这一想法与帕森斯的念头不谋而合。[15]
现实的发展常常出人预料。1939年9月二战爆发，帕森斯的计划搁浅了。欧洲的战争将学校分成了两大“阵营”：孤立主义或反战组织与那些支持盟军的组织。柯南特和大部分教员都支持后者的立场。[16]柯南特认为，美国应该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保证击退希特勒，他说：“在一个由极权国家统治的世界中，我们还能过上自由、和平、相对不受威胁的生活吗？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难道能无视英国为纳粹国家所征服这一事实吗？”[17]1940年6月14日，柯南特接受了卡耐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主席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邀请，帮助成立一个科学委员会，与白宫合作，进行国防的研究和策略框架（defense research and the strategic framework）来帮助盟军。在哈佛大学内部，柯南特的这一决定引起了众人的批评，认为他忽视了学术工作。诸种情形迫使柯南特将其权力下放，次年任命历史学家保罗·巴克（Paul Buck）担任哈佛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教务长。国防研究委员会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与一战时科学委员会（the scientific committee）的情况不同，那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都汇聚于政府的实验室，这一次，政府完全将责任交给了大学，还有研究所和工业实验室。这一点即使是柯南特也没有料到。官僚和教授的联姻改变了美国战后的教育。[18]
帕森斯并不懈怠。1942年，他再次向柯南特提交了一份计划，要求建立一个“超级”系（a“super”department）。他认为，学科和研究发展的现况足以证明，在一个应用领域中，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技术的集合可以收获丰硕的成果，而先前这些学科却从未这样被加以应用。如果要使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就要解决资金和组织结构的问题。“对我而言，大学应致力于为国家服务……如果一旦资金和机构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成就。”帕森斯认为，成立这样一个新部门，对战争也有帮助。这份计划充分体现了帕森斯对社会学的学科角色的看法，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充分表现了时代的危机，这个危机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西方的思想、文化乃至整个欧美文明的危机，因此必须通过某种制度或机构，重新恢复对文明和文化的信心，重振文明的力量。帕森斯认为，在美国，哈佛大学有责任承担这样的使命，而且也有能力承担。[19]
但是，柯南特似乎无暇顾及校内事务。数次交涉的失败使帕森斯对哈佛大学的状况有些失望。但是到了1943年，又有了转机。博克升任为哈佛大学文理教授会（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主席，他对校内事务更有热情。上任不久，博克便任命帕森斯出任战务统辖和国际行政管理（the Committee on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ficial）兼职官员。帕森斯十分高兴，感到这是自己实现一名社会学家职责的时机。他几乎将全部的工作时间都投入进去了。[20]这一段时间内他还忙于海外行政管理学院（the School of Overseas Administration）的教学和研究事务，在这个学院里与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人类学家克拉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1948年克拉克洪成为刚成立的哈佛苏联研究中心（the Harvard Russian Research Center）的主任，而帕森斯也是其积极缔造者之一。
1943年2月24日，博克召集了一个餐桌会议。与会者来自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其中有克拉克洪、心理学家亨利·莫瑞（Henry Murray）、心理学家霍巴特·莫勒（Hobart Mowrer）、心理学家奥尔波特以及帕森斯。会议的议题是关于战后哈佛本科生教育的改革问题。这五个人提议博克任命一个特别的委员，重新评估各个社会科学部门中的课程设置以及行政组织的管理情况，尤其是那些发展很快的部门。他们提醒博克，其他大学也正在进行类似的尝试，比如耶鲁的人类关系中心（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和芝加哥的人类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on Human Development）。他们认为，现有的系科界限已经阻碍人们获得各种综合知识（integrated knowledge）。不论哈佛愿不愿意成立相似的机构，也应该思考类似的问题。他们认为，在战后现有的系科结构（departmental structure）将完全不合时代要求，不符合跨学科研究和教育的要求。
1943年6月11日，博克任命这些人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并要求他们直接向自己汇报工作。他说，任何机构重组都会遇到的困难，但是仍“希望你们对我这次重建并努力完善哈佛教育结构的尝试有信心”。
这个非正式委员会花了4个月的时间起草一份报告，并在1943年10月某天递交给了博克。这份题为《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重组》（Reorgan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t Harvard）的报告，清晰反映了帕森斯式的社会学观念与措辞，只关注社会学、心理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整合，完全没有把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纳入考量范围。“在我们看来，最为致命的误解乃是社会科学每个部门‘分支’在整个科学体中都具有同等重要性—每一分支都是独一无二的、支配性的‘科学’，这一误解乃为当前这所大学以及其他大学中的部门组织形式所催生。我们并不质疑在这一庞杂且复杂的领域中劳动分工的必要性；但是当前划分界限及处理不同领域间相互关系的做法是有害的。可这种弊端是能够加以避免的。通过一种更为宽泛的标准，我们从这一处理社会关系中人的行动的复杂整体中划分出了三种主要的学科类型。”
这份报告对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只是轻描淡写地稍加提及，主要讨论社会科学对于历史学和经济政治学（econopolitical）的基础性作用，其理由乃是报告的起草者认为社会学处理的问题和对象正是其他学科所预设的基本前提。基本知识之间的界限不能以现有的部门界限为依据，而是以整个处理制度社会学和比较社会学、处理社会和临床心理学以及社会和文化人类学中的基础和概念为前提。近来，整个基础社会科学知识（basic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这份报告的结论是：基础社会科学已经成为“社会领域的核心，可比解剖学、物理学和生物化学在生物学中的地位”。此外，既然在这一趋势中哈佛大学处于落后而非领先的地位，那么基础社会科学的迅速成长和整合的新阶段就应该成为哈佛大学社会领域中的教学和研究的基础部分的组织焦点，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21]这份报告可看成是后来“社会关系系”成立的宣言书。此后，帕森斯在哈佛大学推进社会科学改组的努力显得更为顺利了。
1943年下半年，帕森斯被邀请参加于次年春天在纽约召开的一个跨学科的讨论会。讨论会是由纽约城市学院（the Colleg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的加德纳·墨菲（Gardner Murphy）和美国科学促进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常任秘书摩尔顿（F.R.Moulton）主持的。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科学在其普遍哲学及其实践层面上的统一，以及科学作为一项普遍的事业推进全球和平的途径。在此，科学被视为一套统一的方法（a universal method），一种思考和行动（thinking and acting）的方式，将重新塑造非生物的世界（the nonliving world）、生命科学，以及对人类和社会关系的研究。许多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曾采用旧式科学的系统化的方式（systematized methods of the older sciences）。社会科学被认为继承了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和标准，要提升其地位，提高其有效性。人们认为所有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能一起维持科学的标准。会议旨在为所有科学的统一化提供理论依据，并指导致力于社会和全球秩序的方式。[22]
1944年春天，帕森斯收到美国西北大学的一份“厚礼”。这一年西北大学得到了一大笔捐赠，它希望能拓展本校的社会学系，于是决定授予帕森斯以系主任和全职教授的职称。这对帕森斯来说可是一个等待了很久却一直没有实现的机会。“系主任”和“全职教授”就能完全保证他可将自己的才能和雄心付诸实践：“我很清楚，仅仅就是涨点工资，……而没有组织上的变化是不行的。我宁愿去西北大学。”[23]不久，他就坐车前往芝加哥。然而令人惊奇的巧合发生了。博克也乘坐着同一辆火车。一路长谈，博克终于挽留住了帕森斯，条件是帕森斯得到了他在哈佛大学向往已久的东西。[24]要是没有这次巧合，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历史很可能就被改写了。
“火车会议”之后不久，校长柯南特和教务长博克经过商量，一致同意，如果帕森斯决定留在哈佛大学，那么从1944年7月1日开始就聘他为全职教授，并任命他为社会学系的主任，授权帕森斯协调和计划合并其他两个系的相关事宜。[25]
但是，帕森斯还必须得到教师会的支持，他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来营造一个适宜的环境。他继续与那些在哈佛大学行政系统中有影响力的人保持联系。他认为，哈佛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社会科学的重组尚未取得正式的成就，相关的努力也大多采取非正式的形式。但是，他也觉察到“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即将到来，所以我想我们能够期待在不久的几年中会有很大的发展”。[26]此外他希望能将波士顿作为社会学研究职业化的扎实的根据地。这样的做法很明显是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榜样的。
1945年春天，博克让帕森斯去访问几所正在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大学及研究中心。帕森斯走访了耶鲁大学的人类关系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处（the Columbia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the North Carolina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等，并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在1945—1946学年中成立一个新的“超级院系”，其委员会由帕森斯本人担任主席。[27]
1945年末柯南特回到了校园，继续担任校长。战争给大学带来的不小的变化。全国范围内大学和学院大约招收了230万退伍军人，战后3年半中哈佛大学总共招收了6万余名军人。“学生潮”迫使教师更新他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战后几个教授合作教学的方式取代了战前个人教学的方式，这不能不说与战争期间诸多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尝试有关。现在大多教授都“信奉”经济学和社会学，而冷落了生物学。[28]
这样的情形对帕森斯是有利的。他的跨学科合并计划及其教学理念受到了社会学系、心理学系和人类学系的支持。经过一系列的讨论，1946年1月29日文理教师会全票通过成立社会关系系，并授权其负责指导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以及社会人类学。新成立的社会关系系位于哈佛大学的艾默生大楼里。一开始帕森斯希望这个新的院系取名为“人类关系”系（the Department of Human Relations），却遭到了教师会的反对，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一名称已为当时耶鲁大学所采用，其次与会的历史系、经济学系等院系代表认为“人”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新系起码在名义上不能侵犯他们的“领地”。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决定采用“社会关系系”这个名称。[29]
社会关系系
社会关系系的缔造者除了帕森斯本人以外，还有来自心理学系的奥尔波特教授和莫雷博士，以及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这些人有共着同的经历，也有着共同的兴趣。
首先，除了克拉克洪以外，其他人在他们原先的院系中基本处于边缘位置，社会关系系给他们提供了走向了学科和权力中心位置的机会。奥尔波特研究的领域是人格和社会心理学（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心理学家斯蒂文森（S.S.Stevens）和行为主义者斯金纳（Fred Skinner）认为这些都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奥尔波特和系主任埃德温·博林（Edwin G.Boring）关系很不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几乎没有面对面说过话。莫雷所推行的弗洛伊德及新弗洛伊德的研究（Freudian and neo-Freudian research）也被同行们看成是“软心理学”科学（“soft psychology”），要不是家财雄厚，莫雷或许真的很难再待下去了。[30]
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学者之间就有过合作的经历和跨学科教研的经验。1943年，帕森斯、克拉克洪和奥尔波特都曾在海外行政管理学校工作。帕森斯还和克拉克洪一起开设了一门关于意大利的家庭、传统和习俗的课。[31]战争期间，奥尔波特完成了其重要著作《偏见的性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在其所感谢的思想及学术挚友中就有帕森斯。[32]
就帕森斯本人而言，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也是其个人思想的转型的重要阶段。一方面，他在为实现其社会学的理想，为实现自己作为社会学家的价值忙碌奔走，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和学术旨趣也经历了关键性的转变。1937年，他完成了《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这可以看成是他从欧洲受训以来思想历程的一个总结。但是，此书所展现的社会行动的概念基本上还只是一个抽象的社会学范畴，并不能用于分析社会进程或是特定社会行动的结构。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他和社会学家劳埃德（W.Lloyd）和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有密切的交往。梅奥是第一个促使他关注弗洛伊德思想的人。弗洛伊德的思想以及更为广泛的心理学的阅读促使帕森斯从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所阐述的行动理论出发，进一步探索有关行动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理论（the structural-functional theory of social systems of action）。[33]1951年，《社会系统》（The Social System）和《迈向行动的一般理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问世，标志着帕森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34]转变的另一迹象是他告别了经济学，不再是熊彼得的信徒，而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因此他同克拉克洪、奥尔波特和莫雷之间有了更加一致的兴趣，他们都很关注人格、文化和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形成一套完整的解释理论。1953年克拉克洪、莫雷等人合编的论文集《自然、社会和文化中的人格》（Personality in Nature，Society，and Culture）就体现了这一旨趣。[35]
社会关系系的教员除了先前社会学系的所有教师外，还有来自人类学系的社会人类学家和心理学系中的那些人格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原先的社会学系不复存在了，而人类学系只剩下了那些心理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心理学系只留下了体质心理学家（the physical psychologists）和实验心理学家。[36]事实上，社会学系在这一合并过程中收益最大。那时社会学系尚有两个空缺的教席，1945—1946学，乔治·霍曼斯和萨缪尔·斯托弗（Samuel Andrew Stouffer）来到了社会关系系。博克视斯托弗为哈佛社会科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选。后来，斯托弗执掌了社会关系实验室（the Laboratory of Social Relations）的主任一职。霍曼斯成为50年代以后哈佛大学历史社会学的领军人物，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就师出其门。[37]
社会关系系的教员并不都在艾默生大楼里办公。一些人类学的教授住在皮博迪大楼（the Peabody），克拉克洪、阿列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巴林顿·摩尔在苏联研究中心办公；斯托弗、霍曼斯、帕森斯、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和热诺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等人在埃默森楼里办公。
社会关系系的教研理念体现了帕森斯对社会科学的现状以及社会学的使命的看法。帕森斯认为，19世纪以后，社会理论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设一种总体性的综合理论，而其“事业的核心目标就是构想一套概念框架，能够吸收所有社会行为的分析性知识，从而打破社会科学的部门分立”。[38]现在或许正是实现这一目标和理想的时候。1944年，帕森斯就是以这样的口吻给博克写了一封信：“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正在快速聚集能量。我以自己所有的职业声望担保，这必将是当代科学思想中最伟大的运动。”[39]抱有这样信念的不仅仅是帕森斯一人，事实上可以这样说，当时整个社会关系系中充满了这种激情以及神圣的使命感。社会心理学家戴维·麦克里兰（David McClelland）说道：“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以必将能造福于人类的方式促进基础社会科学的发展。”[40]克利福德·格尔茨后来也回忆道：社会关系系的目标就要从创造一种等同于牛顿体系的社会系统。[41]
社会关系系想要塑造一种关于社会以及人类行为的普世的、一般性的科学，因此，跨学科的合作研讨就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当时社会关系系普遍采用研讨会和研讨班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由于招收的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所以要求每一届学生第一年都要参加系里的研讨会（proseminar）。这样的研讨会每周召开一次，由几位教授主持。每次研讨会上，教授们按要求要介绍各自领域中的重要学者及其著作思想，并对现行的理论进行分析评价。马克斯·韦伯、阿尔弗雷德·韦伯、埃米尔·涂尔干、乔治·米德成为学生耳熟能详的人名。但是，几乎没有人提起卡尔·马克思和凡伯伦的名字。到了学年期末，还有考察学生跨学科知识的测验。这次考试对学生将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很关键，因为研讨会和考试的目标就是要让学生们找到适合自己问题的方式与视角。“社会关系”系至少涵盖了四个不同的专业，按要求，每一专业至少要举行两场这样的研讨会。那时像英克尔斯、摩尔这样的人还没有资格担任研究会的主持，常常与学生会面的是帕森斯、克拉克洪、莫雷这些资深教授。[42]
研讨会的主题主要是抽象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范畴和概念，内容范围主要包括科学的本质、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基本的概念、命题和假设、价值问题以及社会科学的应用问题等，所要求阅读的著作也主要围绕着科学的性质、社会科学的概念、命题和理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比如1948学年的研讨会所制定的大纲就包括以下8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的形成：现实和科学的语言；不同概念图式的决定因素及其结果；价值的尺度；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2.基本社会科学的假设。3.界定基本概念。4.基本的命题和假设。5.当前理论的分析和评价。6.策略性问题。7.社会科学和价值范畴。8.社会科学的应用。同样，这一学年所要求的阅读书目中就列举了像柯南特的《论理解科学》（On Understanding Science）和诺斯若普（F.S.C.Northrop）的《科学及人文学科的逻辑》（The Logic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这类著作。[43]学生们也有自己的研究小组。他们三五成组，彼此分工，按照教授的要求分工阅读，提供著作的概要、心得，并做总结。不同研究小组之间还会互相交换讨论报告。这些报告被当时的学生形象地称为“汉堡包”（hamburgers）。[44]
贯彻这些研讨会和研究小组的指导方针是所谓的“基础社会科学”（Basic Social Science，下面简称为BSS）的观念。BSS就是能适用于社会关系系各门学科的一套命题，因此从学科归属上来看，BSS涵盖了社会关系系的四门学科，即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其研究对象是作为物种的人（the species man）、人类所创建的文化以及作为个体的人。BSS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有两点：首先，BSS所阐述的“共同理论体系”正是像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些学科赖以依赖和进行研究的理论前提；其次，BSS是纯理论的，是非历史性的，经济学、政治学正是由于其历史性而有别于BSS。
这一思想十分清晰地体现在1951年出版的《迈向行动的一般理论》中。这本论文集是1949年到1950年一系列研讨会的成果。这一年左右的研讨会得到了卡内基公司的赞助，因而被称为“卡内基系列研讨会”（the Carnegie seminar series）[45]。文章作者包括帕森斯、克拉克洪、莫雷和奥尔波特，还有加州大学的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C.Tolman）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爱德华·西尔斯。论文集开篇即言本卷书“致力于建设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in the social sciences）。[46]个体及群体的行动（action）便是社会科学理论化的出发点。在帕森斯看来，所有的社会科学或是人文科学都在各自不同的经验层面上研究人的行动，因而都是“行动的”科学。[47]社会科学的目标便是揭开人类行为的动机，最终便能达到对事件的科学预测以及控制。经济学是行动理论的一部分，政治学则更有可能从行动理论所涵盖的诸多因素中推演出来，并将行动因素与特定经验利益联系起来。[48]《迈向行动的一般理论》是社会关系系合作研究的重要成果。同年，帕森斯出版了他的第二本重要著作《社会系统》（The Social System）。从《社会行动的结构》到《社会系统》，这标志着帕森斯根本性的理论转变，这与社会关系系中多学科的氛围是分不开的。
解散
但是就现实的状况而言，无论是“基础社会科学”理念，还是《迈向行动的一般理论》所倡导的“一般理论”，似乎都不能在方法论和理论上给社会关系系提供某种明确的一致性。知识整合的理念伴随的却是现实中的思想冲突和各行其是。帕森斯之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和克拉克洪对纳瓦霍人的经验研究有所冲突，而莫雷则代表了心理分析和对荣格心理学的兴趣，他时不时地会在研讨会上讥讽一下所谓的系统社会学观念。斯托弗一直就坚信统计学。而另一些人，如索罗金、霍曼斯、英克尔斯、摩尔、奥尔波特也有各自的兴趣所在。在后来的回忆中，霍曼斯说：“我们每个人还是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法进行研究。对我而言倒是让我熟知了那些以前只闻其名的方法。”[49]
社会关系系更像是一群“相对不联通的小群体”（several relatively noncommunicating segments）。由斯托弗主掌的社会关系实验室也没有成为“思想的工厂和训练场”（intellectual factory and drill ground），它渐渐地从实验室成为一个行政团体，有其小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既不需要研究分工，也不需要合作；最后，实验室“更具行政名义，而非合作的学术组织”。[50]
这一现象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变得更加突出了。克拉克洪、莫雷、斯托弗和奥尔波特先后去世，帕森斯的身体大不如前，不得不离开管理岗位。社会关系系也变得更加四分五裂，起初那种“并肩作战”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随着人员的增多，团结变得越来越难。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变成了帕森斯的社会学，脱离了现实的进展。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也越来越各自为营，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各自学术领域中的进展，而不是作为跨学科研究的“基础社会科学”的理念。此时，社会学系真的成了收容不同思想的地方。
1970年的4月以社会关系系的代理主任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为首的社会学家首先提出社会学独立的主张。同年7月1日，社会学首先独立出来。两年后社会关系系宣告解散。1973年，帕森斯退休，结束了他在哈佛大学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
社会关系系在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拥有着特殊的地位，同时也可以说是哈佛大学独一无二的现象，因为这里有帕森斯。帕森斯创建了它，奠定了其基本的思想路线，并主掌了25年。他是这些社会学科中不容置疑的理论领袖。事实上，若是将帕森斯本人的思想及其学术地位的变化和社会关系系的历史放入同一张时间表中，就能清晰地发现，两者有着近乎相似的步调，同盛同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的近20年时间是帕森斯一生的巅峰时期，那时的社会关系系也云集了各路英雄。70年代社会关系系的解散也意味着帕森斯及其结构功能主义或是系统理论也将退出主流舞台。与此同时，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也正缓缓落下帷幕，一个时代行将结束。
其时，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相似的情况也正在大洋彼岸的法国上演。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拉布鲁斯在其执掌的巴黎大学经济/社会史讲座四周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研究班子，其成员多达五六十人。这一时期他的“经济、社会、政治”综合研究方法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乃是史学的主流。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愈演愈烈。很快拉布鲁斯的研究班子破裂，人员四散，各自归属，知识更新的呼声再起。面对学术流变和新人叛离，拉布鲁斯在1965年的一个史学研讨会上邀请学人转向以“历史人类学”为旗号的后年鉴派史学（即所谓的“新史学”）。这标志着法国学院式的经济社会集体研究工程的结束，而一个“个人工作室”的时代正在缓缓到来。[51]这不禁让人想到，或许跨学科的尝试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因为它正遵循了现代性的两个基本前提：分工和合作。
【注释】
[1]Samuel Eliot Morison eds.，The Developm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Since the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 Eliot 1869-1929，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0，pp.191-193.
[2]Samuel Eliot Morison eds.，The Developm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Since the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 Eliot 1869-1929，pp.223-225.
[3]Edward Shils The Calling of Sociology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Pursuit of Learning，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221.
[4]关于社会伦理系的课程及其伦理哲学取向，参见L.L.Bernard ＆ Bernard，Origins of American Sociology：The Social Science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Thomas Y.Crowell Company，1943，pp.614-615.
[5]Samuel Eliot Morison，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1636-1936（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3ed，2001），pp.376-377.
[6]Pitirim Sorokin，Sociology of Revolution，Philadelphia：Lippinolott，1925.Social Mobility，New York：Harper ＆ Brother，1927.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New York：Harper ＆ Brother，1928.Principles of Rural-Urban Sociology，with Carle C，Zimmerman，New York：Helt，1929.A Systematic Source Book in Rural Sociolog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30-1932.
[7]刘易斯·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下的思想》，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41-544页。罗伯特·默顿等，《美国社会学传统》，陈耀祖译，高雄：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第127-128页。
[8]Robert Merton，“Remembering the Young Talcott Parsons，”The American Sociologist，Vol.15，No.2（May，1980），p.69.
[9]Tuk-Sang Pyun，Science，Social Science，and Society：Natural Images in Talcott Parsons’s Social Theory，PhD，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Harvard University，2002，pp.87-88.Barbara S.Heyl，“The Harvard ‘Pareto Circl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Vol 4，No.4（Ocober，1968）pp.316-334.
[10]William Buxton，Talcott Parsons and Capitalist Nation-State：Political Sociology as a Strategic Vocation，Toronto；Buffal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5，pp.76，283-284.
[11]T.Parsons，“Sociological Department -Comments，”（Parsons Papers，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1930）.转引自William Buxton，Talcott Parsons and Capitalist Nation-State：Political Sociology as a Strategic Vocation，p.284.
[12]P.Sorokin to Buck，Sept，15，1945，转引自Morton Keller ＆ Phyllis Keller，Making Harvard Modern：The Rise of America’s University，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92.
[13]刘易斯·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下的思想》，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546页。
[14]Morton Keller ＆ Phyllis Keller，Making Harvard Modern：The Rise of America’s University，pp.92-93.
[15]Tuk-Sang Pyun，Science，Social Science，and Society：Natural Images in Talcott Parsons’s Social Theory，p.240.
[16]Seymour Martin Lipset ＆ David Riesman，Education and Politics at Harvard，New York：McgrawHill，1975，pp.173-174.
[17]Richard Norton Smith，The Harvard Century：The Making of a University to Nation，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41.
[18]Richard Norton Smith，The Harvard Century：The Making of a University to Nation，pp.142-144.
[19]Tuk-Sang Pyun，Science，Social Science，and Society：Natural Images in Talcott Parsons’s Social Theory，pp.244-245.
[20]Uta Gerhardt，Talcott Parsons：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36-137.
[21]Nils Gilman，Madarins of the Future：Modernization Theory Cold War America，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pp.76-77.Tuk-Sang Pyun，Science，Social Science，and Society：Natural Images in Talcott Parsons’s Social Theory，pp.247-250.
[22]Tuk-Sang Pyun，Science，Social Science，and Society：Natural Images in Talcott Parsons’s Social Theory，pp.252-253.
[23]Ibid.，p.257.
[24]Morton＆ Phyllis Keller，Making Harvard Modern：The Rise of America’s University，p.92.Gordon Allport and Edwin Boring，“Psych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at Harvard University，”American Psychologist，Vol.1，No.1（April.，1946），pp.119-122.
[25]Tuk-Sang Pyun，Science，Social Science，and Society：Natural Images in Talcott Parsons’s Social Theory，pp.257-258.
[26]Ellen Condliffe Lagemann，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The Carnegie Corporation，Philanthropy，and Public Policy，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163.
[27]Ellen Condliffe Lagemann，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The Carnegie Corporation，Philanthropy，and Public Policy，p.168.
[28]Richard Norton Smith，The Harvard Century：The Making of a University to Nation，p.169.
[29]Nils Gilman，Madarins of the Future，p.77.George Caspar Homans，Coming to My Senses：the Autobiography of a Sociologist，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Books，1984，p.294.
[30]George Caspar Homans，Coming to My Senses：the Autobiography of a Sociologist，p.295.
[31]Uta Gerhardt，Talcott Parsons：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p.109，145，146.
[32]Gordon W.Allport，The Nature of Prejudice，Reading，Mass.：Addison Wesley，1954，p.xx.转引自Uta Gerhardt，Talcott Parsons：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146.
[33]Peter Hamilton，Talcott Parsons，Chichester：E.Horwood，1983，pp 83，100-104，p.110.
[34]T.Parsons，The Social System，New York：Free Press，1937.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editor and contributor with Edward Shi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关于帕森斯这一思想转变的分析参见J.Finlay Scott，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8，No.5（Oct.，1963），pp.716-735.
[35]George Caspar Homans，Coming to My Senses，p.294.Clyde Kluckhohn，Henry A.Murray ＆David M.Schneider eds.，Personality in Nature，Society，and Culture，2nd ed，New York：Knopf，1953。这本论文集收入了T.Parsons的文章“Illness and the Role of the Physician：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36]George Caspar Homans，Coming to My Senses，p.293.
[37]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19页。
[38]Charles Camic，“The Making of a Method：A Historical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y Parson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2，No.4（Aug.，1987），p.423.
[39]Talcott Parsons to Paul H.Buck，April 3，1944，转引自Gilman，Madarins of the Future，p.78.
[40]David C.McClelland，Motives，Personality，and Society：Selected Paper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84，p.18.
[41]Clifford Geertz，After the Fact：Tow Countries，Four Decades，One Anthropologis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00.
[42]Arthur Vidich，“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Systems Theory’ at Harvard：1948-50，”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Culture，and Society，Vol.13，No.4（Summer，2000），pp.616-617.
[43]Arthur Vidich，“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Systems Theory’ at Harvard：1948-50，”pp.619-620.
[44]Arthur Vidich，“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Systems Theory’ at Harvard：1948-50，”p.618.
[45]Peter Hamilton，Talcott Parsons，p.43.
[46]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A.Shils eds.，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p.3.
[47]Peter Hamilton，Talcott Parsons，p.86.
[48]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A.Shils eds.，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pp.28，29.
[49]George Caspar Homans，Coming to My Senses，p.297.
[50]Edward Shils The Calling of Sociology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Pursuit of Learning，pp.224-225.
[51]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