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实践[1]
近年来，西方史学界提出了“实践史学”这一新概念，希望借此修正新文化史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方面所存在的诸多不足。[2]所谓实践史学，就是着眼于分析人的行动本身。行动的内涵很宽泛，既可以指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也可以指革命这样的集体行动。众所周知，新文化史强调文化的建构意义，认为行动既需要合法性，又需要有认同和凝聚力，而正是文化提供了这些资源。所以新文化史往往是通过行动和历史事件去分析文化。而实践史学考察的则是人们在行动中如何利用文化，而文化又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变化。因此，实践史学的视角和切入点与新文化史很不一样。
不过，历史学的研究，往往是谈论方法容易，真正推进经验研究难。林·亨特倡议“超越文化转向”已逾十年，但是真正在方法论上有突破的新研究还不是很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汤晓燕所著《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下称《革命与霓裳》）颇有可取之处。
该书基本以时间为线索，分为三个部分，以18世纪启蒙运动为开端，以19世纪新审美趣味的确立为结束，每章以专题形式展开，结合政治背景，剖析各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与最富争议的观念议题，通过服饰的演变以及与服饰相关的论战与冲突，透析大革命前后性别与政治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
第一部分由启蒙时代的奢侈论战入手，从当时的出版物中梳理出与女性，特别是贵族女性身份相关的问题，揭示出奢侈话语与贵族服饰的时代意义。作者认为，这种时代意义集中体现为对摇摇欲坠的社会等级与混乱的性别政治秩序的焦虑，新的女性德性便由此而生。这种转变在旧制度末期的服饰中有清晰的体现。因此，该书一开篇即将服饰界定为一个政治议题，而女性性别的定位始终是一个与政治交织而不可分的问题。
第二部分着眼大革命，集中分析“亚马逊女战士”“三色徽之争”和“白衣少女”。这三类服饰现象很有代表性，与政治关系密切，也是时人热议的焦点问题，形象地表现了性别与政治交错互动的特殊方式。这种颇具时代特色的服饰文化既是女性试图“名正言顺地”登上一个曾经向她们关闭的政治舞台的手段，同时也是女性权利“痉挛性”发展的体现。
第三部分分析革命后性别秩序的重新定位及其在服饰文化上的反映。当革命的激进政治褪去后，“绝美女人”及其代表服饰的出现恰是这个狂欢放纵时代的最好体现，是精神与身体解放的途径。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消失与新秩序的确立，以及消费社会和工业的发展，使性别秩序脱离了革命的狂热，其重新定位表现出男性与女性服饰的区隔的变化，前者趋于沉稳庄重，后者则通过瞬息万变的装饰诠释着时尚的随心所欲以及日益浓厚的女人味。
在结语中，作者立场鲜明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服饰不仅是一种自我的表达，更是社会规约的体现，在它背后，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和权力结构的安排。新的审美趣味昭示着与之前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服饰的整体变化相同，新的社会价值取向并不是一场革命所能创立的，它的萌芽要追溯到更早些时候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缓慢变化、启蒙思想的传播，而它的确立和巩固更需要漫长的时间。大革命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它用革命特有的狂风暴雨似的方式摧毁了原已摇摇欲坠的陈旧的价值体系，从而迎来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及相应的伦理道德。”（《革命与霓裳》第212页）
无论是选题选材，还是分析叙述，《革命与霓裳》一书都带有新文化史的特点。作者力图从服饰的角度出发，以小见大，分析服饰文化所凝聚的浓厚的时代意涵。此外，运用图像无疑是本书最显著的特色。在这方面，作者下了很大功夫，不仅从法国黎塞留馆、服饰博物馆搜集了大量的图片材料，也充分利用了已整理出版的图像集，比如法国史家伏维尔主编的五卷本《法国大革命：图像与写本，1789—1799》。作者不是用图像来印证已有的观点，而是以图证史、图文互证，既能从图像的整体布局去把握时代的特点，又能着眼图像的细节（如《革命与霓裳》第189页），见微知著，折射文化的总体转型。除此之外，作者十分重视时尚杂志（总计20余种）和回忆录（小册子与回忆录共计130余种）。在分析中，对细节的捕捉与处理充分展现了研究者的敏锐，比如引勒布菡夫人改装由杜白丽夫人赠送的绣花裙的例子，证明了督政府时期的长裙与旧制度晚期的白色长裙有相似之处（《革命与霓裳》第169页）。
大革命服饰一度是新文化史家热衷的研究题目。比如亨特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中做过分析。不足在于，这类研究大多没有引入性别这个分析维度，只是把服饰看成是革命政治文化的体现。《革命与霓裳》能以女性服饰为聚焦点，有弥补缺憾之功。更重要的是，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新文化史研究方法论上的缺陷。一般而言，新文化史偏爱于采取较为简单的编年史的叙述逻辑。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里贝罗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尚》。[3]这样的研究方式只能反映服饰文化的演变，而无法展现人及其实践的作用。《革命与霓裳》突破了这种历时性的叙述视角，重视女性如何利用服饰文化，实现她们的目的。可以说，实践是该书的关键切入点。
比如在分析亚马孙女战士时，作者不仅梳理了不同时代赋予这一女性服饰的不同内涵，还进一步揭示了文化表象内在的张力，以及由此张力引起的冲突。实际上，这就是人们如何出于自己的目的，利用文化符号。比如启蒙时代人们一方面出于对他者文化的迷恋，而十分热衷于类似“女儿国”或“亚马孙女战士”一类的议题，但另一方面主流思想界因担心“男扮女装”所引起的“性别混乱”、女性干政和秩序混乱，因此对这一议题又心存戒备。革命中，文化的实践者是革命女性，因此与此关联的议题也变成了共和国女性的政治身份与认同。在这些激进的革命女性看来，只要与男性身着类似的服装，一样能为共和国效力，那么她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共和国的一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杜歇老妈报》的编辑宣称，无论在自然禀赋还是自身素养上，女性都丝毫不逊色于男性；女性完全有理由与男性享有一样的政治身份（《革命与霓裳》第99—102页）。
可见，同一服饰表象在不同的实践中，折射出了完全不同的效果。而在这一过程中，服饰这个文化符号本身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变化的是文化得以实践的背景以及实践主体的主观意图。也就是说，文化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了重新界定。这一点，恰如人类学家萨林斯所言，文化总是在人的有目的的行为中出现，并不断加以应用。而这种不断积累性的、集聚性的效应，总会为文化的重新塑造创造条件。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新文化史的“唯文化论”的弊端。[4]
或许也是因为关注到了不同群体对同一文化象征的利用，所以在文化的断裂与继承这一问题上，《革命与霓裳》一书有其独到之处。
新文化史家一般强调文化的断裂性，认为革命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新旧社会截然对立这一假设之上。他们认为，革命政治对抽象个人权利的极端推崇，为的是颠覆旧制度特权与团体主义，革命在制度改造上对纯粹理性标准的依循，为的是一举清除先前林林总总的地方特权与差异，建立大一统的国家。革命和旧制度是截然两分的。这种观点的出现也与现代学科分类有关，因为旧制度属于近代早期史，而大革命属于现代史。这种两分的观点早已遭到了不少批评。比如劳工史家休厄尔就试图从旧制度的团体主义中挖掘19世纪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起源，而鲁特（Hilton Root）也在勃艮第村镇议会中发现了革命时期盛行的卢梭主义的话语。[5]同样，《革命与霓裳》一书也在服饰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方面，找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微妙的关系。作者发现，革命时期的庆典与节庆有其具体的历史渊源，绝不是凭空产生的。白衣少女以及督政府时期的白色长裙就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
身着白色长袍，头戴玫瑰花环，手提花篮，吟唱赞歌的少女出现在革命时期各类节庆仪式上（《革命与霓裳》第127—129页）。这一形象自然表达了革命对自然理性与纯洁的女性德性的颂扬（《革命与霓裳》第135—137页）。但作者发现，白衣少女这个形象与起源于15世纪的“玫瑰节”有关。这原本是在撒朗西山村延续了百余年，且不为外人所知的传统节日。但经启蒙文人的渲染方才成为各地仿效的对象。实际上，若不是这样的仪式已经为各地所崇尚，很难相信革命时期类似的现象会传播如此之快，如此之广。
不过，作者并没有因为强调文化的延续性，而否认其创造性与断裂。以督政府时期“绝美女人”偏好的白色长裙为例，作者认为其原型就是革命前已十分流行的“王后衬裙”（《革命与霓裳》第168页），但后者体现的是对自然美的崇尚，而督政府时期的长裙则表达了因摆脱政治束缚而呼唤身体解放的冲动。所以，同一服饰在不同的背景下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断裂与延续就是一种辩证关系。标新立异的绝美女人与金色青年，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利用已有的文化符号来表达新的身份与价值认同。断裂以延续为前提，而延续中则处处彰显了新意。这正如英国史家汤普森在评价约克郡温和改革派克里斯托弗·威维尔的发言时所说：这就是过去那场辩论的继续，人们表现出同样的抱负、同样的恐惧和同样的紧张冲突……但现在它是在新的背景中，使用新的语言和新的论点，力量平衡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设法理解双方—既理解持续的传统，也理解变化的情境。[6]
另外，作者在分析文化的具体实践中，不仅关注具有不同社会利益与政治诉求的人对同一文化符号的争夺，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她也注意到了这种争夺的结果很可能产生超出主体预期的效果，也就是会产生“意外”。“意外”的意义在于会对原先的文化产生冲击。该书所分析的三色徽之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其实也是个“老问题”。社会史家分析过，新文化史家也分析过（学术史参见《革命与霓裳》第111页）。《革命与霓裳》的路径不同，是从卷入冲突的市场妇女与革命女性切入。作者认为，这两类女性的生活环境不同，对政治和革命的理解也不同，市场妇女关心面包价格，革命女性关心政治权利问题，前者对政治的理解是传统的，后者则习得了许多新名词。双方对三色徽的不同态度就与她们的自身的利益差别有关。国民公会的法令损害了市场妇女的利益，而她们认为现今令人不满的政治局势实际上是“女性干政”的结果，因此对那些激进妇女大打出手，撤下后者的徽章，实际上就是表明女性就不应该过问政治。
在这一层分析中，作者既强调了文化符号的意义，也引入了社会与政治的维度，并较为深入地揭示了文化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社会行动需要借助文化符号，因为后者能提供前者所需要的意义，若缺少了意义，不仅集体行动是不可能的，而且就连行动本身也失去了价值。这是三色徽何以会成为冲突核心的原因。这个徽章是革命政治文化的凝聚，对激进女性而言，佩戴徽章是表明革命态度与立场的方式，而对市场妇女而言，这是令她们不满的过激政治的象征物。此外，文化符号的使用又有社会政治维度，因为使用文化的行动者总处在具体的政治社会关系中，对文化符号有她们自己的理解，她们的行动也总贯穿着自己的意图。所以，可以说，正是这种社会政治维度框定了文化符号得以被实践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必然是不同的。这也就是三色徽之争会在不同女性间引起争斗的原因所在。
但事情并未因这些冲突而告终。相反，三色徽之争继续发酵，成为国民公会代表热议的话题，因为这些男性代表对涉足政坛的女性也心存畏惧，担心若不对此事表态，女人会接着要求公民权、投票权，甚至与男人分享行政职位（《革命与霓裳》第122页）。因此，三色徽之争既强化了男性固有的观念，也成为政治权力最终强行规范性别角色的机会，女性政治俱乐部最终被取缔。
我们知道，新文化史家拙于处理文化转型问题。达恩顿的《屠猫记》就很典型，文化既是静止的，同时也是稳定的。不仅如此，从认识论上来说，文化是根本性的，因为它决定并塑造了人的行动与历史事件。简单地说，文化是剧本，行动者就是演员，演员无法改变剧本，而剧本就在一次次的“搬演”中重复上演。《革命与霓裳》则表明，任何一次具体实践都有可能使文化经受考验，原因在于，实践凝聚了不同的期待与社会利益，因此也包容了很可能超越文化本身的政治与权力的纠纷。
该书验证了微观史学的洞见，展现了如何在一个具体而微的个案中，厘清各种利益关系，结合事件的各个层面，充分考量各种关系的互动。事实上，在这样的个案分析中，一旦能立体地把整个局势细致地展现出来，那么文化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就说清楚了。可以说，《革命与霓裳》在这一方面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不过，该书也有几点不足。尽管个案分析和综合论述都很出彩，但是作者似乎并无意要凸显其方法论上的创新，而仅仅满足于对事实本身的叙述与分析。实际上，本书的导论就存在这个缺陷。作者所综述的研究，仅涉及服饰史、表象史和性别研究，而丝毫不谈史学史与史学方法论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作者若能将经验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史的新进展有机结合，本书或许会更出彩。实际上，也正是存在这个遗憾，笔者才决意从方法论上评论此书。
另外，根据该书的剪裁与内容布局，作者认为法国女性权利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断裂的、波折性的。这与不同时代背景下女性通过各种不同方式诉求自身权利的努力有关。因此，本书整体上也体现出这种片断式的特点。因此，作者若能在每部分前后加上评述性的分析，以凸显前后时代之间的继承与断裂的关系，或许可能会便于读者领会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关联性。
第三，某些部分还有待深入的分析。比如有关白衣少女与玫瑰节的一节，读后有种让人意犹未尽的感觉。笔者揣测，可能是因为对该议题牵涉的层层关系未能梳理透彻；另外，如果材料允许，玫瑰少女与白衣少女之间的关联性似乎应有进一步的强化。再如“时尚王后”一章对1775年前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形象的转变的原因似乎未作任何交代（《革命与霓裳》第62—63页）。
该书在叙述上似乎颇受法国史学风气的熏染，较为随意，某些部分的前后逻辑关系不够紧密，比如第64页上，作者问道：“对王后的批评是否仅仅是针对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人的呢？”但下文并未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援引雷韦尔的研究简述诽谤文学的发展。
另外，本书的某些表述不太规范，史实陈述不够严谨。比如作者分析三色徽之争时候说道：“《最高限价令》等法令对她们（指市场妇女—笔者注）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革命与霓裳》第119页）《最高限价令》不是一个规范的术语，根据本段背景，这份法令应当是国民公会在5月4日颁布的《供给法》（或称《第一次最高限价令》）。[7]
瑕不掩瑜，《革命与霓裳》一书无论在其选材与解读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有其独到的价值。更何况，在法国革命这样一个学术研究与著述已浩如烟海的领域，作者能在一些具体研究领域做出推进与突破，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注释】
[1]评汤晓燕《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原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文字有所调整。
[2]Practicing History：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Gabrielle M.Spiegel ed.，New York，NY：Routledge，2005；Nancy Partner and Sarah Foot eds.，The Sa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Calif.；London：Sage，2013.
[3]Aileen Ribeiro，Fash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London：Holmes and Meier，1988.
[4]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5]W.H.Sewell，Jr.，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Hilton Root，Peasants and king in Burgundy：Agrarian Foundations of French Absolut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6]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7]《第一次最高限价令》参见J.-B.Duvergier ed.，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lois，Tome 5，Paris：A.Guyot et Scribe，1834，pp.266-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