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从汤普森谈起
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背景下，汤普森的批判矛头不仅指向了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事实上也批评了当时刚刚兴起的新社会史。当新社会史在分析中逐渐容纳更多元的材料，并且研究又开始迈向区域化的时候，主体的实践行为和文化表述与他们的客观社会身份和利益之间的差距便凸现出来。而文化、习俗或话语开始成为一种“修正性”因素来调节主体意识与其客观社会状况之间的辩证关系[100]。在汤普森看来，依赖于此种假设的劳工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并没有严肃地将这些文化、传统或话语的习俗看成是社会关系的“血肉”本身。相反，这些对象往往被人为地移置进某种上层建筑的领域，也同时被降格为主体倾向性（subjective bias）的因素。因而，新社会史虽然批评了旧式那种机械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研究模式，却在无形中保留了后者的本质隐喻，即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依旧被看成是处于自我封闭的、抽象空间上分离的和非连续性的状态。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序言中，汤普森认为这种观点事实上将文化本身看成了一种“滞后和扭曲”（lags and distortions），妨碍了主体对客观状况或阶级利益的有效辨识。[101]这表现为在经验研究中，阶级行动的缺失或是失败被看成是文化与政治这些上层建筑带来的偶然性结果；而在叙事中，社会关系与文化之间的辩证互动被展现得好像是一种事件的真实序列，即汤普森所说的社会经济先行，而政治文化往往拖拉在后面。[102]
从这一点来说，新社会史实质上所做到的远不如他们自己所预设的那样激进，这在劳工史的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强调多因论、批判单因决定论的时候，新社会史依旧保留了这一观点，即那种由社会地位或阶级身份所决定的，或是投射出来的主体意识和政治行为从理论上说是一种应然的主体意识，这才是历史发展的预设目标（preinscribed goal）。所以文化、习俗或语言的调节作用本质上意味着某种必然会被克服的或被超越的“障碍”（burden）。在休厄尔研究中，对19世纪早期法国马赛那些被他称之为“排外性行业”的工人而言，正是组织上的严密性维护了他们在文化上的自觉和自足，而这一点使他们在工人运动普遍迈向激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政治上的保守性。[103]但是工人的无产阶级化和激进化似乎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摧毁”这种保守性仅仅是个时间问题。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衡性强化了马赛码头工人的严密组织，从而保证了他们的优势地位。但是在休厄尔看来这种组织形式本质上是一种“遗存的”旧制度时期的行会组织。而当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起来的时候，它必将被粉碎。[104]从这一点来看，宽泛意义上的文化以及其他相关因素或许能对应有的阶级意识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是历史的进程必将“扫除”文化因素带来的影响，或者更准确说是落后或走形。[105]用汤普森的话来说，这种经济的决定论始终是存在的，不仅存在于最后时刻，不仅被延迟到一个最终具有因果关系的领域，而且始终如此。[106]
因而，对于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社会史基本的隐喻而言，只要这两个范畴仍旧被看成是分享了两种不同本体论存在范畴的话，那么其结果必然难以逃脱这一模式的困境：要么将经济或物质的决定作用推至一种历史必然性的后果上，以避开“粗略的经济主义”，这一努力正是笼罩于现代性阴影之下的新社会史的尝试，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史学演进而言，新社会史更具过渡意义；要么就像那些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彻底”抛弃这种隐喻。在这些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关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非相关性”的主张及其对阶级政治的放弃，意味着他们不仅抛弃了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隐喻，而且也意味着他们或许根本不相信阶级政治、阶级冲突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或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首要地位。[107]就此而言，修正主义与其所批判的对象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从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明晰。
在19世纪英国宪章运动的研究中，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激进地”抛弃了物质条件与政治的关联。[108]在他看来，宪章运动的意识形态与产生于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早期激进传统—这一传统甚至可以回溯到17世纪—之间有着基本的连续性。换句话说，琼斯认为宪章主义的表述相对于其社会意义和阶级状况所呈现出的偏离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是一种错误的幻象（illusory），因为这来源于将一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学概念应用于历史的结果：在后者看来，首先是物质基础构建了宪章运动。所以他将这一模式倒了过来，从逻辑上和因果关联上将语言，而不是那种错误理论模式所预设的把物质条件放在形塑政治认同的首要地位上。琼斯认为，是话语预构（prefigure）并创造（create）了主体的需求和需要。[109]
同样是在一种大众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中，休厄尔对法国工人阶级的研究凸现了在这一连续性中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逻辑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发挥的作用；而琼斯仍倾向于将历史看成不连续的“板块”。他在这里除了看到与经济不对称的一个意识形态“层面”，一块从另一种生长方式中残留下来的碎片以及结构上不同的两个层面的并存以外，可能什么也看不到。[110]也就是说，在类似的情况下，琼斯与休厄尔的解读恰好相反：前者领会到了意识形态独立于阶级而存在，这不符合他曾经预期的“每一个新的基础至少在原则上都必须有一个哪怕是初始性的新上层建筑”的想法，所以他将这一模式“激进地”做了倒置；但是后者则在一个大众文化的连续性变化中看到了某种不断作用着的力量。休厄尔的创见正是在于他看到了在与1789年革命中所形成的新的财产观念和劳动观念的碰撞与冲击中，旧制度下的团体传统—这也就是彼得·伯克所说的那种所有人都参与的“大众文化”[111]—是如何被决定性地重新塑造的，而此后在19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重整了的结社观念（the refurbished idiom of association）将集体贸易的管理（collective trade regulation）看成一种合法地实践新获得（newfound）的自由的手段。当结社的权力和对劳动的重估—将劳动看成是所有价值的来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1848年的工人阶级就能够宣称自己在国家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了。因此在休厄尔的论述中，法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是一种混杂物，既保留了传统的团体主义，又融合了革命性的因素。[112]而对这些新环境的认知和对新压迫的体察本身就是新、旧辩证且交互渗透变化的过程。18世纪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此时习惯行为和礼俗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逻辑对民众的习俗频繁地发起了攻击。关于这一点，在汤普森的许多著作中都有生动的描述。[113]因此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累积的过程中，民众就经常采取“保护民俗”的形式，这就是汤普森所谓的“反叛性的传统文化”。阶级冲突因而往往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即“创新的市场经济与平民的习俗道德经济之间的对峙”。[114]
因而，简单地在物质条件与意识形态之间置入一个话语的或是文化的楔子，这并没有回应马克思自己提出的挑战，即当我们认识到生产方式内在逻辑的时候，该如何将历史特殊性和人的作用包容进来。[11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休厄尔准确地将人的作用—无论是他早期对工人行动意义的关注，还是后来在批评萨林斯时提出的多重主体性概念—放在了“利益与信念”“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流行的社会关系以及我们对这些关系的创造性理解”之间的空档（gap）中。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么也就会将语言或是别的什么解释维度从不平等的权力和权威的社会关系的深嵌状态中生硬地拉出来，从而构筑起来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的混淆。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曾极具洞察力地指出反对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隐喻或类似的隐喻的主要原因是，在理论分析上对社会的不同“层面”或“场合”之间的划分可能会助长人们这样来看世界，即认为这些不同领域是“实质上存在着的互相独立的实体，在现实世界中它们也能像实体那样彼此分离”。[116]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阿尔都塞主义，以及80年代出现的以琼斯为代表的修正派都没能走出这一困境。社会的不同“层面”或“场合”都持续不断地滑入了“本体论的范畴”，成为现实世界中彼此分离的实体，更糟糕的是，这些不同“层面”或“场合”之间的关系却留在了“纯理论”的领域中，成了与“本体论的范畴”没有什么关系的“知识对象”。[117]
休厄尔一开始就对这种混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做法有着明锐的警觉。在他对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评论中，休厄尔说道：“意识形态必须被理解为社会秩序的构成部分，它也促生了社会的存在本身。意识形态不能被看成是物质性阶级关系的表述，也不能被看成仅仅是某种观念或意志。相反意识形态形塑了体制性的结构、社会合作和冲突的本质，也形塑了民众的态度和偏见。所有的社会关系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某种关系，而所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也是一种社会行动。”[118]因而，在休厄尔看来，意识形态能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同时”找到自己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作用机制。这一论述表明从社会存在到上层建筑并不是依据某种上升秩序，相反，此二者同时是社会关系的不同方面。正如汤普森在评论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时所说的：“（意识形态）有它自己的逻辑，部分的是由自我决定的逻辑，因为既定的范畴倾向于以连续性的方式再生产自身，但我们不能用意识形态的逻辑取代真实的历史—资本主义的演进不是某个资产阶级基本思想的产物—然而意识形态这一逻辑却是那个历史的一个真实的组成部分。独立于‘意识’的某个历史是无法想象的，是不可描述的。”[119]
因此，在休厄尔看来，意识形态正如生产方式和物质基础那样也是“真实的”，并且在任何时间和任何范畴中都会“起作用”。在后期的研究中，他继续使用“文化”来指称这一维度。他认为构成文化的符号能在特定体制领域的不同场合表现出来，同时也能在不同的体制领域中展现。比如“父亲”这一符号能同时体现在国与家这两重领域中。[120]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明显地连接了君王政府与父权家庭，而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提倡的“手足情谊”则打破了先前的模式。在政治意义上家庭模式的转变和国家模式的转变就是绑结在同一符号下的结构转型。[121]
休厄尔关于文化意义在构成社会关系所形成的这种“瓦状重叠”的见解，根本上不同于物质基础需要上层建筑，或是上层建筑能脱离物质基础的观点。在他看来，社会应重新被理解为多种相互交织和联系的文化结构的运作与实践区域。这些文化符号具有相对的自主性（autonomy），因为它能不同程度地跨越体制和地理范围，能够渗透到那些被认为是构成基础的生产关系的内部，而不受制于物质因素的制约。在20世纪中叶，“红色”具有特定的而且是压倒性的政治意涵，这使得美国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the Cincinnati Reds baseball）不得不两度改名为“红腿”（Red Legs）。
可以说，在修正主义的潮流中，这是一种对文化的与众不同的见解，因为文化根本上是在实际的社会实践和实际的社会体制关系中的例示（instantiation）。与琼斯以及乔伊斯等人不同，他的构思首先反对了任何萎缩了“文化”本身的社会性的理论划分，因为在休厄尔看来，文化在不同程度上能渗入其他的体制领域。这事实上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图景的浮现：为文化意义、权力关系与稀缺性同时形塑的社会关系和行动，而这三重维度也彼此互相形塑。[122]因此，休厄尔所提供的理解绝不意味着要在理论上将文化从它不可避免地体现于现实世界的社会形式中区分出来，而是在一种深嵌关系上的抽象的做法。
【注释】
[1]本文原刊于《社会理论论丛》，2012年第5辑，文字有所改动。感谢娄舒楠同学校对文字。
[2]在社会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W.Gouldner）质疑了将社会范畴作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因素整合其他范畴的支配性作用，参见Alvin Gouldner，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London：Heinemann，1971。历史学中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质疑了以社会阶级范畴为中心解释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取向，参见Alfred Cobban，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London：H.K.Lewis ＆ Co Cobban，1955。
[3]关于“回归”议程的文献十分丰富，这里仅列举其中比较重要的。关于“新制度主义”回归，参见Jonathan Zeitlin，“Shop Floor Bargaining and the State：A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in S.Tolliday and J.Zeitlin eds.，Shop Floor Bargaining and the State：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45；Charles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Historical Alternatives to Mass Production：Politics，Markets and Techn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Past ＆ Present，No.108（Aug.，1985），pp.133-176。在“国家回归”的议程中，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十分有力，她反对将国家看成仅仅是潜在社会经济本质反映的取向，参见Theda Skocpol，“Political Response to Capitalist Crisis：Neo-Marxist Theories of the State and the Case of the New Deal，”Politics and Society，Vol.10，No.2（1980），pp.155-201；Theda Skocpol，“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in Peter Evans，D.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eds.，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6-37.（中译参见：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中也批评以社会为中心的权力解释（参见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而英国的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其《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从国家的角度反思先前由E.P.汤普森（E.P.Thompson）等人提出的“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参见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想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更引人瞩目的是，对社会经济解释模式进行批判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及其大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起源》（中译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的重新关注，参见Fred Block and Margaret R.Somers，“Beyond the Economistic Fallacy：The Holistic Science of Karl Polanyi，”in Theda Skocpol ed.，Visions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47-84（中译可参考斯考切波：《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在这一修正思潮中，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从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分析了“社会”这一范畴物化为社会科学解释基础的过程，参见Charles Tilly，Big Structures，Large Processes，and Huge Comparison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4.乔安娜·因尼斯（Joanna Innes）和约翰·斯塔尔斯（John Styles）在对18世纪英国司法审判的研究中提出了法律的新历史，他们同样不认为法律仅仅是社会经济的一种“表述”（express），参见Joanna Innes ＆ John Styles，“The Crime Wave：Recent Writing on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25，No.4，Re-View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Oct.，1986），pp.380-435.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成为最激烈反对还原主义思潮的来源，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查特尔·莫菲（Chantal Mouffe）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他们合写的《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迈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尹树广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提供了话语取向政治研究的重要著作。
[4]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第1页。
[5]乔伊斯：《社会史终结了吗？》，刘华译，童世骏校，李宏图主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19-50页。
[6]Scott Lash and John Urry，“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cial？，”in Mark Wardell and Stephen Turner eds.，Sociological Theory in Transition，Boston：Allen ＆ Unwin，1986，pp.95-109.
[7]Roger Chartier，“Le monde comme représentation，”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Tome 44，No.6（Nov.-Dec.，1989），pp.1505-1520（中译参见本书译文：罗杰·夏蒂埃：《作为表象的世界》）；Gérard Noiriel，Sur la“crise”de l’histoire，Paris：Belin，1996.
[8]Geoff Eley，“The Generations of Social History，”in Peter N.Sterns ed.，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Social History：From 1350 to 2000，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2001，pp.3-29.
[9]Jacques Revel，“Introduction，”in Jacques Revel ＆ Lynn Hunt eds.，Histories：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New York：New Press，1995，pp.1-63.
[10]William Doyle，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0.
[11]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特别是第60页以下对“英雄史”的论述。他认为在谈论某些类型的社会的时候将国王和战争的故事置于叙事的优先地位，乃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被泛化为该社会的形式和命运。
[12]本段分析参考了李猛：《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迈向一种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论文，1996年。
[13]Philippe Carrard，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French Historical Discourse from Braudel to Chartie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pp.8-10.
[14]Lynn Hunt，“French Histor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nnales Paradigm，”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21，No.2，Twentieth Anniversary Issue（Apr.，1986），pp.209-224.Jacques Revel，“Introduction，”pp.1-63.
[15]孚雷：《历史学中的计量》，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编，《新史学》，姚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2页。
[16]对西米昂而言经济活动的波动（the fluctuations of the economic activity）乃是由不同性质的长时段的周期和短时期的波动构成的，通过货币这种中介形塑了社会行为。拉布鲁斯试图从西米昂的方法论及其概念框架中推演出“局势”的普遍现象，对拉布鲁斯而言，对局势的社会理解根据行动者的不同地位反映出来，这些地位是根据生产和交换中收入和地位模式来辨识的。关注于社会理解对两人来说越来越重要，以至于皮埃尔·维拉（Pierre Vilar）得以发现了从“局势的经济主义”到“结构的局势主义”的这种转变（a transition from“conjunctural economism”to“structural conjuncturalism”）。相关分析参见：Jacques Revel，“Introduction，”pp.21-23。英国史家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也有同样的观点，参见Adrian Wilson，“A Critical Portrait of Social History，”in Wilson，ed.，Rethinking Social History：English Society 1570-1920 and its Interpretation，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pp.9-58。
[17]以赛亚·伯林将此种思维模式与“历史必然性”联系起来，认为这是19世纪的新产物（伯林：《历史的不可避免性》，收入柏林《自由四论》，胡传胜译，上海：译林出版社，第104-185页）。巴什拉从另一个角度也探讨了这一问题，参见Gaston Bachelard，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Boston：Beacon Press，1984，中译参见加斯东·巴什拉：《科学精神的形成》，钱培鑫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18]Gaston Bachelard，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p.104.
[19]对19世纪以来历史学一致性的精彩分析，参见Leonard Krieger，Time’s Reasons：Philosophies of History Old and New，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20]William Sewell Jr.，“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or，Confessions of a Former Quantitative Historian，”in Logic of History：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22-80.
[21]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在其论述话语的著作中所解释的，他并不是对决定话语形式的“潜在的”因素有兴趣，而是对“历史地来看，真理—效应是如何产生于话语之中的，而这些话语本身即非真，亦非假”感兴趣。参见：Mark Poster，“Foucault and History，”Social Research，Vol.49，No.1，Modern Masters（Spring 1982），p.125.
[22]Philippe Carrard，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French Historical Discourse from Braudel to Chartier，p.151.
[23]这一点在那种描述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布罗代尔式历史著作中体现得更明显。描述性的时代更替、重要历史事件带来的波动和变迁感被数据之间的差异和曲线的波动这一更为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对历史进程的分析和描述因而更与研究主体无涉，凸现了客观性。
[24]Jacques Revel，“Introduction，”p.7.西米昂撰写此文的目的是反驳瑟诺博司，后者在1901年出版了专著《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历史方法》（Ch.Seignobos，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Paris：Alcan，1901）。此后，这场论战在1904年召开的现代史学会会议上继续发酵，并继续蔓延至1906-1909年连续三届法国哲学学会会议，并吸引了涂尔干等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
[25]罗伯特·哈里森（Robert Harrison）认为与传统史学相比，新社会史家虽然对社会动因有着更为丰富的理解和把握，但是他们的研究主题依旧是政治性的。比如像美国革命和内战的起源依旧是社会史的重要议题，参见Robert Harrison：“The ‘New Social History’ in American，”in Peter Lambert and Phillipp Schofield eds.，Making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s of a Disciplin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pp.110-111。斯特恩（Peter Sterns）在《论社会史》中也曾指出，政治史的议题是不能抛弃的，社会史家应该做的是在对社会的研究中讨论政治，并发现那些影响或形塑政治生活的社会因素［Peter Sterns，“Some Comments on Social History，”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1，No.1（Autumn，1967），p.4］。
[26]休厄尔所使用的“不平衡”概念来自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萨缪尔将托洛斯基（Trotsky）本来用于分析欠发达边缘地区的“不平衡和混合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这一概念用于发达国家内部。萨缪尔认为不平衡性（unevenness）不仅仅发生于国家间的宏观层面上，而且也会发生在一国内不同经济部门中，甚至也会发生在同一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Raphael Samuel，“Workshop of the World：Steam Power and Hand Technology in Mid-Victorian Britain，”History Workshop，Vol.3（Spring，1977），pp.6-72］。
[27]以下表格数据来自：W illiam Sewell Jr.“，TheStruc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 of Marseill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Ph.D.dissert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第6-7章。“The Working Class of Marseille under the Second Republic：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Behavior，”in P.Sterns and D.Walkowitz eds.，Workers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Books，pp.88-89.
[28]William Sewell Jr.，“The Working Class of Marseille under the Second Republic：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Behavior，”p.195.
[29]William Sewell Jr.，“The Working Class of Marseille under the Second Republic：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Behavior，”p.195.
[30]孚雷：《历史学中的计量》，第112页。
[31]Philippe Carrard，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French Historical Discourse from Braudel to Chartier，p.174.
[32]William Sewell Jr.，“The Working Class of Marseille under the Second Republic：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Behavior，”pp.107-109.
[33]数据来源：William Sewell Jr.“，Social Change and the Rise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Marseille，”Past ＆ Present，vol.65（November，1974），p.103.
[34]William Sewell Jr.，“The Working Class of Marseille under the Second Republic：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Behavior，”p.104.
[35]William Sewell Jr.，“Social Change and the Rise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Marseille，”pp.102-104.
[36]William Sewell Jr.，“The Working Class of Marseille under the Second Republic：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Behavior，”pp.96-98.
[37]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Cambridge，U.K.；Malden，MA：Polity Press，2004，pp.25-26.
[38]William Sewell Jr.，“Social Change and the Rise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Marseille，”pp.106-107.
[39]Chandra Mukerji，Chandra ＆ Michael Shudson，“Introduction：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in Chandra Mukerji ＆ Michael Shudson eds.，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Stud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1-61.
[40]Edward Carr，What is History？New York：Vintage Books，1965，p.84.
[41]该书获得了1981年美国历史协会颁发的亨利·亚当斯奖（the Herbert Baxter Adams Prize）。1983年出版了法译本Gens de métier et Révolution.Le langage du trabvail de l’Ancien Régime à 1848。
[42]William Sewell Jr.，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8.
[43]William Sewell Jr.，“Property，Labor，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ism in France，1789-1848，”in John M.Merriman，ed.，Consciousness and Class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New York：Holmes ＆ Meier Publishers，1979，p.60.
[44]William Sewell Jr.，“Corporations Républicaines：The Revolutionary Idiom of Parisian Workers in 1848，”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1，No.2（Apr.，1979），pp.195-196.
[45]William Sewell Jr.，“Corporations Républicaines：The Revolutionary Idiom of Parisian Workers in 1848，”p.202.
[46]William Sewell Jr.，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pp.154-161；“Artisans，Factory Workers，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1789-1848，”in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Zolberg eds.，Working Class Formation：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p.45-50.但是工匠和工厂系统的共存并不意味着手工业本身没有经受什么改变。事实上工人数量的增多本身就是张力的一种来源。一个行业中熟练工人的数量的剧增使得工人很难再控制劳动市场（比如工资问题、劳动状况等）。所以工人数量的剧增导致了雇主与工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同时，某些技术也发生了变化。当然更为重要的变化发生在生产和销售的组织上。
[47]William Sewell Jr.，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pp.63，114-143.
[48]1791年宪法第三编第一条说“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不可剥夺的和不可转移的。主权属于国民、任何一部分人民或任何个体皆不得擅自行使之……废除贵族、爵位、世袭荣衔、封建制度”，禁止行会管事、职业行业、技术行会和手艺行会在法国的存在。参见《法国1791年宪法》（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895-896页）。
[49]William Sewell Jr.，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pp.120-133.
[50]休厄尔认为旧制度下的财产概念至少包含了四种含义：绝对私有的，并可以任意处置的东西；基于公利目的下的所有权，比如生产性的土地，这样的财产会由于某共同体处以公共利益而加以规治；从公共权威中衍生出来的，比如官职；最后是一种“准”财产，例如各种特权、赦免权。参见William Sewell Jr.，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pp.115-120.
[51]William Sewell Jr.，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p.114.
[52]一般说来左派和右派的学者基本都认为大革命和《人权及公民权宣言》为现代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奠定了基础。但是休厄尔认为与其说是大革命解放了资产阶级的财产观念，不如说是创造了这一观念（William Sewell Jr.，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p.114）。关于人权宣言和现代财产观念的研究，参见Thomas Kaiser，“Property，Sovereignty，and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and the Tradition of French Jurisprudence，”in Dale Van Kley.ed.，The French Idea of Freedom：The Old Regime and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1789.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300-339。
[53]William Sewell Jr.，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p.142.
[54]William Sewell Jr.，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pp.201-202.
[55]William Sewell Jr.，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pp.211-218.
[56]William Sewell Jr.，“Corporations Républicaines：The Revolutionary Idiom of Parisian Workers in 1848，”p.203.
[57]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8-213页。
[58]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3-19页。
[59]William Sewell Jr.，“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Case，”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57，No.1（Mar.，1985），p.60.
[60]Anthony Giddens，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London：Hutchinson，1976，p.161.
[61]William Sewell Jr.，“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Case，”pp.57-62.
[62]萨林斯：《历史之岛》，第7页。
[63]萨林斯：《历史之岛》，第325页。
[64]萨林斯：《历史之岛》，第325-326页。William Sewell Jr.，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pp.277-284.
[65]William Sewell Jr.，“Artisans，Factory Workers，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1789-1848，”pp.53-70.
[66]萨林斯：《历史之岛》，第192-193页。
[67]William Sewell Jr.，“Toward a Post-Materialist Rhetoric for Labor History，”in Lenard B.Berlanstein ed.，Rethinking Labor Histor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3，pp.19-23.
[68]Keith Baker，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5-6.特别参见导论，第一、三、八、十章。贝克和汤普森一样，认为“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是有思想维度的，思想赋予行动以意义”（Keith Baker，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p.13）。由此他将思想史重新界定为意义的历史。这样一来，思想史本身就获得了新的属性。思想史不再是历史学的一个部类，不再与经济史、社会史并驾齐驱；相反，思想史成了所有历史的一个向度，因为所有的一切，包括政治事件、经济决策都是一种意向性的行为。总体来说，贝克所提出的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属于上文所说的实践的文化史取向，因为他与那种将文化结构或是话语结构看成是前实践（pre-practical）性的存在的观点有明显的区分。贝克所强调的作为话语竞争的政治思想史将话语及其挪用看成是一种即兴的、有限的、偶变的且异质性的过程（Keith Baker，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pp.15-16）。
[69]萨林斯：《历史之岛》，第198页。
[70]萨林斯：《历史之岛》，第189-190页。
[71]拉克劳、莫菲：《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迈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尹树广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72]hegemony实为“霸权”概念。
[73]关于“民主”这一话语的不稳定的能指及其所导致的对抗性后果的分析参见拉克劳、莫菲，《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迈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第169-192页。
[74]萨林斯：《历史之岛》，第329-331页。
[75]Jacques Godechot，The Taking of the Bastille：July 14，1789，transited by Jean Stewart，preface by Charles Tilly，London：Faber，1970，p.217.
[76]梯利：《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汪珍珠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77]在日常的用语中，一次集体行动可以被下列不同的“词语”描述：revolt（叛乱）、riot（暴乱）、mutiny（反叛、叛变）、insurrection（起义、暴动）、sedition（骚乱、骚动）等。关于此点，参见梯利在《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各章中的使用。这一点也说明了上文所指出的词与物之间的不对称性。
[78]萨林斯：《历史之岛》，第196页。
[79]William Sewell Jr.，“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Theory and Society，Vol.25，No.6（Dec.，1996），p.854.
[80]William Sewell Jr.，“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p.855.
[81]William Sewell Jr.，“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p.857.
[82]William Sewell Jr.，“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p.857.
[83]在1789年7月14日在攻下巴士底狱以后，人们将德洛内带到市政厅门口处死。不久弗莱塞尔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人们割下了他们的头颅，刺于矛尖之上，在市内游街示众（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09页）。
[84]William Sewell Jr.，“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p.858.
[85]William Sewell Jr.，“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p.859.
[86]William Sewell Jr.，“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p.858.
[87]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
[88]孚雷认为“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一词在1789年春天还没有出现。参见François Furet，“The French Revolution or Pure Democracy，”in Colin Lucas ed.，Rewri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p.33-45.
[89]William Sewell Jr.，“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p.859.
[90]萨林斯：《历史之岛》，第324页。
[91]William Sewell Jr.，“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p.859；“The Concept（s）of Culture，”in Victoria E.Bonnell ＆ Lynn Hunt 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51-52.
[92]William Sewell Jr.，“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pp.862-863.罗桑瓦龙：《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吕一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49页。休厄尔此文的研究并不旨在谈论法国18-19世纪政治文化的发展，而是关注于事件对于文化结构的作用。所以他没太多涉及政治思想史的变化。而就这一变化的更为宽广的政治思想史分析参见William Sewell Jr.，A Rhetor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The Abbé Sieyès and“What Is the Third Estat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在此书中休厄尔十分精彩地阐述了现代公民身份的出现，以及在人民这一概念相应地从人类学的范畴脱离出来的过程中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ès）所发挥的革命性作用，另见William Sewell Jr.，“Le Citoyen，La Citoyenne：Activity，Passivi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Concept of Citizenship，”in Colin Lucas，ed.，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Vol.2，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Oxford：Pergamon Press，pp.105-125。
[93]如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民众”条目中写道：“你们要当心民众在推理与哲学方面的判断，民众的声音在此时是恶意的、愚蠢、无情、不理智和偏见的声音……民众是愚昧与迟钝的。”雷蒂夫·德·布雷多纳将民众描绘为“一种丧失了眼睛、耳朵、鉴赏力和情感的巨大动物，它只能通过触觉来生存，而人们只能通过这种第五感来引导它：这是人们可随心所欲地加以说服的一大批个人；后者只具有别人的意愿；他们只按照别人要其想的那样去想，并不管这样想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罗桑瓦龙：《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第42页。）
[94]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58-59页。
[95]William Sewell Jr.，“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pp.864-865.
[96]William Sewell Jr.，“The Concept（s）of Culture，”pp.55-56.在休厄尔看来，大量的文化事件事实上都集中并围绕在这些强大的体制节点周围。这些体制结点也是资源和权力的集中点，高度集中化，因而构成了文化的动因（cultural actors）。休厄尔给出这一论证的目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抵抗的文化研究的不足，即过于关注那种散播在日常生活中的去中心化的抵抗行为（resistance of a decentered sort），而忽视了那些集中化的文化实践行动，参加“Sherry Ortner，‘Resistance and the Problem of Ethnographic Refusal，’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37，No.1（Jan.，1995），pp.173-193”。
[97]休厄尔在对吉登斯的结构二元理论做批判性阐述的时候同样指出，吉登斯所谓的构成行动中介并使例行化的日常互动得以可能的资源实质上是图式作用的效果。例如工厂不仅仅是一堆物质，它本身就包含了（incorporate），或是现实化了（actualize）某种意义图式。这样一方面意味着工厂的大门、装配流水线的设计等等这些物质使得资本主义的契约得以灌输进每一个当局者，同时也使得其获得现实性的效果。换言之，打破工厂在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对抗资本主义本身。但是更重要的是资源本身也是多义的（polysemy），也就是说，当工厂作为一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观念例示（instantiation）的时候，同样也如卡尔·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工厂的形式也必然灌输了一种生产的社会的和集体特性，从而破坏了资本主义财产私有的观念，参见William Sewell Jr.，“A Theory of Structure：Duality，Agency，and Transform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8，No.1（Jul.，1992），pp.1-29。
[98]萨林斯：《历史之岛》，第329-330页。
[99]当然休厄尔在此关注的只是事件对（文化）结构的作用以及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事件的理论（the theory of event），所以他并没有就此认为文化转型开始于或完成于1789年7月14日。
[100]Gabrielle Spiegel ed.，Practicing History：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p.6.Victoria Bonnell ＆ Lynn Hunt 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pp.6-8，10-11.
[101]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02]E.P.Thompson，“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London：Merlin Press，1978，p.294.
[103]William Sewell Jr.，“The Working Class of Marseille under the Second Republic：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Behavior，”pp.94-98；“Social Change and the Rise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Marseille，”pp.102-109.
[104]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2页。休厄尔在分析1860年左右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影响马赛的码头工人时候，就使用了“摧毁”“粉碎”这些隐喻性的词语。另见Tony Judt，“A Clown in Regal Purple：Soci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ians，”Historical Workshop Journal，Vol.7，No，1（March 1979），pp.66-94。
[105]事实上一开始汤普森就批评这种用文化或是所谓的传统来调整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平衡。参见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吕薇洲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48-75页。
[106]E.P.Thompson，“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pp.81-82.
[107]关于这一方面的概述性评议参见Ellen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A New“True”Socialism，London：Verso Wood，1986。
[108]持有同样假设的另一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是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在对英国北部工业地区的研究中，他也将社会关系或物质状况与政治意识之间的那种假定存在的关联作为检验阶级这一维度重要性的试验地。在英国，对此种社会学或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的抛弃似乎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这与撒切尔主义和工党的失败有关系。参见Patrick Joyce，Visions of People：Industrial England and the Question of Class，1848-1914，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1-27；Robert Gray，“Review：The Deconstruct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Robert Gray，”Social History，Vol.11，No.3（Oct.，1986），pp.363-373.江政宽：《英国史家盖瑞斯·史泰德曼·琼斯史学思想之研究》，博士论文，台湾成功大学，2008年。
[109]Gareth Stedman Jones，Language of Class：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Class History：1832-1982，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21，22，24，105.
[110]对因资本主义关系的作用而导致的这种激进传统所经历的变化，琼斯似乎并没有给予什么重视，或者说纵然有变化，但是在他看来，对政治话语的自主性这一观点或者说对政治与阶级的不相关性这一判断都不能构成挑战。参见Ellen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A New“True”Socialism，pp.102-115。
[111]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杨豫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在反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观念时，伯克创见性地提出了在近代早期大众文化是所有人都共同参与的文化，而精英文化是少数人的文化。因此在伯克看来，1800年前后欧洲出现一个教士、贵族和资产阶级从大众文化中“退出”的过程，相伴随的另一个过程是“人民”的发现。
[112]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劳工史研究，但是休厄尔和琼斯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一点部分受益于林·亨特（Lynn Hunt）为《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撰写的导论，参见Lynn Hunt，“Introduction：History，Culture，and Text，”in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pp.3-6。但是亨特并没有对此详述。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被她包容进这份导言的诸位“文化史家”之间，无论是研究取向，还是理论立场，都有着很大的差别。
[113]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E.P.Thompson，“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London：Merlin Press，1978，pp.133-165.
[114]E.P.Thompson，“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pp.154-155.
[115]David Mayfield ＆ Susan Thorne，“Social History and Its Discontents：Gareth Stedman Jones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Social History，Vol.17，No.2（May，1992），pp.186-187.
[116]Perry Anderson，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London：NLB，1980，p.72.
[117]琼斯无奈地承认了20世纪80年代激进的修正主义无形中分享了他们所反对的70年代结构主义的诸多假设。参见Gareth Stedman Jones，“The Determinist Fix：Some Obstacles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History in the 1990s，”History Workshop Journal，No.42（Autumn，1996），pp.19-35.
[118]William Sewell Jr.，“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Case，”p.62.
[119]E.P.Thompson，“Christopher Caudwell，”in Ralph Miliband ＆ John Saville eds.，The Socialist Register，London：Merlin Press，1977.pp.265-266.
[120]William Sewell Jr.，“The Concept（s）of Culture，”pp.48-49.
[121]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郑明萱、陈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122]William Sewell Jr.，“Toward a Post-Materialist Rhetoric for Labor History，”pp.3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