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实践性转型：符号与言词结构的不稳定性

特定的文化图式为身处其中的人建构了一种全局性的可资参照的可能性。用萨林斯的话说就是文化乃是以一种过去为依据的对现时状况的组构，因此不能存在没有任何上层建筑的社会基础，因为“归根到底”，那些用以界定客观性的范畴本身就是宇宙观式的—就像对夏威夷人来说，英国人的到来是一个宇宙世界中的事件，其主导性的表达是“马那”“阿图瓦”（atua，即神性）等概念，以及关于“卡希基”（精神之源）的神界地理学。^[69]正如上所说，文化图式是建构在符号之间的原则性差异之上的，但是这些符号在与客观对象相联系时从来都不是唯一可能的区分。迈克尔·布雷尔（Michael Bréal）认为：“毫无疑问，语言是以不完整的、不确定的方式来指称事物的……名词是附着于事物的符号：它仅仅包含了一个名词所能包含的部分‘真实’，对象越具有真实性，部分就必然越是被细化……我们的语言在词语与事物之间注定要永恒地缺乏对称关系，词语的表达有时过于宽泛，有时又过于偏狭。”^[70]因此，所谓文化符号参照的对象总是比用来解释它们的那些词语和符号本身更特殊，而且也更一般。与那些被有选择地抽取出来，并被任意符号进行评价相比，经验中的事物总能呈现出更多、更复杂的特性。这样一来，符号作为对象形成过程中的媒介就具有了双重任意性：它同时既是相对地部分切割，又是选择性地表达。正是由于这种任意性，文化实际上成了历史的对象，拥有了时间性。正是由于这种任意性，以差异性作为构成原则的文化本身是历史性的：因为它并不是简单地反映存在的经验世界，相反却是以先在的概念去编排处理存在的事物—当革命后的法国工人用团体的观念对抗现实世界的个体化时，他们仅仅是不自觉地重新拾起了团体与个体对抗的这一逻辑—现实世界的完整性和特殊性都会被语言所忽视。同时文化系统之所以是任意性的，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历史的：它将现在当作过去来认识。“过去”是唯一真实性的本体。而现实却是零碎的、难以单独把握的。

文化图式在表意经验世界过程中的任意性意味着文化概念—词语—与经验世界的不对称性。索绪尔以来的结构语言学颠覆了那种可以被称为意义的指称理论（the reference theory of meanings），即语言即是命名，因为它与所指涉的对象一一对应。结构语言学指出，只有在诸如“母亲”“儿子”等词所过程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中，“父亲”这个词才意指着其应有之意。这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概念的总体性是一个差异系统，其中各构成成分的“身份”或“认同”（identity）是彼此关联的。因此，意义的每一单个行为都将涉及语言的总体性。用德里达的话说就是：某物总是在呈现其他之物不在场的踪迹。换言之，一个词语的含义本身是多样的，或者说是含混不清的，只有在某一语义场中才会凸现出某一含义，而不是别的其他意思。这样一来，意义图式的差异关系并非是封闭的，在实践的过程中将会遭经验世界的“重新估价”，于是某种不同的关联性也就被制造出来。结果就是，一些与前实践情境中不同的意涵就会浮现出来。拉克劳将此称为“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他和墨菲据此认为“新”社会主义的主体乃是一种主体性的构成。^[71]在拉克劳看来，像“民主”这样的话语，因其广泛的政治关联，其本质上是模糊的，是弥散的。在当这一话语和“反法西斯主义”链接时，它获得了一个可能的意义；当与“反共产主义”链接时，意义则完全不同。因此“领导权”（hegemony）^[72]的具体含义是由这些节点（nodal point）来确定的。社会领域因而可以被视为一个进行军事战斗的战场，其中不同的政治规划（projects）都力图在其周围链接（articulate）起更多的能指。社会的开放性特质源于维持总体稳定的不可能性。^[73]

因此，实践的行为即是特定的文化范畴在“新的”经验世界中的一次冒险。行为在把“先验的”概念对应于外在对象的时候，将会意味着一些不能被忽略不计的、无法预料的效应。这不仅仅是因为上文所讲的实践的过程乃是多元文化表象的竞争过程，同时也是因为词与物之间的不对称性。在特定的时空脉络中，文化符号或概念将被固定在某些出于主体的实际目的而被选择出来的意义上。因而在行动中，在符号作为利益的能力中，符号通过一种参照的过程而被置于与对象的全新关系中，并且与其他符号也形成了全新的关系。在实践中，原先具有多重意义的、其本质十分模糊的文化符号获得了明确的表述方式，这等于是对概念性的意义做了某种选择或是变形（inflection）。因此文化图式在实践中被重新估价了。^[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