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的德性基础
1789年10月29日，制宪议会规定了公民权的纳税标准。积极公民拥有投票权，他们的纳税额相当于非熟练技工的3天工资。而有权当选全国议会代表的公民—所谓的资格公民—的纳税标准是1银马克，相当于54天工资，而且要有不动产。
这项规定甫一出台就遭到激进革命者的口诛笔伐，他们认为制宪议会意在确立“纯粹财阀”的统治。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在他创办的《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上控诉道：“首都只有一种声音，不久在各省就会出现一致抵制银马克规定的声音，它把法国变成了贵族政府。”[12]一些后世史家不加批判地承袭了这类看法。奥拉尔（François-Alphonse Aulard）认为，从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这套言辞中产生了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组织”（toute l’organisation bourgeoise）。[13]在《法国资产阶级史》（Histoire de la Bourgeoisie en France）一书中，史家佩尔努（Régine Pernoud）写道，公民从此享有的政治权与他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在这方面，资产阶级做出了人们所能预料的回答。[14]
实际上，这种观点与实情不符。根据这套纳税标准，政治权的社会基础并不狭隘，当时法国享有被选举权的资格公民约有250万，而积极公民的人数超过400万，[15]这远远高于同时期英国和美国的选民数量。更重要的是，这类言论几乎完全歪曲了制宪议会的初衷。制宪议会之所以要把财产定为选举资格的标准，不是要维护有产者的统治，而是因为财产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人的独立。1789年的革命者坚信唯有拥有独立意志的人才配享有政治权。选举权体现的正是这一原则。
巴纳夫（Antoine Barnave）有关公民权的发言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文本。他分析了财产如何能确保可靠的政治身份，建议在诞生官员与立法议会代表的选举大会上应该存在三种“担保”（avantage）：首先是智慧（lumière），在某种程度上，一定的税金保证了更为精心的教育和更广博的学识；第二种保障是社会委托其选择的人有志于公共事务（l’intérêt à la chose publique），这种保障，显然比那种捍卫的特殊利益所能提供的保障更为有效；最后一种保障存在于财产的独立之中（independence de fortune），它使得个人不愁温饱，并或多或少地使其摆脱可能对他产生诱惑的腐败手段。[16]根据这三项标准，巴纳夫认为需要从中间阶层中寻找完美政治主体，只有这一类人才能彻底摆脱依附，平衡公益与私利之间的关系。太富裕的上层社会已完全拜倒在金钱的诱惑下，而下层民众只有出卖自身，才能保障生计问题。这两类人要么唯利是图，要么连人身自由都无法保证，都没有独立意志。而只有那些具有一定财产的中间阶层，才具备服务公益事业的资格。这才是制宪议会规定选举资格的初衷。
因此，在新社会中，财产体现的不是一种人与物的占有关系，而是人与共同体的政治联系。公民身份即是这种政治关系的凝聚。在革命者的构造中，这种政治联系必须是稳定的、可信赖的。这大概就是西耶斯所谓的“公民的共同品格”（la qualité commune de citoyen）。[17]只有符合这些品格，才能具有公民身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意志独立，不屈从于他人。简单地说，就是能做自己主人。这难道不正是一个挣脱了重重桎梏的新生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吗？财产的价值即在于它是衡量政治独立的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身份只能赋予有一定财产的人，而同时排除了大富大贵和一穷二白的人，因为这两类人都不能做自己的主人。可见，政治权并非与财产拥有量成正比。
同样，女性与仆人不享有选举权，也与他们的依附性有关，而与财产多少无关。在革命者的观念中，这两类人都隶属家庭这个私性空间，其意志都从属于支配这一空间的主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女性通过一种严格属于自然范畴的纽带而从属于男性。尽管她们也从事劳作，但是家务劳动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活计，无助于政治社会的繁荣，因此这样的劳动根本不同于其他生产性的社会劳动，无法赋予女性以独立人格。[18]仆人也是一样。如果仅从财产考虑，他们属于有产者，而且收入要高于许多手工业者，此外约有42％的仆人能读会写，文化程度较高，完全可以被纳入积极公民行列。[19]但是，他们没有选举权，因为仆人被视为主人的附属品，他们的投票只会重复主人的投票，其观念也只是主人观念的复制。他们属于家（domus）的空间，从未成为公民社会的成员，更不可能被视为具有独立意志的人。因此，他们不符合“公民的共同品格”，无法享有选举权。
综上分析，将财产权确立为政治权的基础，所体现的并非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是对人的独立与自由的强调。在1789年的语境下，这是对抗特权社会的武器。[20]《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一条说道：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并享有平等的权利。这实际是说，人必须成为他自己的主人，不受任何限制地实现他所欲实现的目标，当然前提是不对他人的自由构成威胁。这一原则瓦解了特权的根基，自此之后，出身与身份将毫无意义。这种自由既体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经济上，而在1789年的革命者看来，财产即是经济自由的体现，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创造他的财富，这是其天赋才能的表现，也代表了他对社会的贡献，更是人格独立的基础。在这样一种观念下，有产者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群体，有产与无产的区分不是绝对的，也不会构成某种对立的身份认同的基础。尽管制宪议会确立了纳税公民权，但是革命者并不把自己看作新的特权等级，他们甚至认为，随着等级被废除，阶级也将被消灭了。[21]所以，自为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