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主义与历史解释

从历史观和治史方法来看，语境主义本质上就是历史主义，大体上包含了以下几层预设。首先相信过去的世界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历史阐释的基本前提。若非如此，历史阐释就是不可行的。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历史语境的差异仅仅是相对的，现代学者是可以理解逝去的时代的。其次，历史阐释的目的是阐明过去与现在的差异。正如英国史家巴特菲尔德所言，史家应为过去解释过去，而不是用当下解释过去，也不是在过去中寻找现在。^[4]故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历史语境的差异又是绝对的。再者，历史阐释的任务是为历史构建出一个意义图景来。只有在这样一个意义图景中，历史事件才能变得可以理解，史家也不至于望文生义，曲解史料。由此看来，这个图景既是理解历史的入口，同时也限制了历史阐释的唯一性。对于这个意义图景，不同的史学流派有不同的称呼。年鉴学派称其为心态世界，文化史家称之为意义图式，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家则称之为政治文化。最后，语境主义坚持，意义是公共的，是所有人共享的。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眨眼示意，或不知道如何抽动你的眼皮，你就不能眨眼示意（或模仿眨眼示意）。这一立场既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也与维特根斯坦已降对意义私有化的哲学批判思潮有关。^[5]

语境主义预示了历史研究方法的创新。正因为意义是共享的，所以史家可以借由一则农夫的故事，进入18世纪法国人的心态世界。这也消解了整体与个体、全局与局部的二元对立。因此，在语境主义的视野中，任何“历史残片”都具有同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它们承载了过去的意义，是进入陌生世界的入口。这要求史家首先是位优秀的讲故事的人，可以依据一则故事、一条材料，怀着“同情之理解”，抱着“必敬以恕”的态度，刻画逝去的世界。^[6]这与社会史对待史料的态度大相径庭。社会史惯用教区登记册、税收花名册、人口数据、识字率、遗产登记册、契约租约等类型的史料。这类材料的特点是，每则材料本身的内容十分单薄，叙述模式又十分雷同，无法逐一分析。比如史家难以根据一份教区签名做文章。但如果通过量化统计方式把大量同类材料组建成均匀的、可进行比较的单位，并以特定的时间间隔来衡量历史事实的演进，那么原本零散的材料就构成了系列史，具备了解释的价值。^[7]

根据研究对象不同，语境主义的史学研究大致可分为“释义”与“释事”两类。“释义”是思想史家之所长，意在结合过去的智识语境，解析概念术语的应有之意，如贝纳德·贝林倡导的语境史学和斯金纳领导的剑桥学派。传统思想史或关注思想家的论著，或梳理核心观念的演变。语境主义的“释义”与这一传统有所不同，关注的是“意义”。美国史家贝克对此这样评述，思想史应是研究意义的历史，而意义是一切社会行动所共有的维度。所以，融合了语境主义的思想史不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所有历史研究应有之组成部分。^[8]

“释事”为文化史家所长。如达恩顿缕析的1749年“十四人案件”，玛莎分析的“钻石项链事件”，法日尔讲述的“巴黎儿童绑架案”，再如美国史家史密斯新作《热窝当的怪兽》。^[9]此类“奇闻轶事”颇受文化史家的青睐。故事越荒唐，不仅越吸引人，也更有解释价值。因为荒唐本身就预示着古今两种历史语境之间的隔阂。文化史家即要让陌生变得熟悉，让荒唐变得可以理解。^[10]与此不同，本文将要阐释的事情，乍看起来并不陌生。对现代人来说，选举至少不像巫术那样让人觉得是来自前现代社会，带着某种独特文化心态印记的现象。而正是这种切近感，使得许多史家在解释1792年法国国民公会选举时不自觉地出现了时代错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