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法国革命中的农民[1]

1932年，《1789年大恐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恐慌和反叛》（下文简称《大恐慌》）出版。这是勒费弗尔在巴黎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这一年他58岁。年近花甲的勒费弗尔，只不过刚刚结束学术研究的“学徒期”，步入“正轨”。8年前，他才告别25年的中学教学生涯，荣升为大学教授。4年后，也就是1928年，在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这两位“年鉴学派”奠基人的邀请下，加入斯特拉斯堡大学。在法国，50岁才通过国家博士论文答辩的人其实并不少。但是，勒费弗尔的学术道路走得格外艰难，尤其和与他同年出生、同样身为法国革命研究大师级人物的马蒂厄相比，更是如此。

马蒂厄出生在弗朗什－孔泰的农民家庭，父亲经营酒馆，家境殷实，很早就被送去巴黎念书。1894年，马蒂厄进入巴黎高师，3年后就顺利获得教师资格，很快在弗朗什－孔泰大学谋得了教职。勒费弗尔与马蒂厄差不多同时毕业，之后一直在中学教书，因为他家里很穷，一家人—包括年迈的父亲，比他小15岁、还在上学的兄弟以及他自己的两个女儿—全靠他一人养活。一战爆发后，他举家逃离，流落到奥尔良，期间博士论文的材料部分遗失。

1924年6月27日，在足足准备了20年后，勒费弗尔进行了论文答辩。答辩组成员中有他自己的导师、75岁的奥拉尔，还有法国现代史学奠基人、70岁的瑟诺博斯，个个都是法国史学界响当当的人物。在场的4位导师静静地听着这位50岁的博士候选人，以清晰的逻辑、精练的语言以及对史料令人难以置信的熟悉程度陈述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很顺利，据说答辩导师都没提什么问题。但是出版却遇到了困难，因为论文太厚，近千页，有上百页表格，没有出版社愿意接手。勒费弗尔只能自己掏腰包。这笔钱是他与另一位导师、中世纪史家小杜泰利（Charles Petit-Dutaillis）一起翻译《英国宪政史》挣来的稿费。钱不多，只印了300本，题为《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这部日后被称为“法国史学瑰宝”的巨著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诞生了，只有3个人写书评，法语圈外更无人知晓。勒费弗尔依旧只是法国外省一位默默无闻的研究者。

不过，他的研究引起了布洛赫的注意。这位比他小12岁的年轻史家早已闻名世界。在完成了《国王神迹》后，布洛赫想完成一部关于法国农村的综合研究，他读了《诺尔省的农民》一书，并为勒费弗尔的博学折服，极力邀请勒费弗尔加盟新史学的重镇斯特拉斯堡大学。这是一座新城，刚从德国手里收回，又远离巴黎这个学术中心，当时汇聚了一大批一流学者，包括社会心理学家布隆戴尔（Charles Blondel，1876—1939）、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7），城市和大学的环境对知识创新和跨学科交流都大有裨益，也为勒费弗尔提供了优越的研究环境。在斯特拉斯堡的8年里，他陆续出版了《法国大革命》（合著）、《1789年大恐慌》、《恐怖时期的农业问题》和《拿破仑》。

1933年，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斯特拉斯堡的纳粹势力开始抬头，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街头随处可见反犹标语。布洛赫、勒费弗尔愤然离去，前往巴黎。1935年，62岁的勒费弗尔接受了索邦大学的邀请，成为近代史教授，两年后，接替萨涅克，担任法国大革命史讲席教授。勒费弗尔在巴黎一直待到去世，前后20多年，这是他第二个学术高产期。《大恐慌》奠定了有关大革命起源研究的基本范式，也是勒费弗尔身前唯一一本被译成其他语言的著作。《法国大革命》是不可撼动的经典，至今依然是。就连素来刻薄的傅勒也不得不佩服勒费弗尔的博学：“20世纪研究法国大革命史最伟大的学院派史家，一个已经掌握了这一阶段最丰富、最可靠知识的人。”^[2]

勒费弗尔是典型的共和主义者，很像罗伯斯庇尔，不讲排场，生活简单，总是穿着一件领子很高、有排扣的外套，款式有点过时，有时会戴一顶很亮的黑帽子。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说，他看上去有点像法国版的林肯。他一辈子没坐过头等车厢。即便到了晚年，勒费弗尔最大的乐趣还是坐着农民的马车下乡看档案。他是个公正的人，绝不愿意给任何人开后门，包括自己的侄子，写推荐信总是惜字如金，这在法国学界也很少见。勒费弗尔把教师职业看得很神圣，讲课坐得很端正，神情严峻，高贵而不可亵渎。他平生唯一一次出国是去牛津大学讲学，回来后就对英国大学大为不满：条件这么好，怎能让人安心研究？他甚至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就不应该结婚，所以那位既尊敬他又怕他的索布尔迟迟不敢告诉他的导师自己结婚了！勒费弗尔对生活没有太大兴趣，尤其到了晚年，更加孤僻。这与马蒂厄很像。1932年他写信给马蒂厄说：生活并不幸福，也空洞乏味，没有兴趣，研究可以让人逃避这一切。^[3]

勒费弗尔不健谈，也不太容易交往。因为他说话和他写文章一样：简单，甚至简单到让人不容易知道如何接话；逻辑清晰，很有力度，但是有点让人不太能够接受。他这样做，是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大学是神圣的地方，以培养公共精神为使命，教师必须要有美德，任何松懈实际上都背离了美德，所以，他认为尝试通过文字表现个人魅力，就是道德败坏。多么严苛的人！文如其人，勒费弗尔的文字一样毫不平易近人。1954年4月16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有一篇评论文章，说他的书“无可挑剔”但“单调乏味”（drab）。一点不错，勒费弗尔几乎没有一篇文章读起来让人觉得轻松。《法国大革命》虽是一部通史，但确是笔者读过的通史中最难读的一本。而且，我相信，即便是国内法国史专业的研究生，能认真读完的，也不会很多。不能怪他们，太难读，太枯燥了。文字干涩，脉络繁复，又没有新文化史关注的那种有趣的历史情节。整本书都在叙述，好像是讲故事，但他讲的故事不生动，也让人不太容易把握他的意思，不清楚他的目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细节问题，为什么要这样梳理事件之间的关系。我想，第一次读《大恐慌》的人可能也会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