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释的内在问题
以马蒂厄、勒费弗尔和索布尔为代表的经典学派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是上升的资产阶级对抗没落的封建贵族的社会革命。这种解释，在一开始就遭受了质疑。关于大革命起源的论战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核心问题是这场革命有无社会原因（social cause）。根据多伊尔的分类，新的解释有两类，分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修正派和80年代出现的后修正派。
修正派认为，旧制度末年，与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比，这两个社会群体内部各自的张力极大，分歧严重，革命根源与此有关。毫无疑问，旧制度社会的价值标准皆由贵族设定，资产阶级尽管能通过经商发家致富，但是除了变成贵族以外，他们不会有其他的奋斗目标。[6]但问题是，既然上层资产阶级（upper bourgeioisie）和贵族被同样的期望融合在一起，成为统一的有产精英（single propertied elite），那么，为什么后来他们会反目成仇呢？为什么还会有一场革命呢？修正派认为这与政治有关。1788年9月25日这个日子是关键性的，因为那一天巴黎高等法院颁布法令规定三级会议依照1614年旧制召开，三个等级分庭议事，投票和计票均按等级计算，而不是按人头算。这是资产阶级与贵族矛盾的起源。从那天起，资产阶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贵族的利益是无法完美相容的，因此，他们开始争夺对三级会议的控制。当时，瑞士记者杜庞（Mallet du Pan）就此发表了他的看法，非常经典，他说：“公共争论已经改变。现在，国王、暴政和有关政制的问题已经从舆论的中心退居二线了。现在出现在舞台中央的是第三等级和另外两个等级间的战争。”[7]
科林·卢卡斯（Colins Lucas）认为，巴黎高等法院颁布的法令重新唤起了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已销声匿迹了好几代人的矛盾。卢卡斯认为旧制度末年资产阶级和贵族两个群体之间的融合是不彻底的，是不完全的，等级的区分在人们心中依然扎根很深。特权无论如何弥散，它本质上总带有排外性。无论高等法院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上述的法令总是会伤害到一部分社会精英，把这些人排除在晋升之外。先前统一的有产精英很快产生了分裂。[8]
但是，并不是所有修正派史家都接受卢卡斯的解释。多伊尔坚持“事件史”的逻辑。[9]他认为这个矛盾的来源与社会阶级没有太大的关系，是精英集团内部的冲突，是偶然事件所致，是举止失当与彼此误解所致。在他看来，巴黎高等法院颁布这个规定，并不想要排挤资产阶级，因为如果高等法院的法官知道这项法令会带来什么影响一定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中有不少人就是新近晋封的贵族，根据1614年规定，将和第三等级共同议事，不能进入贵族议厅。在多伊尔的解释中，社会维度被完全剔除了，巴黎高等法院的误判成为解释危机的关键。
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后修正派研究中，社会因素的重要性进一步下降。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政治文化的解释取向，认为大革命本质上是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取代旧有的团体政治文化的过程。弗雷说道：“大革命发明了一种政治话语和一种政治实践，从此我们不断地生活于其中。”[10]这种政治文化的解释有点类似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观念，不同之处是布罗代尔的长时段体现在地理的变迁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上，而弗雷的“长时段”则是一个历史事件，从中产生了由政治话语和政治符号组成的文化结构。1789年革命变成了结构：事件被概念化，话语被结构化，行为被符号化。后修正派的解释将旧制度的崩溃和大革命的起源贯通起来，在卢卡斯看来，这实际上是用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先前的经济决定论。帕特里斯·伊格内（Patrice Higonnet）说道：“弗雷的论述几乎完全是与思想意识有关的，他的解释相当简单：旧制度下有一套关于等级制度、团体主义、宗教、传统的话语。然后这套话语解体了。他从未告诉你解体的原因，他只是说这一切发生了。接着他指出第二种话语产生了，卢梭便是这种话语的代表，法国革命就是这种话语走向它内在的荒谬和不可能性的表现。于是弗雷以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解释法国革命，这种话语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原则，法国革命充分展现了这些原则，并完全脱离了法国社会。”[11]
修正派是一种经验研究，后修正派更接近于政治思想的解释。尽管两派各执一词，但都冷落了社会解释。修正派代之以政治冲突，后修正派则以政治文化的长时段贯通了旧制度和大革命。但是，两种解释都带动了一批关于巴黎和外省贵族的经验研究。饶有趣味的是，近十年中，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也同样是围绕着贵族展开的。这得从修正派经典论著《十八世纪法国的贵族：从封建主义到启蒙》谈起。
诺加莱（Guy Chaussinand-Nogaret）的这部经典著作出版于1976年，1985年由多伊尔译成英文。[12]在这本书中，诺加莱批判了认为贵族抱残守旧的传统观点。他认为，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贵族事实上也接纳并吸收了成就（merit）、机会平等这类传统上被视为资产阶级特有的观念。从那时起，贵族和中产阶级之间就不再有泾渭分明的区分了。[13]成就与机会平等成了他们共享的价值。他们同属于一个精英集团，并在1789年的事件中共同扮演领导角色，共同推翻了旧制度。诺加莱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流动和文化交流。诺加莱留意的很多现象—比如文化交流、沙龙与俱乐部的作用、识字与阅读—都成了修正派与后修正派热衷于研究的议题。
《十八世纪法国的贵族：从封建主义到启蒙》一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诺加莱的论证逻辑实际上与他所反对的经典学派的解释没有本质的区别。经典学派把法国革命看成是由资产阶级与贵族两个水火不容的群体之间的冲突所致。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革命的排头兵是贵族？资产阶级呢？经典学派认为这是因为国王的改革侵犯了特权等级的权利。诺加莱则试图另辟蹊径，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解释，他认为通过文化交流和社会流动，贵族学到了原本属于资产阶级的那些价值观念。这些观念让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既有的制度，并成为他们用来挑战旧制度等级社会的最重要的武器。[14]在《十八世纪法国的贵族：从封建主义到启蒙》第八章“社会计划”中，诺加莱按照国家和国王的权利、个人权利、特权等级、要求第三等级和贵族平等、政治要求和体制几个方面的内容对5000多份陈情书做了统计和归类。他发现贵族的要求和资产阶级一样激进，一样“进步”。归根结底，贵族之所以要革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与旧制度不相容的资产阶级观念。所以，参与革命的还是那些资产阶级以及那些沾染了资产阶级风气的贵族。可以说，诺加莱实际上没有颠覆经典解释的逻辑。他的观点，与其说是“精英融合论”，不如说是“资产阶级同化论”更贴切。
诺加莱之所以会落入经典学派的“窠臼”，是因为他仍旧把那些代表了个人主义的成就和机会平等这类观念看成是由资产阶级引入的新事物。实际上，他的研究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在陈情书中提出这种观念的到底是哪些贵族？旧制度末年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互动或许是个不争的事实，至少在巴黎是如此，他们读类似的书，讨论类似的问题，至少在观念上非常类似。但是，在陈情书中赞许成就、机会平等的贵族就是那些曾经活跃在巴黎，活跃在各类俱乐部，与资产阶级交往甚密的贵族吗？诺加莱似乎认为是的。与其他修正派研究一样，在他的解释中，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文化融合掩盖了二者社会的差异，其结果就是大革命的社会层面的原因被彻底丢到了一边。
实际上，根据1789年1月24日颁布的全国三级会议代表选举法令与陈情书起草的法令，有资格的第二等级代表需满足：拥有可传承的贵族头衔，且年满25岁，并居住在司法区（bailliage），若在几个司法区都有采邑的贵族，可以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在各个司法区参加选举。根据这个规定，当选三级会议的有322名贵族代表，其中大部分来自最显赫的贵族家族，有70％的贵族家世可以上溯到中世纪。塔克特在《革命者的形成：法国国民议会的代表和革命文化的出现（1789—1790）》一书中指出，大部分第二等级代表，既不是法官，也不是王室的官员，而是士兵，至少有五分之四是在军队供职。换言之，穿袍贵族很少。此外，在三级会议所有代表中，原为各地方科学院院士的代表，仅有60余人，占4％，革命前出版过著作的仅116人，其中贵族只占1/4。[15]由此可见，“文人共和国”的成员并未在选举中胜出。成为代表，且有权撰写陈情书的，并不是之前活跃在巴黎公共领域中的穿袍贵族，而是那些最传统，也可能是最“守旧的”佩剑贵族。实际上，那些穿袍贵族往往因为离家太久，所以当他们回乡参加选举时，发现自己虽然在巴黎名声显赫，但在外省的名望远不如一名破落穷困的地方绅士。而且，外省一贯敌视巴黎，对这些来自灯红酒绿之地的贵族更无好感。所以，这些贵族落选，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