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套裤汉”文化的转型

1792年上半年，法国出现了经济危机，指券贬值，蔗糖短缺。这进一步明确并深化了斐扬派与共和派的对立。布里索、佩蒂翁等人抨击斐扬派内阁，认为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便是斐扬派商人的囤积。传言，支持斐扬派的立法议会代表安德烈（d’André）以40万里弗的价格买空了里尔城所有的蔗糖。^[37]这类消息真假难辨。不过，关键在于，在这番“较量”之后，与斐扬派对峙的“无套裤汉”不再只是“共和派”，而是“人民”，因为斐扬派损害的正是人民的利益。因此，在1792年初的危机之后，“无套裤汉”的内涵进一步扩大。格尔萨说道，人民包括“文人、零售商、技工、工匠，简而言之，是那些被之前特权等级称为‘群氓’（populace）的人，就是那些现在穿得像个粗俗的乡巴佬，像个无套裤汉的那群人”。^[38]

在瓦伦事件前后，“无套裤汉”代表的是一种政治立场：反对王政，倡导共和制，与之对立的是那些支持王政、与王后勾结的斐扬派。1792年初的经济危机，使得“无套裤汉”这一身份具有了社会意义，包括文人、劳动者以及其他勤劳朴实的人。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那些唯利是图的“有产者”（la bourgeoisie）。“无套裤汉”的这两层含义互相对应，正如革命新闻记者普吕多姆（Louis-Marie Prudhomme）所言，一名“有产者”不可能是民主派。此时的“无套裤汉”已经越来越接近1793年那个经典形象。

国民公会中，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矛盾以及革命政治的激进化推动“无套裤汉”又一次转型。1792年底，审判国王一事促使两派矛盾白热化。吉伦特派希望拖延审判，他们觉得弑君必将引发全面战争。山岳派予以反驳，强调宣布国王无罪就等于否认革命。此外，经济形势较前一年更为恶劣。各地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纷纷要求限价。这违背了吉伦特派的自由市场纲领。实际上，若想恢复自由经济、挽救国王，那就应该实现和平。但是，吉伦特派又偏偏主张将战争进行到底。决策上的自相矛盾使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吉伦特派的将领杜穆里埃战败投敌，并意欲攻回巴黎，另立新君。这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伯斯庇尔号召民众提高警惕，反对吉伦特派的阴谋。他在1794年4月10日的发言中指出：

他们对立了穷人与富人的利益；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富人的保护者，对抗无套裤汉，他们拉拢平等的所有敌人，加入他们的阵营。^[39]

在罗伯斯庇尔的这份发言中，“无套裤汉”的内涵就包含了社会与政治两个层面，既代表了与富人对立的穷人身份，也代表了反对王政、支持政治平等的共和立场。这实际上是延续了1792年的界定。不同的是，革命形势的变化瓦解了无套裤汉与吉伦特派之间的结盟。现在，山岳派成了他们的代言人。此后，便开始了那段我们熟悉的历史：清剿吉伦特派，建立革命政府，实行山岳派专政统治。

上文提到那份极具论辩色彩的传单可能就是出版在4月10日之后。格尔萨所谓的那位“穿着好套裤的无套裤汉”可能暗指素来穿着考究的罗伯斯庇尔。那些“假冒的”“无套裤汉”不仅穿着漂亮裤子，而且还要抢夺别人的裤子，以便既能施舍“穷鬼”，又不会让自己有丝毫损失。这或许就是格尔萨眼里的山岳派。

“谁是无套裤汉”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权力的较量。格尔萨的界定不可能给这个问题画上句号。其他的答案必定争相出现。其中最著名的，应该就是1793年4月出现的另一份传单：“回答一个迫切的问题：谁是无套裤汉？”^[40]这份传单的内容没有必要详述，因为其所体现的正是索布尔笔下的“无套裤汉”。实际上，发现这份材料的就是索布尔本人。在与德国史家马尔科夫（Walter Markov）合编的档案集中，索布尔将此列为第一份材料。他或许认为，这个文本代表了无套裤汉自我意识的觉醒。索布尔之后的史家尽管对他的观点有所修正，但是也同样以此文本作为核心材料，建构了无套裤汉的各类形象。这些史家之所以会将这份传单当作无套裤汉的“出生证明”，是因为他们完全忽视了文本“诞生”的历史过程，将其孤立于整个语境，无视文本背后的政治权力问题。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这份材料实际上是在回应格尔萨的传单，是一场政治论战的产物，是试图明确无套裤汉身份的多种尝试中的一种。用法国史家夏蒂埃的话说，这就是一场“表象之争”。

在这场论战之后，吉伦特派渐渐处于下风，无力回应新的挑战。在1793年6月2日政变中，他们被山岳派与无套裤汉联手赶出了国民公会。法国革命进入了山岳派专政阶段。关于“谁是无套裤汉”的论战也随之结束。共和二年的无套裤汉就是“回答一个迫切的问题：谁是无套裤汉？”所意欲传达的“无套裤汉”的形象。这实际上说明了这份文本代表了一个终点，而不是起点。至少在革命时期，不会再有人讨论“谁是无套裤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