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法院变为法律家大会，正如这些法律家在贵卿法院任陪审官一样

第五章　高等法院变为法律家大会，正如这些法律家在贵卿法院任陪审官一样

查理六世[1]在位时期，在使法国备受煎熬、民生凋敝的可怕的灾祸中，法国政府的各个行政部门都被束之高阁，弃置不顾。延长委任高等法院法官一事，也被人抛到脑后。这些法官忠于职守，自我继续担任他们所任职务，而不是弃离这些职务。就是在这方面，他们为国家效了大劳，至少为他们所辖省份效了大劳。没有他们，这些省份可能已经无法再要求司法裁判公正。

正是在这个时代，充任法官的领主不得不先后率领他们的附庸离开法院，奔赴前线保卫家园。那些在被指定接替这些领主法官的、初期只担任预审职务的法学家，接替这些领主，充任法官。当上法院院长的人穿上古代骑士的衣服。法官们仍然身着学士学位获得者的袍子。这种袍子穿在身上绷得很紧，与今天西班牙的情况一模一样。后来法官们让这种袍子改得稍较宽大。

不错，这些法官在取代在学识方面被他们超越的大贵族、骑士、领主时，不能享有这些人的贵族地位。当时没有任何一种显职高位能够使人成为贵族。首批法院院长如西蒙·德·比西、布拉克、多维甚至纪尧姆·德·多芒以及阿尔诺·德·科比等骑士都不得不设法使自己被册封为贵族。

可以说，那些对贵族案件进行终审判决的人并不享有贵族的权利，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极为荒谬不经。但是，归根结蒂，这就是这些人在一个原本具有军事性质的而笔者敢于名之为粗野的政府里的处境和地位。这些人仿效骑士和骑士的青年侍从获得法律骑士、法律业士称号，但这全都枉费心机。他们永远不被接纳进入贵族团体。他们的子女永远不会进入贵族的教士会议。他们不能列席全国三级会议。大贵族不愿接纳他们。他们不愿意同第三等级混同为一。（1355年）甚至当全国三级会议在王宫大厅举行期间，正在相邻的房间开会的高等法院中没有任何成员在这个大厅拥有席位。如果有某个大贵族法官获准参与这次全国三级会议，这是以大贵族身份，而非以法官身份。巴黎市长是第三等级的首领。这再次证明，作为具有最高司法权的法院的高等法院（parlement）同古代法国的议会（parlement）风马牛不相及。

当爱德华三世[2]最初在同菲利普·德·瓦卢瓦争夺法国王位之前争夺法国摄政地位时，这两个竞对手中谁也没有向巴黎高等法院诉求。如果这个机构那时具有那些代表国家的古代议会的地位，它肯定会被当成裁判者、仲裁人。那个时期的编年史都告诉我们，菲利普向授予他摄政地位的法国国家贵卿，向主要的大贵族诉求。在这个摄政期间，当美男子查理[3]的遗孀产下一个女儿的时候，菲利普·德·瓦卢瓦不同任何人商量就拥有王国。

爱德华十分庄重地向菲利普表示敬意时，高等法庭没有任何代表出席这个庄严盛大的典礼。

菲利普·德·瓦卢瓦意欲审判阿图瓦伯爵罗贝尔，亲自用盖上他的印章的信函召集贵卿“以使他们来到我面前。宫廷车水马龙，贵卿盈门”。

国王在卢浮宫召集廷臣会商。他把儿子让立为法国贵卿，让他能够参加这次大会。高等法院的法官作为精通法律的陪审官出席这次会议。他们获得与波西米亚国王、全体亲王和贵卿相同的审判案件的荣誉。国王的诉讼代理人提出责难。阿图瓦的罗贝尔不能在最高法院的法庭受审，这与惯例不合。如果国王不出席，阿图瓦的罗贝尔就不能被认为受到审判。

长人菲利普的妻子、勃艮第的让娜和阿朗松公爵路易·于坦的妻子、勃艮第的玛格丽特两人先前被控与人通奸，但没有受到最高法院审讯。龙格维尔伯爵昂格朗·德·马里尼被控在路易·于坦在位时期贪污渎职，也没有受到最高法院审讯。菲利普·德·瓦卢瓦在位时期，王室财务官皮埃尔·雷米受审，也没有以最高法院的法庭作为审判机构。判处马里尼死刑的是查理·德·瓦卢瓦，由王国的几位高级官员和忠于王国利益的几位领主襄助。（1315年）他在万森被定罪判刑。（1328年）皮埃尔·雷米同样受到菲利普·德·瓦卢瓦任命的特派员审判。

（1409年）勃艮第公爵让人逮捕查理六世的宫廷侍从的大统领以及财政总监蒙泰古。编年史称，向他派去特派员-专制法官。这些特派员对他严刑拷问，但白费力气。他要求由高等法院审判。审判他的法官让他被斩首于菜场。就是这同一个蒙泰古埋葬在马尔古西斯的塞勒斯坦。一个修道士对弗朗索瓦一世[4]所作的答复众所周知。这位国王走进教堂时，看到蒙泰古的坟墓。国王说蒙泰古是司法机关判处的。这时，这位善良的修道士回答说：“不，大人，他是特派员判处的。”

毫无疑问，当时巴黎高等法院还没有设置刑事审判庭。那个时期巴黎高等法院根本没有判处过谁死刑。由巴黎行政官和夏特莱[5]来判处为非作歹之徒。国王让命令巴黎行政官逮捕他的都统、法国国家贵卿厄伯爵。（1350年）这位行政官审讯都统，在三天内判处他一人。都统在国王自己的宫中当着整个宫廷所有官员的面被斩首示众。没有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庭的法官被召进宫中。国王当时身在内斯勒府邸。

笔者在此并不把这个行为作为司法行为加以叙述。但是，这个行为有助于证明常驻巴黎的新的高等法院的权力当时并未牢固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