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扎然内阁执政时期动乱开始高等法院首次暂时停止它的审判职能

第五十四章 马扎然内阁执政时期动乱开始高等法院首次暂时停止它的审判职能

路易十三死后,高等法院顷刻之间就从黎塞留将它投入其中的屈辱境地跃升到权力的巅峰。德佩龙公爵刀剑在手,强迫它抓住授予玛丽·德·美第奇摄政职位的权力。在奥地利的安娜的眼中,这项新的权力似乎像君主政体那样古老。高等法院不受制约、充分行使这项权力。它不仅发布决定,宣布母后为摄政女王,还像废止一个普通公民的遗嘱那样,废止了路易十三的遗嘱。摄政女王和宫廷当时远未怀疑高等法院的权力,远未对它拥有的他们从中得到一切好处的一项特权提出质疑。高等法院在没有任何反对的情况下决定王国的命运。随后高等法院重新跌入路易十三之死曾经使之摆脱的困境。王后意欲亲自掌握全权,她也的确掌握了全权,直至路障时期[1]为止。

但是,在高等法院这样授予摄政职位并作为贵卿充斥的贵卿法院废止国王路易十三的遗嘱之前,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根据法律,高等法院已不复存在。这位国王之死使这个法院解散。因此高等法院的几位院长和法官的职位必须得到新君主确认;他们必须重新宣誓。这个仪式在因亨利四世遇刺而出现的混乱和恐怖中无人遵从。掌玺大臣塞吉埃想恢复已被废弃的法律。高等法院回避此事,前往卢浮宫觐见母后。它向新王表示崇敬,并向新王表态,它遵从圣旨。问题并不在于职位确认,也不在于忠诚宣誓。

马扎然红衣主教专制独裁,操纵控制母后和国王,最初并无任何大人物对此有一言半句牢骚不满。人人都已习惯于接受一种权势和命令。马扎然是个外国人这个事实,竟然也无人耿耿于怀,说三道四,对之置评。以大孔代这个名字而名驰遐迩的昂甘公爵取得的胜利,使公众大大松了一口气,心情轻松;使母后备受尊敬。然而,这个财政金融的重要问题不久以后就开始酿成动乱。这个问题是一切事物的基础,往往引发革命,而又防止革命,平息革命。

马扎然对政府管理这一部分的了解比黎塞留更差。他把自己才智和能力的使用限于最主要之点上,限于他的政府的运作上,限于获得一笔一亿法郎的钱款上。搞阴谋诡计,他位列这个世界之首;搞其他事务,他位列这个世界之末。那些在他手下管理国家钱财的人,除了采取卑劣低下、谋略极差、歪门邪道的方法手段迅速获得援助外,别无其他意图。巴黎最穷的居民在巴黎城从前的范围界限之外修建了一些破烂不堪的房屋或者窝棚。一个名叫帕尔蒂塞利·德梅里的意大利人是马扎然的宠信,身任总监督官,谋求对贫穷家庭征收一项相当苛重的税收。这些家庭聚集起来,成群结队前往高等法院法庭鸣冤告状,在那里少不了受到好几位预审庭法官的激励鼓动。这几位法官要求预审庭开庭审理穷人控告政府的这场官司。政府行事十分笨拙,使整个巴黎民众颇为不快。这一笨拙举动使得民众怨声载道,啸聚会集。高等法院大法庭的一部分成员为了宫廷的利益,不欲容忍预审庭要求召开高等法院大会。

预审庭坚持不让。对宫廷来说,幸好当时高等法院的各个法庭已经分裂。诉状审理庭与预审庭对立;预审庭又与高等法院大法庭对立。诉状审理庭想受到与预审庭相同的待遇;预审庭想受到与高等法院大法庭相同的待遇。发生了关于地位、等级、排序的争吵。高等法院的年事最高的法官按照惯例位居并非戴法官圆帽的法院院长之前。在巴黎圣母院为格布里昂元帅举行的葬礼中,预审庭庭长在致悼词时抓住年事最高的法官萨瓦尔的手臂,把他拖离他的位置。高等法院首席院长叫来国王的出席这个仪式的卫士前来支持年事最高的法官。大教堂的人于是再次目睹法官为了追求一种虚荣的利益使得民众哗然、极度愤慨的场景。

母后居中调停。高等法庭信服她下达的命令,审理争端。她注意自己不发言表态。分而治之这句名言,马扎然真是烂熟于心,稔知其义。他想把高等法院弃置于这些争吵之中,借此使之受人鄙弃,为人不齿。但是,他让四名弓箭手抓捕预审庭庭长巴里荣,这样行事却过分令人鄙弃。他把这位庭长解送到皮涅罗。巴里荣对蹲监狱已经习以为常。在黎塞留掌权时期,他曾经被关押过。这次还有另外几人遭到流放。马扎然首相自以为权势已经强大,足以效法黎塞留红衣主教,虽然他并无其人之残酷、骄横和才能。

高等法院还已经使血缘亲王、贵卿等弃离它。血缘亲王弃离它,是因为它竟敢在举行一次奏感恩赞美诗的仪式时从伟人孔代的父亲那里抢夺居先权;贵卿弃离它,是因为它不愿容忍在御前裁判会上掌玺大臣前往投票时在求教于它之前求教于贵卿。这一切都使这个机构对宫廷来说十分令人不悦。过去使用它是为了授予摄政职位。这样使用它就像过河拆桥,鸟尽弓藏一样。

预审庭无法使它的被关押的成员获释,于是整整四个月停止审理和判决案件。这是此类违犯法律的第一例。几个诉讼人因此大受损害。另外一些诉讼人却把他人的财物扣留更久,借此获利。宫廷并不为此担忧。它认为高等法院同时令王侯、贵卿、民众颇为不满,就会永无信誉可言。就是这一点宫廷铸成大错。它没有预见到一旦时机到来,人人都会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开始像昂克尔元帅那样极尽令人反感厌恶之能事的外国首相。

如果正如有个孔代那样的人统领军队,有个柯尔伯或者苏利那样的人掌理财政,奥地利的安娜摄政时期本会歌舞升平,国泰民安。虽然像这样两个优秀卓越的人物能否在当时拨乱反正,整顿秩序,以便克服十分愚昧无知的民族成见,以便设置毫无专横武断成分的普遍税收,以便发行以某些确实可靠的基金为基础的可以偿还的债券,以便既提倡商业,也提倡农业,以便最后进行在英国进行的事业,这一点仍然是可疑的,属于未定之天。

政府内部既存在愚昧无知,也存在挥霍浪费,还存在一种顽梗固执的急迫心态,企图使用急躁的手段从民众手里夺得一点钱款。这些钱款更少归国家所有。对修建在郊区的房屋征税一事,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益。有人意欲强迫公民购买总额为十五万利弗的新公债。必须说服劝购,而不应强迫购买。民众的呼号在高等法院的拒绝行动的支持下,使这些令人憎恶的敕令毫无效用可言。

政府设想出比斯索敕令。仅仅这些敕令的发布就使这个政府蒙受耻辱、成为笑柄。这些敕令设置国王参议、束薪稽查员、宣誓干草出售员、交易所经纪人、四年一次的财税收税员等职位,在所有行政机构中以钱为报酬加薪,最后是出卖贵族头衔。

发布了十九道这类敕令。路易十四穿着童装被带领到高等法院,让这些使人蒙羞受辱的敕令得以登记。他被安放在一张充作王位的小扶手椅上。右边是母后、叔父奥尔良公爵、大孔代的父亲、八个公爵;左边是五个红衣主教、黎塞留红衣主教的兄弟里昂红衣主教、利尼红衣主教和马扎然。他口齿伶俐,讲了下面的话:“我的事务把我领到高等法院,掌玺大臣大人会解释我的旨意。”

掌玺大臣塞吉埃解释国王的旨意,宣读了十九道敕令。总辩护人奥马尔·塔隆按照习俗把膝盖抬到软垫长凳上,开始致词。此人是这个机构中最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者。他对国王说:“国王是太阳,当太阳穿过窗户只射进一个房间几道光线时,它的光丰足、有益。这是洪福齐天的标志。但是,想到这颗硕大的星辰整个进入,则是危险的。因为它会以它的活力摧毁进入它的轨道的一切……”

这篇特别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相当冗长的高谈阔论发表后,王侯和贵卿投票。高等法院几位院长为这个投票次序不是从他们开始大发雷霆。他们的意见是要对国王进行谏诤。预审庭法官说,他们的良知不允许他们登记这些敕令。掌玺大臣回答说,关于国家事务的良知,具有不同于普通良知的另外一种性质。他擅自专横地使这些敕令得到登记。

[1]指后文谈到的投石党之战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