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及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的拉斯体制

第六十章　财政及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的拉斯体制

在实行劳（Law）或者拉斯（Lass）体制之前，在法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金融家、几个大商人对货币、货币的实际价值、货币用于计算的价值、货币流通、外汇交易、公共信用等问题了然于心，有清晰的概念。这个劳的体制震撼、开导了法国。这些问题让摄政王和高等法院十分操心烦神。

此后成为法国元帅的安德里安·德·诺阿伊公爵-贵卿是财政委员会的首领。他不是苏利，也不是一个亨利四世式的人物的首相。他天性更加热情、更加激烈、更加多才。他发表看法直抒己见，但却不够勤奋，学养较差。他前来掌理国家财政。就任之前他没有进行任何准备。他不得不用他那迅速敏捷、系统清晰的思想来弥补他欠缺的基本知识。

在这个内阁执政之初，国家必须支付年金和债券等的过期未付款共九亿马克。国王当时的收入不超过六千九百万马克（三十法郎为一马克）。1716年，诺阿伊公爵乞灵于设置一个对抗金融家的法庭。职能部门对四千四百一十人的财产进行了调查研究。他们缴纳的税款总共将近两亿一千九百四十万利弗。但从这笔巨额钱款中收进国王的保险柜的只有七千万利弗。必须另觅蹊径，另辟财源。

1716年5月，摄政王准许苏格兰人拉斯建立他的银行。这家银行的资金仅由一千二百股组成，每股股值为一千埃居。当这个机构的运作因此大受限制，它拥有的证券和票据不多于现金时，其结果就是有大量赊欠并因此影响王国财富。但是，当拉斯把一家名叫西方的公司成功地并入他的银行之后，当他承担经营一个当时只值四百万马克的烟草农场时，当他年底进行塞内加尔的商业贸易时，所有这些企业都合并在这单独一个外国人的手中。这使王国的巨商富贾、大金融家们极为眼红。高等法院过早地惊恐警觉起来。掌玺大臣达格索在举止作风方面在宫中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在法律方面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但了解王国内政情况却比较肤浅。他处理事务对人苛求，又犹豫不决。但他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他竭尽所能，反对拉斯的谋取私利、野心勃勃的革新。

这时组建了一个相当大的反对奥尔良公爵的摄政权位的政党。曼恩公爵夫人是这个党派的灵魂。曼恩公爵本人为讨好妻子也加入该党。波利尼里克红衣主教置身该党之内积极活动。好几个领主等待时机亮相表态。这个党派暗中与西班牙首相阿尔贝罗尼协调配合。一切尚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奥尔良公爵对此只不过满腹猜疑而已。他必须准备一场看来已无法避免的对西班牙的战争。与此同时，他还必须付清一部分路易十四遗留的巨额债款，还必须制定若干他作为摄政王认为有用，而掌玺大臣达格索却认为有害的条例和规章。他把掌玺大臣流放到他的乡间住地。他任命出身古老贵族家族、遇到困难无所畏惧、处事果敢快速、当机立断、孜孜不倦、大公无私、坚定不移，但强横专制，是他所能找到的最佳专制工具的国务参赞、警察总监德·波尔米·达让松为掌玺官和副掌玺大臣。此人一举而跃升到达格索的职位，掌管国玺；一举而跃升到诺阿伊公爵的职位，掌管财政。但是，他是尽其所能，以建立即将全面展开的拉斯体制作为条件才跃居这两个职位的。拉斯即将成为王国全部钱财的绝对主人，而被宣布为副掌玺大臣的掌玺官达让松在这一局博弈中只有为一个外国人的任性妄为、反复无常的行为签字盖章的职能。

首先，他毫无保留，积极支持拉斯体制。不久以后，他就感到这个体制奇特怪异，有种种弊端。这个体制的极端荒谬性和疯狂性之一，就是贬低货币代之以纸币和票据，而不是使纸币和票据同货币互相支撑。拉斯模仿他在瑞典、威尼斯、荷兰以及其他国家的所见所闻，组建了一家总银行，为国家立了一大功。但是，他把这家银行的股票的价值拔高到一种虚幻的价值，加上一些虚构的商业公司，这就使这些信用票据同在王国流通的货币不成比例，因此把法国弄得天翻地覆，沧海横流。

重新铸造货币，使之开始大幅度贬值。1718年5月3日，内阁发布命令：将自路易十四死后曾经多次迅速变动，当时等同四十利弗的一银马克改为等同六十利弗；把称为国家票据的政府过去的承诺证券连同一笔现金带到造币厂的人，就会收到总共付给他们的钱和证券。

这种操作十分荒唐，且不公平，产生的有害后果如下：

一个公民把旧货币两千五百利弗连同国家票据一千利弗带到国王的造币厂，被给予现金新货币三千五百利弗。这个公民自以为得计，赚了大钱，实际却大大亏赔，因为他只被付给具有欺骗性名称的钱三千五百利弗，约值五十八马克。他实际上损失四马克以上，此外还损失了他的全部国家票据。

政府还比个人承受的损失更大。它欺骗国民，自己也上当受骗。因为在以法定价值计算的税款支付中，它实际上少收三分之一。总的说来，国家因这种货币的伪劣化，还遭受另外一种损失：这些货币在国外重铸，外国人从法国人那里收到值六十利弗的材料却只付还法国人四十利弗。

这充分证明，摄政王也好，掌玺官也好，尽管都颇有头脑，都博学多才，但对他们从未丝毫研究、涉猎过的财政却浑浑噩噩，一窍不通。对摄政王正确进谏的高等法院，对这个行道了解也不更多。它的劝诫固然合法合情，却构想很糟。它对钱估价错误。在这个计算错误之外，它发表下述言论，铸成更大错误：“关于外国人，如果我们从他们那里取来固有价值只为二十五利弗的一马克银子，我们就将被迫付给他们六十利弗。他们将从我们这里取走的，他们用我们的货币付还我们。这笔钱只让他们付它的固有价值。”

固有价值既不是二十五利弗[1]，也不是十利弗，也不是五十利弗。利弗或者法郎这个词只不过是个任意的术语，源出于一个真实古代名称。一银马克[2]的唯一固有价值就是一马克[3]银子，就是重八盎司的半利弗[4]。只有重量和成色形成这种固有价值。

摄政王十分克制温和地答复高等法院，对这个机构讲了这番话：“我权衡考虑利弊得失，但我不能推卸发布这道敕令。我将下令再进行审查，以便加以补救。”

摄政王的学识既然不足以指出高等法院弄错了问题，他实际上就没有考虑权衡这些缺点和弊端。这个机构根本没有说所当说，而摄政王也根本没有答所当答。

高等法院不满足于摄政王的答复。几乎所有明智通达之士对拉斯的怨言责难使得这个机构激怒乖戾起来。它的几个成员受到曼恩公爵夫人、波利尼亚克红衣主教和另外几个心怀不满、居心叵测的异见党派分子煽动。

第二天高等法院的各个法庭开会。参加者达一百六十五人之多。这些法庭发布一项决定，禁止服从国王敕令。

摄政王只以这项决定有损国王权威为由加以废止，并派两个警卫连队进驻造币厂。他仍然容忍高等法院派出代表前往向国王本人进谏。七名院长和三十二名法官前往卢浮宫。这次行进被认为会煽动民众。但是，只不过有人在他们路过时聚集观看而已。

巴黎人只忙于拉斯使之进行的炒股活动。那些被告知四法郎值六法郎的下层民众急急忙忙前去造币厂，并让高等法院前往徒劳无益地向国王进谏。

拉斯把西方公司并入银行以后，又并入对他来说价值极大的烟草农场。

高等法院采取大胆措施，禁止王家货币的收税员携带钱款前往银行。它重申它过去发布的反对在国家财政金融部门雇用外国人的决定。最后它颁令对拉斯先生进行个人传唤，接着颁令将其逮捕。

奥尔良公爵于是决定让国王在杜伊勒里宫举行御前审判会。国王的侍从拿起武器包围卢浮宫，进行自卫。高等法院人员奉命身穿红袍，步行到达。这次审判会令人难忘：它让人对掌玺官执有的国王下达高等法院的诏书进行登记，以此作为开始。到那时为止高等法院一直不愿接受掌玺官执有的这种文书。掌玺官达让松先生接着致辞，以此拉开会议的序幕。以下是这一致词的最值得注意的话语：

“似乎它（高等法院）甚至已经把自己的举动提高到这种程度：声称未经它同意，国王就不能有任何作为；它下达进行它喜好的事的命令无需钦准。

这样高等法院就可无国王而为所欲为；国王无高等法院则寸步难行。高等法院将很快成为国王不可或缺的立法者。陛下能于喜好之时示知臣民他意欲何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

上述谈话发表后，宣读了一道禁止高等法院过问任何国务、任何财务、任何年金支付以及任何有关财政问题的敕令。国王的辩护人德拉莫瓦尼翁大人总结这道敕令，同时作了谦逊稳重的声明。高等法院首席院长要求准许进行审议。

达让松大人回答说：“国王意欲受人遵从，而且就在此时受到遵从。”

立即宣读了一道新敕令。这道敕令恢复贵卿对戴圆形法官帽的法院院长的在先权，恢复贵卿先于戴圆形法官帽的法院院长的发言权。这些权利贵卿以前并不想在御前审判会议上取得，他们会在更有利的时机要求得到。

最后，这次令人难忘的会议结束。结束时涉嫌与高等法院联系过于紧密的曼恩公爵遭到贬降。他被解除了国王教育总监之职。这一职位立即授予波旁-孔代公爵。曼恩公爵还被剥夺了血缘亲王的荣誉。为图卢兹伯爵则保留了这项荣誉。

高等法院在这次庄严的会上受到如此羞辱，于次日发布一项决定，宣称它未能，也不应，亦不欲与发生在御前审判会的事有任何瓜葛。这次会议上的发言十分尖锐激烈。好几名高等法院法官被怀疑为曼恩公爵的异见党派出谋策划，更准确地说，为公爵夫人的异见党派秘密策划革命。没有证据。正在搜寻证据。

8月28日与29日之间的夜晚，火枪手分队把高等法院院长布拉蒙、法官费多·德·卡朗德和圣马丁等人从他们家中抓走。从第二天起，就有人向国王提出新的谏诤。

掌玺官态度生硬，冷冷地回答说：“涉及的事均系需要保密，并对之保持缄默的国家事务。国王不得不让人遵从他的权威。高等法院将来的举止表现将决定陛下对此机构的印象和感情。”

高等法院于是停止对案件进行审判。9月5日，摄政王派德菲亚侯爵命令这个机构恢复行使它的职能，同时让它心存召回该院被流放人员的希望。高等法院遵令照办。在一段时间内，一切恢复常态。

布列塔尼高等法院致巴黎高等法院一封慰问信，并就巴黎高等法院三名法官被绑架抓捕一事对国王进谏。奥尔良公爵于是开始猜疑在西班牙受红衣主教阿尔贝罗尼煽动的曼恩公爵的异见党派在布列塔尼已拥有大批党徒。但这并未阻止他释放三名被捕法官。他的坚定总是伴有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