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教士被召回

教皇准许法国国王娶另一个女人为妻。他还被请求宽免始终是新教徒的卡特琳夫人同洛林公爵的儿子的婚姻。他因此一直要求上述两事应以下述两点作为代价：法国接受特兰托宗教评议会的决议；把耶稣会教士召回法国。关于接受特兰托宗教评议会决议，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服从关于基督教教义的全部规定固然毫无问题，但宗教评议会的决议中却有二十四项条款违反各国君主的权利，特别违反法国的法律。人们甚至不敢建议高等法院接受这样一个令人强烈反感的事物。至于在法国恢复耶稣会教士的活动，国王认为应该对教皇持一种屈尊俯就但心怀优越感的态度。

耶稣会教士为了获得圆满成功求教于拉瓦雷内。到那时为止此人的行业并非介入僧侣事务。他最初是国王的姊妹的厨师。他曾经在国王的兄弟与他所有的情妇之间牵线搭桥。这个新差使让他挣得钱财，取得信用。耶稣会教士把他争取到手。他现在是属于国王的拉弗莱什城堡的高级官员。他想方设法让这个城堡变成了城市。他想通过耶稣会教士社团使这个城市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他已经提出给耶稣会教士一笔高达八万法郎的收入，用以抚养十二名家境贫困的小学生以及每年嫁出十二个女孩。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使耶稣会教士返回巴黎。在耶稣会教士吉尼亚尔身受酷刑之后，在驱逐他们的高等法院发布判决之后，他们返回，十分困难。

苏利公爵提醒国王接纳耶稣会教士一事的危险性。然而，亨利四世却封住他的嘴，对他说：“如果我让他们走投无路，陷于绝望，他们会更加危险。”国王又说：“你们担保我的人身安全吗？难道仅仅一次完全信赖他们不比总是对他们提心吊胆更好吗？”

没有什么比这番话更加令人瞠目结舌、惊愕万分的了。无法设想一个像亨利四世这样的人因为担心被耶稣会教士暗杀而独一无二地召回他们。不错，自从让·夏特尔犯弑君罪以来，好几个耶稣会教士阴谋策划夺走这位圣主明君的生命。仅仅四年前，阿韦纳城的一个天主教多明我教派的修士就曾经自告奋勇杀死国王。此人收受了教皇派驻布鲁塞尔的大使马尔韦齐的金钱。他接着又毛遂自荐给一个名叫奥杜姆的耶稣会教士。这个教士是他母亲的听忏悔神甫。这个母亲十分虔诚笃信，并不相信亨利四世是个好天主教徒，怂恿煽动他的儿子以天主教多明我教派的修士雅克·克莱门为榜样。奥杜姆回答说，需要一个身体更强壮、更结实的人。

但是，这个凶手希望上帝给予他必需的力量。他前往巴黎，企图执行他的罪恶图谋。他的阴谋败露，于1599年被活活肢解。

与此同时，一个图勒教区的名叫朗格洛瓦的嘉布谴会教士在为同样的图谋被人收买，在事情败露之后遭受同样的酷刑，咽了气。无人不受同样的暴烈狂热的袭击，直到最后一个名叫乌安的囚犯为止。国王对这些暗杀行为和这些酷刑深感厌倦，满足于把此人作为疯子关押起来，不想让一个夏尔特勒修士被当作弑君罪犯处决。

在当时主宰各个宗教修会的可怕的意识观念招致大量痛苦的考验之后，亨利四世怎能容许一个总的来说比其他宗教修会更加令人怀疑的修会呢。他希望用他的善举使这个修会归附自己。如果国王有时像父亲那样对高等法院讲话，在这个时机高等法院就会像担心父亲将不久于人世的儿子那样对他讲话。高等法院把一种对耶稣会教士极大的憎恶添进这种感情中。高等法院首席院长德·阿尔莱在两种动机的推动鼓舞下，在卢浮宫发表了非常哀婉动人、非常强劲有力的谏诤以致国王深受感动。他感谢高等法院，但他仍然坚持己见。他说：“不应该再为神圣联盟的问题责备耶稣会教士。这是时代造成的损害嘛。他们原想行善，但却像好些别的人一样上当受骗。我愿意相信这和别的相比，坏心眼少一些。我相信同样的觉悟加上我给他们的恩惠，会使他们会像喜爱神圣联盟那样喜爱，甚至更加喜爱为我效劳。有人说西班牙国王利用他们，法国的条件不应该比西班牙差。既然人人都认为他们有用，我就把他们看成对我的国家必不可少。如果他们因为人的宽容到过这个国家，我愿意他们因为人的判决来到这个国家。上帝留给我把他们重新安置在法国的光荣。在服从我的条件下，我不愿意对我的天然臣民感到怀疑和不安。假使我担心他们会把我的秘密告诉我的敌人，我就会只告诉他们我愿意告诉的东西。让我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我已处理过其他比这难得多的事。你们就只再考虑干我说的和我命令的事吧。”

高等法院最后审查了将发给耶稣会教士的许可证。它在许可证中加了一些必要的限制。这些限制接着被耶稣会教士的声望和影响废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