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法院作出的有利于亚里士多德的判决一个教廷大使精明的诈骗总辩护人塞尔万在高等法院发言时...

第四十九章　高等法院作出的有利于亚里士多德的判决一个教廷大使精明的诈骗总辩护人塞尔万在高等法院发言时死亡

为了一起人不可能犯的罪而判处人火刑，这种荒唐而疯狂的行径并非法国所独有。几乎整个欧洲都感染了对魔法妖术，对魔鬼附身，对形形色色的巫术咒语的确信。有时甚至在信仰新教的国家，巫师和术士也遭到判处。这种迷信不幸总是与宗教相关。人类的智慧还没有进化到足以把上帝准许法老[1]有巫师术士，准许扫罗[2]有女预卜者的时代，同我们生活的时代区别开来。

有另外一种危险性较小的迷信。这就是对古代事物的盲目崇敬。普天之下，古往今来，在很多时代，这种崇敬都有碍思想的进步。对亚里士多德的崇敬，被推促发展到奴性十足、全无独立精神的轻信程度。他的著作的命运，同它首次在阿尔比教派时代在法国出现时的情况相比已经大大改变。曾经有一次宗教评议会把亚里士多德斥为异端。但是，自那以后，他却专横独裁地统治着学校。

1624年，两个化学家在巴黎出现。化学是一门相当新颖的科学。这两个科学家接纳有别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四种元素的五种元素。他们也不赞同这位希腊哲学家的关于范畴和物质形式的观点。他们发表了反对这位哲学家的这些观点的论文。于是，法国大学界大声叫嚷出现了异端。它向巴黎高等法院呈递诉状。谣言铺天盖地，来势汹汹，以致新博士们被投入监狱。一个执达吏当着他们的面把他们的论文撕得粉碎。这两个化学家以轻罪在高等法院的管辖范围内被判处流放。最后，同一项判决还禁止支持任何未获医学院批准的论文，违者处以死刑。

应该怜悯这些愚昧虚妄和等而下之的伪科学就这样败坏了人类的理智的时代。不幸的是，这些时代离我们的时代还并不遥远。我们有过蒙田[3]、沙朗[4]、德·图和洛斯皮塔尔这类人物。但是，他们传给我们的些许光辉已经熄灭。而且被这种光辉照亮了的人从来就寥若晨星。

尽管高等法院在研究王室的和国王的权利多于研究哲学之后陷入这些谬误，亦即陷入时代的谬误，它仍然始终继续破除罗马教廷过去亟欲引进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另一种谬误，亦即几乎各个僧侣修会的谬误。这种谬误就是这种难以置信的自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起就已经产生的成见：国王是应由教会审判的人。人们已经看到，在1614年和1615年的三级会议上，这种成见压倒了民众的心愿和高等法院的积极性。这个令人憎恶的问题在一个把诽谤短文的发表归咎于一个名叫加拉斯的耶稣会教士的时机再度提出。这个教士是当时耶稣会教士中最危险的狂热分子。这篇短文责备法国国王和黎塞留红衣主教让法国与一些信仰新教的君主结成同盟。责备的理由似乎是他们因政治而不得不缔结的条约会与宗教有某些关联。在这些诽谤性的短文中，蛮横傲慢被推到极致，竟至宣称法国国王和他的大臣应被开除教籍。高等法院既少不了举行徒劳无益的仪式焚毁这些诽谤性短文，又少不了更加严肃认真地追查这篇文章的作者。

教士大会履行它的职责，对这本书加以谴责。然而，教皇特使斯帕达使用一个与意大利教士身份相称的诡计，让人把这项谴责译成拉丁法。这是一篇不忠实的译文，而且文内的谴责内容全部避而未译。他让几位主教签名，作为王国王室对罗马教皇表示忠顺的传世之作送到罗马。

高等法院发现了这一欺诈行骗、弄虚作假的行为，不仅谴责这篇拉丁译文，而且对进行这一欺诈行骗活动的外国人进行起诉。教士于是站在教皇特使斯帕达一边。他们举行集会。由于他们合法的大会已经结束，高等法院命令大会解散并根据法律勒令主教们前往住在他们各自的教区。然而，当时教皇在他的宗教团体所属的私立学校中势力非常强大，以致黎塞留红衣主教不得不既作为红衣主教，又作为首相，小心翼翼和他打交道。这整个案件移送御前会议审理。这个案件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平缓下来，不了了之，直到以后又出现了第一次使之死灰复燃的时机。当时没有什么别的政治活动。

恰好在这个时期金钱匮乏。这是无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事。吕依内公爵执政时期的对抗胡格诺教派的内战和黎塞留执政时期的瓦特林[5]之战耗尽法国全部人力物力。王国的胡格诺教派教徒受到黎塞留的迫害，重启战端。国王不得不亲自前往法院让人核查比尔索敕令。这些敕令往往主要谈及紧迫的需求，而非税收的平等比例以及民众的实利。总辩护人塞尔万在向国王奏呈他的致词时猝然死亡。他说：“陛下通过赢得臣民之心，比通过降服臣民将获得更加牢固之光荣。”他说最后的话时哑然失声，中风倒地，奄奄一息，被人抬走。

《编年回忆录》一书的作者耶稣会教士达佛里尼为人严谨、好奇，声称这位总辩护人临终时就一件随后立即突然发生的案件谈话，反对耶稣会教士。

问题始终在于教皇对国王和对民众拥有的权力的这个可怕可憎的制度。似乎亨利四世的血已经使这条七头蛇的几个头又长了起来。意大利耶稣会教士桑克塔雷尔在一本得到这个修会的将军维特勒斯希认可，并献给萨伏依的红衣主教的书中发表了这个主张。从来没有谁用这样令人愤慨的方式抒发己见。根据习俗惯例，这本书在巴黎遭到焚毁。这些行动没有引发任何事变。高等法院再次对是否驱逐耶稣会教士一事进行讨论。这个机构命令教区主教、三位教区神甫和三位发誓修行者翌日出庭。他们到达聚集在通往法院的街道两旁的怒不可遏的民众中。当时身任教区主教的耶稣会教士科通发言。大家问他是否认为教皇有权开除法国国王教籍，是否有权剥夺他对法国的拥有权。他回答说：“国王是教会的长子。他永远不会干出任何逼使教皇采取这种极端行动的事。”高等法院首席院长对他说：“但是，你不像你的教派的总父亲那样思想吗？他授予教皇这种权力。我们的总父亲遵从他所在的罗马的意见，而我们遵从我们所在的法国的意见。假使你在罗马，你怎么办呢？”“别人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这些答复可能为耶稣会教士招惹来他们的修会在法国遭到取缔之祸。他们签下了关于法国教会的，更确切地说，关于所有教会的自由的四项建议才得以了事脱身。这四项建议中部分是我们以后在1682年见到的建议。法国国王禁止高等法院走得太远，做得太过。

巴黎大学在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在位时期曾经是教皇全权主义者后，重新成了法国的国家机关。它不但仅发布反对桑克塔雷利和反对罗马的一切主张和要求的通告，而且下令这项通告每年公开宣读。宫廷不准许这项条款。谨慎对待无法足够抑制约束的事物，看来仍然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