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三级会议迪佩隆红衣主教的奇特论点高等法院的忠诚和坚定

第四十六章　全国三级会议迪佩隆红衣主教的奇特论点高等法院的忠诚和坚定

玛丽·德·美第奇摄政时期局势混乱、国运衰微、严刑滥施、动乱频仍、风暴不绝。亨利四世呕心沥血、辛劳备至积攒的金钱，被必须争取的领主和敲诈勒索摄政女王的宠信贪得无厌地巧取豪夺一光。

佛罗伦萨人孔奇尼从未率领过军队的一个营，但却很快晋升为法国元帅。他伙同他那操纵控制母后的妻子加利加伊，在短短几年聚敛的钱财比当时好些国王的合在一起的钱财还多。在这种遍及各地的侵吞掠夺中，在这个众多异见党派相互倾轧的局面下，将近1614年末，在巴黎的同一个奥古斯丁大厅召集了全国三级会议。高等法院就曾经在这个大厅里授予了摄政权。从来没有一次三级会议比这次与会的人更多，比这次更徒劳无功。贵族院由一百三十二名代表组成。教士院由一百四十名代表组成。第三等级院由一百八十二名代表组成。高等法院没有一人列席这次会议。巴黎大学要求准许它与会，甚至让人知晓它指定的出席人员。但是这项要求却在普遍哄笑中遭到拒绝。它的指定被认为蛮横无理。它建立在过去愚昧无知的时代它享有的特权之上。人们让它感到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习俗惯例也随之改变。

巴黎大学只进行过一次冒失鲁莽的奔走活动，高等法院则进行过一次在各个时代都堪受全国热烈鼓掌，但却在宫廷受到慢待冷遇的奔走活动。

毫无疑问，第三等级就是国家本身。当时它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是如此。过去没有像今天这样增加过出席全国三级会议的贵族代表的名额。与贵族和教士相比，民众为数众多，比例是一千比二。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院建议任何教权都无权罢黜国王，无权解除臣民对国王的忠诚宣誓。人们被迫建议制定这样一项仅仅所有的人的理性和所有的人的利益就已经在各个时期使之神圣而不可违犯的法律，这已经令人汗颜无地。但是，还更加令人感到羞愧的、会使后代惊愕的是，三级会议中的教士院的首领竟然把这项建议视为异端。

只要路过巴黎的费罗内里大街，只要对亨利四世遇刺殒命地点投以一瞥，就足以让人不会为看到第三等级的建议遭到反对而战栗发抖。

迪佩隆红衣主教能享有今日的所有权位，本应对亨利四世感恩图报，但现在却大搞阴谋诡计，在三个会议厅里滔滔不绝，高谈阔论，竭力阻止建立在自然权利之上的君王的独立和安全凭借王国的一项法律得到确定。他同意不准许刺杀君主。但他说教会有权罢黜国王乃是教义。

此人非常不配拥有他已经窃取的荣誉。应该清楚看到，授予教士们这种荒谬的剥夺和摆脱国王的权力，事实上就是把国王交到刺客和凶犯的手中，因为夺走一个国王的王冠而不夺走他的生命，这样的事古往今来极为罕见。国王一旦遭到废黜就不再是国王。如果他为他的王位而战，他就成为罪该万死的叛逆。迪佩隆还应看到，他所反对的乃是人类的利益；如果教会能够剥夺一个国王的话，那么它就更有理由有权剥夺国王之外的任何人。

迪佩隆在他冗长的高谈阔论中说，如果一个在他的加冕典礼中发誓成为天主教徒的国王成为阿里乌斯教派的信徒，或者穆斯林的话，难道没有必要罢黜他吗？这一席话使贵族团体大为惊愕不安。对这个问题，这个团体可以轻而易举地回答：国王加冕典礼并没有授予王权；加尔文教派教徒亨利四世被这同一贵族等级的最神圣的部分，甚至被某些主教，被威尼斯共和国，被佛罗伦萨公爵，被英国，被北方各国的国王，被所有没有戴上教皇的和奥地利家族的镣铐的王侯承认为国王。所有基督教徒从前曾经服从信奉阿里乌斯教派的皇帝。他们从来没有发动叛乱反对变成了异教徒的、他们称为叛教者的哲学家朱利安[1]。宗教与公民权利毫无共同之处。一个人虽然是伊斯兰教徒，仍然是他的父亲的继承人。信仰希腊教的二十万基督教徒，定居在君士坦丁堡，仍然承认土耳其素丹。一句话，整个地球的人应该齐声振臂高呼反对迪佩隆红衣主教。

但是，这位主教却和他的同事让贵族院相信人们需要罗马教廷，不应该用徒劳无益而又棘手难办的问题来冒犯得罪罗马教廷。每个等级都有一些应该留在一层薄纱之后的秘密。迪佩隆的这番有害的高谈阔论冲昏了贵族的头脑，更何况贵族也对第三等级心怀不满。

国家在那些对它啧有烦言、怨声载道的人中间遭到粗暴的抗拒后，通过审慎明智的、口若悬河的和大胆无畏的公民、总辩护人赛尔万的喉舌求助于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在没有任何贵卿出席的情况下，就这个重大问题颁布一项恢复全部旧有法律并保证王室权利的决定。整个巴黎齐声欢呼，接受这项决定。一些回忆录记载，迪佩隆向王侯们埋怨这项决定，表示如果不撤销这项决定，他就不得不乞灵于开除教籍这个手段。

一个臣属对他的君王说：“如果你不惩罚那些支持你的权利的人，我就把他们开除出教。”这看来真是匪夷所思。慑于教皇和教会的声威权势，母后浑浑噩噩，不能审时度势，兼之又处于帮派包围之中，于是懦弱无能地让她的御前会议撤销这项决定，甚至把高等法院的印刷工投入狱中，借口是他不隶属于那个在三级会议审议的问题上进行裁决的机构。高等法院采取了明智的预防措施，只限于恢复从前的决定。但是，这项预防措施毫无用处可言。一项卑怯的政策压倒了国王和王国的利益。人们已经看到到那时为止法国遭到的比这更大的灾害，但从来没有看到比这更加耻辱的灾害。

这个耻辱只在1682年，当教士大会在伟大的博絮埃的启发开导下从它的登记册中抽掉了迪佩隆发言，并尽可能消除了这个卑躬屈膝、背信弃义的遗迹时才得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