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整科目

人才是历史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不同时期所需要的人才具有不同的内涵特征。依据合理而应时的制度机制及时选拔出时代需要的优秀人才，是历代杰出政治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唐朝时期选拔官吏和人才靠的是科举制，当时将科举分为常科和制举。常科即“常贡之科”，是常年按制度举行的科目考试，其各项制度均已由选举令和吏部或礼部的格、式作了规定，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若干科。武则天临朝称制后，采取一系列举措使“常举”制度化，坚持每年开科取士。同时，调整了取士科目，重点施行进士科，适当发展诸科，降低明经科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以考试文辞为主的进士科成为所有科目中最受重视的一科，考进士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以考文辞为主的进士科的繁荣，也是唐代诗歌、散文鼎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代著名诗人王勃、陈子昂、王维、岑参等，都曾经是进士出身。大诗人白居易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考上进士而走上仕途的。据唐末王定保所著《唐摭言》记载：主考官见白居易姓名，便说：“长安大米价钱很贵，在这里居住很不容易，还想‘白居’。”但打开卷子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不由得大加赞许：“有此佳句，白居也易。”［3］武则天通过调整取士科目，也扩大了取士规模。在贞观（627—649）时期的23年中，录取的进士共205人，但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据徐松《登科记考》录取进士达1100余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较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