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谨行行迹的历史思考
通过7世纪中期东北亚云波诡谲的政治变化，配合对李谨行的个人经历及与之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可以看出：
其一，李谨行具有良好的家庭出身和特殊的家世背景。李谨行出身于内附中原王朝的粟末靺鞨首领家庭，受其家庭和社会背景的影响，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且才学过人，青年便入仕禁卫。隋唐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民族大融合后的稳定时期，中原王朝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中央政权，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起到了巨大的虹吸作用，一个万国来朝的盛世造就了周边民族的内附潮的到来。这种内附不仅提升了来附者的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准，而且对于周边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李谨行的家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内附到了中原王朝，为李谨行的建功立业提供了契机。鉴于其特殊的家庭出身，使李谨行在营州任都督时凭借其威信，作出了良好的政绩，受到当地各族百姓的爱戴。7世纪中后期，李谨行征战朝鲜半岛、奔赴唐朝西部，威震新罗和吐蕃战场。李谨行活跃于朝鲜半岛和西北战场，其在唐史、民族史以及唐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二，李谨行生活的时代为7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初，彼时的东亚政治局势波云诡谲，而李谨行一生东征西讨，活跃于东亚政治舞台，亲历了其中诸多事件。所以，以李谨行为研究视角，切入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深入了解与认识特定时空中的整个局势。首先，此时期的唐朝忙于多面作战。唐太宗和唐高宗两朝均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7世纪60年代，唐先后灭亡了百济和高句丽，之后与新罗仍有千丝万缕的纠葛。70年代初，吐蕃大举进攻西域，唐朝西部边疆战事吃紧。70年代中后期，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基于东西境局势这样的转变，唐将其主要精力由东部朝鲜半岛投入到西部边疆。频繁的战事对当时社会的安定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李谨行作为这一时代的亲历者，其活动轨迹都是这些社会变化的侧面见证。
其三，李谨行之所以能够活跃在唐和朝鲜半岛的历史舞台上，一方面是由于他本身具有卓越的才能，但另一方面离不开唐初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唐朝特殊的民族观念、唐与朝鲜半岛的交流和唐朝的部分内外政策等，它们对李谨行的经历与个人命运，起到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唐朝实行的开明民族政策、开放的社会观念，以及彼时唐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复杂多变，使李谨行等蕃将得以在唐朝社会上立足并建立功业。同时，正是由于唐初的民族政策的开化，才使得朝廷人才济济，为盛唐局势的开创创造了契机。然而，任何政策都有其两面性，开放的民族政策亦有利弊两个方面。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唐初东征，所以征调如此之多的蕃将队伍，其目的，是为了削弱这些蕃将的军事实力［23］。然而，纵观战后唐之蕃将势力情况，并未因此而受到实质性削弱。众所周知，天宝年间，造成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罪魁祸首，安禄山、史思明皆为蕃将。甚至，当时负责镇压叛乱的唐朝将领哥舒翰、李光弼亦皆为蕃将。唐末，如沙陀族李氏等蕃将更是活跃于政治舞台之上。可见，唐初并没有削弱蕃将之意，抑或虽有此意，然而，未收到成效。蕃将大都镇守于边镇，势必造成了后期的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城傍”制度既成就了唐朝，又成为最终拉垮唐朝的毒瘤［24］。
综上所述，在7世纪后半期的历史背景下，李谨行的个人历史活动与唐朝的内外政策，以及彼时的东北亚局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活跃在朝鲜半岛和唐朝社会的李谨行，在唐史以及唐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通过李谨行的仕唐及政治作为，可以清晰地看出唐朝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是其能够开创盛世，文明远播的重要原因。没有其开阔的政治胸怀和兼容并蓄的民族开化政策，则不可能将世界各地的各色人才皆收入帐下，为煌煌大唐建功立业、开创光辉。以李谨行为代表的蕃将人才只是大唐民族政策的一个缩影，李谨行等民族人才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契机下发挥了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卓越能力，即造就了初唐盛世，又成就了个人功业。
李谨行生平及主要活动一览表
注释
［1］《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15页。
［2］《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15页。
［3］《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1页。
［4］《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上》，第5224页。
［5］《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第2795页。
［6］《册府元龟》卷九九一《外臣部·备御四》，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第3994页。
［7］《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高宗仪凤二年二月条，中华书局，1965年，第6382—6383页。
［8］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3页。
［9］《新唐书》卷一一〇《李谨行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213页。
［10］唐代纳税的职事官只限于正员官和虽非正员但占有额内实缺者。试官和员外置同正员文武官，均不在纳税之限。
［11］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283页。
［12］《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靺鞨传》，第5359页；《新唐书》卷一一〇《李谨行传》，第4122—4123页。
［13］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283页。
［14］（唐）张鷟：《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年，第76页。
［15］《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06页。
［16］《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靺鞨传》，第5359页。
［17］《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中华书局，1955年，第414页。
［18］《新唐书》卷一一〇《李谨行传》，第4122—4123页。
［19］《魏书》卷二十四《崔道固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630页。
［20］《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第6247页。
［21］见《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转引自刘统：《唐代羁縻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22］《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丙辰条，第6231页。
［23］姜维东：《唐丽战争中的蕃将》，《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4］李锦绣：《“城傍”与大唐帝国》，《学人》1995年第8辑。
（孙炜冉，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