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来源探讨魏徵的知识结构
关于魏徵的知识及其结构问题，史书中的记载十分简略。《旧唐书·魏徵传》记载：
徵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17］
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18］
徵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太宗览而善之，赐物一千段，录数本以赐太子及诸王，仍藏之秘府。［19］
《新唐书·魏徵传》的记载与此约略相似：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20］
始，丧乱后，典章湮散，徵奏引诸儒校集秘书，国家图籍粲然完整。尝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帝美其书，录寘内府。［21］
从两《唐书》的记载中，我们约略能够知道魏徵读书丰富，涉猎颇广，熟稔历史，在天下将乱之际尤好纵横之说，对于《礼记》这样的儒家经典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应当承认，史书中的这些论断带有总结和定评的性质，自有其道理所在。但如果我们不能具体深入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对于魏徵究竟读了什么书，掌握哪些知识，以及这些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等问题作出认识，仍有可能使言论失于空泛。
《贞观政要》一书保存了大量有关魏徵政论的珍贵史料，特别是戈注对典故出处交代基本清楚，因此本文先从魏徵的知识来源入手，依据戈注对出处的交代以及对话所提到的典籍，将《贞观政要》中有关魏徵与太宗和其他朝臣论政、魏徵所上奏疏的内容一一辑出，制成表1。再在此基础上，以定量研究的方法对知识来源予以整理分析，进一步探讨魏徵知识的数量、种类以及结构层次的问题。
表1 《贞观政要》所见政论主题、涉及历史人物与知识来源
注：1.“直接提及的历史人物”一栏是指魏徵与太宗或其他朝臣在对话或奏疏中直接提及姓名的历史人物。引用典籍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不计入其中。
2.“知识来源”一栏主要依据戈注所注典故出处及对话的内容列出，正体字为魏徵所提及，斜体字为太宗或其他朝臣所提及。有下划线处表示是笔者推测的可能的知识来源。
3.两处符号说明如下：①本章魏徵回答部分与卷1“政体第二”第18章重出；②本章与卷6“论奢纵第二十五”第179章重出。
以表1为基础，我们依据《隋书·经籍志》按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加上“个人经历”一项，将魏徵的知识来源略作整理，制成表2。
表2 魏徵的知识来源分类表
注：1.带有“（）”符号的表示是笔者推测的知识来源的频率。
2.若在同一对话中，魏徵和其他人都提到了同一文献，则不累次叠加；同理，若魏徵在同一对话中反复提到了某一文献，也不累次叠加。
3.需要说明的是，在对知识来源进行频率统计时，统计数字中包含了正体字和斜体字部分。笔者认为，虽然斜体字部分表示的是太宗或其他朝臣政论的知识来源，但假如作为朝臣的魏徵不能通晓太宗或其他朝臣政论的知识来源，那么便会在政论中显得束手无策，无从应对。将这一部分也视为魏徵的知识来源，应当符合历史实际。
需要说明的是，表1和表2尽管对相关知识来源作了较为精确的统计，但由于史料有时本身言语不详，所以无法完全准确地涵盖所有的知识来源。如卷6“论奢纵第二十五”第179章，以及与其重出的卷八“辨兴亡第三十四”第247章中，出现了所谓的“《周》《齐》史”。两章都注明时间为贞观九年（635），但据同书卷7“论文史第二十八”第201章，贞观十年（636），房玄龄、魏徵、姚思廉、李百药、孔颖达、岑文本、令狐德棻、许敬宗等人，才最终撰成《周》《齐》《梁》《陈》《隋》等《五代史》奏上。因此，这里所说的“《周》《齐》史”，既有可能是未完全撰成的《五代史》中的“《周》《齐》”两部史书，也有可能是之前撰成并遗留下来的北周、北齐的史书。笔者无法确定所指为何，只能照原文记作“《周》《齐》史”。又如卷9“议安边第三十六”第261章中，魏徵提到了晋武帝之事，时间系为贞观四年（630）。他所依据的知识来源，自然也不可能是贞观二十年（646）开始、二十二年（648）成书的《晋书》，只可能是唐代官修《晋书》之前流行的十八家晋史。但具体来源为何，已不可确考。
此外，关于知识来源的推测，有几点尚需做进一步说明。第一，推测知识来源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尽量依据对话内容进行拟测，且尽量注明为较早的文献，无法确定的则不予注出。第二，关于史部文献的来源，《贞观政要》原文和戈注都很少说明来源。考虑到唐太宗时期热衷于修撰正史的风气，因此笔者在进行推测时，主要将文献来源系为正史。第三，关于西汉尤其是武帝之前的史事，《史记》和《汉书》都有所记载，且后者在很多方面都沿袭了《史记》的记述，难以区分。考虑到《史记》《汉书》在唐朝的地位差异［22］，如果一事《史记》《汉书》皆有记载，则将此事来源系为《汉书》。第四，关于“个人经历”一栏。魏徵生于580年，而隋建立于581年，因此他亲历了隋朝由兴而盛再到灭亡的全过程。凡对话中涉及隋朝史事的条目，极有可能来自魏徵的个人经历。因此笔者在表1中单列“个人经历”一项，凡事涉隋者，均系于此项之下。虽然由于史料所限，笔者的统计不可能做到十分精确和完备，但总体而言，表1和表2已大体可以反映出魏徵的知识结构及其知识来源。以下试根据表1和表2，结合史籍记载，略作分析。
由表2可知，在《贞观政要》所记载的魏徵言论中，仅就可以明确确定的知识来源而论，经部文献占有最重要的地位（71），其次是子部文献（18），再次是史部文献（15）［23］。在经部文献中，频率最高的前三位依次是：《书》（17），《论语》（12），《诗》（12）；在子部文献中，则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孟子》，《新序》，《说苑》（以上为儒家类），《管子》（法家类），《淮南子》（杂家类）的频率均为2；在史部文献中，频率最高的前三位依次是：《史记》（4），《汉书》（3），《周》《齐》史（1）。在有关魏徵言论的近80章中，魏徵所引用的文献多达30余种，广泛涉及经部（易、书、诗、礼、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史部（正史）和子部（儒、道、法、杂、历数）三大类。
至于为何没有集部类的文献，笔者认为这是由谈论的内容所决定的。《贞观政要》一书主要记载的是有关治国理政方面的言论，涉及为君之道、政体、任贤、纳谏、文教、务农、刑法、征战、安边以及太子诸王教戒、处理政务等内容，以文学为主体的集部文献，自然无法在这样的场合下被魏徵所援引和使用。但这似乎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文学”与“吏治”之间，魏徵更偏于“吏治”而不是“文学”，其知识结构显得不够完善［24］。
同样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魏徵的知识来源中，经部文献占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地位。《书》主要记载上古帝王的言行，被尊为“六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不仅被奉为历代统治者牧民治国之轨范，还是中国古代社会道统、政统、学统的根基所在，对于古代社会的政治、社会、思想具有关键性的影响”［25］。《书》在所有知识来源中当之无愧地占据首要地位，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史部文献则主要来自于正史。《四库全书总目》称：
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
又说：
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26］
正史以纪传体为正规体例写作而成，在史部中具有纲领性质。而正史又以帝王本纪为纲，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和民族观念，最能代表传统社会的治国理政思想，因而也最符合朝廷对于治国理政的需要。
瞿林东在具体考察了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后，总结道：
当魏徵成了历史人物的时候，人们记住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他的诤谏所感动、所感奋，人们对他的政论中的历史底蕴并不十分在意。然而，魏徵之所以成为魏徵，他之所以能以他的诤谏说服最高统治者，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洞察历史，因为洞察历史，引史为鉴，从而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7］
值得注意的是，《贞观政要》政论中还提到了许多历史人物。仅以与魏徵有关的条目而言，在太宗君臣论政直接提到的历史人物中，最为称赞的是舜（13）、尧（12）、孔子（9）禹（6）和汉文帝（6），最引以为戒的是隋炀帝（13）、桀（6）、秦始皇（6）、纣（4）和隋文帝（4）（参看表3）。魏徵与太宗论政所提及的历史人物，数量多，涉及时段长（从远古的三皇五帝一直到当代的隋炀帝），应与魏徵的史学素养有关。《旧唐书·魏徵传》称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如果缺少对史书深入的阅读体验和撰述史书的亲身实践，要想做到“多所损益，务存简正，各为总论，时称良史”，绝非易事［28］。而从魏徵本人的知识结构来看，《旧唐书》的评价也确乎中肯，并非溢美之词。
由于治国理政涉及多个方面，因而在子部文献中，我们看到除儒、道、法三家典籍之外，当政论内容涉及月令早晚等农时之时，魏徵也需要《吕氏春秋》这样的杂家类文献作为依据。
以上分析表明，从魏徵的知识来源来看，他本人所掌握的来自文献的知识数量是比较丰富的，在种类上则涵盖了四部书目中涉及政治的绝大部分文献，在层次和结构上以经部儒家文献（特别是《书》）为主，兼及其他，整个知识结构类似于蛛网式的结构。
表3 太宗君臣论政直接提到的历史人物频率统计表
在魏徵所处的初唐时期，唐廷君臣的治国实践是以尧、舜作为榜样，时刻以前代君王尤其是隋文帝和隋炀帝的不当行为作为镜鉴，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来进行的。魏徵作为由隋入唐的朝臣，亲历了隋朝由昌盛走向败亡的历史过程。此种切身经历，使得他除了能够援引前代文献作为政论的依据外，还能在政论中还广泛凭借个人经历，特别是隋朝兴亡的教训向太宗上书谏言。这一借史论政的思路，牛润珍将其总结为“史鉴在‘求真’与‘致用’之间”：
求真、史鉴、致用是一个有机的联系，在历史研究中，虽有侧重，但不可偏废。求真要着眼于借鉴、致用，致用要以求真为基础，不可违背史鉴的法则。史鉴、求真与致用应以现实问题为前提，用历史研究解答现实问题，历史学便能焕发出无限生机。求真致用，从历史中获取鉴戒，其方法不仅仅是考据、归纳等文本研究，还有历史人物的心理研究，不仅要有高深的学识，还应具备丰富的阅历、谨慎的心理、真挚的情感等。历史的真实或蕴涵于文字之中，或在文字之外，研究历史不仅要懂得文字之内的东西，还要懂得文字之外的东西，懂得文字之内的东西未必真懂，只有懂得文字之外的东西才叫真懂。［29］
邓小南指出：“《贞观政要》对于太宗朝祖宗故事的总结，目标在于‘惩劝’，而不刻意标榜对于‘祖宗圣政’的颂扬。”［30］诚然，如果我们将《贞观政要》与宋代私修、官修的《宝训》《圣政》相对比，无论是在当时的影响，还是在对祖宗形象的塑造与颂扬方面，前者都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这其中，自然也是受到了《贞观政要》编撰者吴兢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意识的直接影响。《贞观政要》一书，实际上寄托着吴兢本人的政治理想［31］。在魏徵的知识结构中，隋朝的兴亡教训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此种教训的获得，直接来自于他本人的程序性知识即亲身经历。而程序性知识的习得与作用，乃是陈述性知识所不能替代的。正是在这两种知识的相互作用下，魏徵的知识结构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整体性、层次性与动态性。
首先，魏徵能够将经、史、子不同类别的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整体性），同时又能够以经部儒家文献为主，以《书》为核心，广采百家之长，为政治所用（层次性）。此种知识结构背后所体现出的理念与思想，在《隋书·经籍志》中表现尤为明显。《隋书·经籍志序》说：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32］
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33］
无论是仁义礼智，还是方技数术抑或诸子文章，在初唐创业人员的眼中，都可以作为治世的工具。而其目的，无非在于弘道设教、正纲明纪。
在《经籍志》“子部”的序论中，这一思想体现得更为明显：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34］
无论是“圣人之教”的儒、道、小说，还是“圣人之政”的兵与医方，倘若能够“总而不遗”，折之于儒家特别是《书》这个“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在魏徵那里，儒家的《孟子》《新序》《说苑》，道家的《文子》《老子》《庄子》，法家的《管子》，杂家的《淮南子》《吕氏春秋》，在“兴化致治”这一中心思想的引导下，皆能道并行而不相悖，都可以成为其知识结构的组成部分。
其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魏徵还能很好地运用其知识结构，对国家的治国方略进行不断的调试和转变，其知识结构呈现出动态性的特征。
在《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第一”第3、第4章中，魏徵与太宗分别探讨了“创业与守成孰难”和“继体守文”的问题。在“创业与守成孰难”的问题上，魏徵敏锐地注意到了太宗意欲改变为政方略的愿望，适时地提出要防止骄逸、与民休息的施政方针，得到了太宗的嘉许与赞同。而在“继体守文”的问题上，魏徵先是指出隋朝败亡的原因，要求先解决百姓的物质生活问题，继而又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态度鲜明地表示：守成难而创业易，这是人的天性所使然。并从十个方面入手，具体回答了作为皇帝，在不能“劳神苦思，代下司职”的情况下，该如何管权的问题［35］。贞观十年（636）前后，正是太宗的治国方略由草创转向守成的重要时期。魏徵利用他丰富的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对太宗的治国方略进行了适时的调节［36］。魏徵此举既是他的知识结构具有动态性的表现，也有力地推动了初唐政治向纵深方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