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囚制度中的人道主义

录囚主要以平理冤狱为主，唐代录囚也称作“虑囚”。《唐六典》李林甫注：“虑，谓检阅之也。”录囚制度在唐代主要分为皇帝录囚和官吏定期录囚。皇帝录囚又和大赦天下密不可分，如武德元年高祖“亲录囚徒”；贞观二年太宗“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下令全部赦免。开元七年，“制以亢阳日久，上亲录囚徒，多所原免”［35］。皇帝录囚是统治者为了标榜仁政，体现了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治国策略。官吏定期录囚在唐代被视作司法长官和监狱官吏的重要职责，唐太宗贞观五年，按照房玄龄等人的建议，规定“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36］。通过录囚使一些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有利于提高地方司法官明法慎刑的自觉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观了当时的司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