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景与目的

倭国，即日本国的别称。“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4］。“咸亨元年（670），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5］。公元4世纪中叶，大和朝廷［6］在基本统一了倭国列岛之后，多次向中国的南朝政府遣使朝贡，并请求授予封号。北周大定元年（581）二月十三日，年仅9岁的静帝宇文阐（573—581年7月10日，《隋书》作581年7月9日，原名宇文衍，579—581年在位）禅让帝位于上柱国、左大丞相杨坚，杨坚登基，是为文帝，定国号为隋，定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改元开皇。隋文帝逼迫宇文阐居于别宫，再降宇文阐为介国公，食邑一万户，车服礼乐仍袭北周旧制。百济、倭国、高句丽、靺鞨等相继朝贡，其中高句丽为“岁贡”。

天下大势，合分分合。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杨坚发动了一场灭陈战争，统一中原。百济王余昌奉表庆贺，在其与高句丽关系紧张的局势下，开始频繁地向杨隋朝贡。新罗继之，倭国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东汉（25—220）时期，倭国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往来。当时尚未形成倭国，列岛上小国林立，各自为政，自立为王，并相互攻伐。“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7］。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8］。光武帝时，倭国向东汉朝贡，遂封其国君为“汉倭奴国王”，并授以金印［9］。三国时期（220—280），倭国为了在列岛上占据优势，实现其并吞周边小国的野心，急需寻傍靠山，故一再主动要求入朝，此举得到了曹魏政治集团的允准，遂将其纳入国家政治关系体系，立即派遣使节前往倭国册封国王，任命官员，并赐予大量的宝物。倭国最终发展成为列岛南半部中最强盛的国家。

圣德太子（しようとくたいし，574—622），本名厩户，别名丰聪耳、上宫王等，用明天皇次子，母亲是钦明天皇之女穴穗部间人皇女，飞鸟时代［10］的皇族人物。推古天皇元年（593，隋文帝开皇十三年），被册立为皇太子，《日本书纪》称他“生而能言，及壮有圣智，一闻十人诉，以勿失能辩”，“仍录摄政，以万机悉委”。圣德太子执政后，为了拟制豪族势力，革新政治制度，加强皇权，于推古天皇十一年（603），以德、仁、义、礼、智、信定十二级官位，即“冠位十二阶”，依次为“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义、小义，大礼、小礼，大智、小智，大信、小信”［11］。所有军士一律论功授爵，不得世袭。翌年制定《十七条宪法》。他还亲自主持编修史籍，信奉佛教，曾建造法隆寺等。殁后被尊为圣德太子。其岳父苏我马子不遗余力地助其摄政。

苏我马子（551—626），贵族，飞鸟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因其府邸位于飞鸟河上，穿池筑岛，故被誉为“岛大臣”。苏我马子一生飞黄腾达，曾仕敏达天皇、用明天皇、崇峻天皇、推古女皇等四朝，连续出任大臣一职长达50余年，以外戚身份掌控朝政，权倾朝野。《大日本史》称其有才辨，深敬佛法。推古天皇二十八年（620，唐高祖武德三年），苏我马子与圣德太子编纂《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记》等史书。

圣德太子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直接有效地吸收隋朝先进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圣德太子治国心切，置国际关系日益紧张于不顾，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先后于倭推古天皇八年（600，隋开皇二十年）、十五年（607，隋大业三年）秋七月、十六年（608，隋大业四年）三月、九月、十八年（610，隋大业六年）正月、二十二年（614，隋大业十年）六月等先后6次遣使入隋［12］。史载：“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13］在日语中，“阿每”的意思是“天”，“阿辈鸡弥”的意思是“大王”，连在一起，就是“天王”。“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14］在国书中，倭王趾高气扬，肆意妄为，竟然在隋朝天子面前以“天子”自称，惹得隋炀帝非常恼怒，遂交代鸿胪寺：以后再遇到类似这样缺乏礼貌的蛮夷书信，不必报朕。翌年，倭使回国，隋炀帝派遣文林郎裴世清作为隋使回访倭国。

此外，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604，隋文帝仁寿四年）的遣隋使不见文献记载，但日本平安时代成书的《儒传》（即《经籍后传记》）却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文字：“以小治田朝（今推古女皇）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隋天子。”“始用历日”，表明日本是在使用了中国历法之后遣使入隋，同时也是在向世界宣示本国的文教兴盛，更是跨入东亚国际文化舞台的重要标志。此次遣使入隋是否存在，不可妄断，仍然有待于文献及相关资料印证。使者小野臣因高，即小野妹子，入隋后取名苏因高。传说小野妹子犯有失国书之罪，《日本书纪》载：“于是群臣议之曰：‘夫使人虽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怠之失大国之书哉？’则坐流刑。时天皇敕之曰：‘妹子虽有失书之罪，辄不可罪，其大国客等闻之，亦不良。’乃敕之不坐也。”作为失书当事人小野妹子居然再次被任命为遣隋大使，对此，日本九州大学川本芳昭认为“小野妹子丢失国书一事，是圣德太子等倭国中枢与小野妹子联合导演的”［15］。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义宁二年（618）五月二十日，山西河东慰抚大使、晋阳留守李渊接受隋恭帝杨侑的禅让，于大兴殿（唐改名太极殿）即位，是为高祖，国号为唐，改元武德，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由于大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空前繁荣和发达，一跃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播，对邻近的日本和亚洲各国同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日本朝廷通过6次遣隋使，使得朝野上下愈来愈对华夏文化仰慕和向往，以至于涌现出了一股学习模仿华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热潮。武德六年（623），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在留学多年后回国，直接向推古女王报告大唐帝国所具有最完备的法律典籍和最完善的法律制度，并建议女王派遣使节赴唐取经。为了实现更加直接有效地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朝廷决定组织大型遣唐使团，选派国内最优秀的人才为使臣、留学生、留学僧赴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