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总结
在唐代士大夫崇佛的社会背景下，士大夫的反佛如同逆流而上，形单影只。但唐初到唐末300多年间，士大夫们的反佛不曾间断，在历史的长河中互相辉映，继承发展。唐代士大夫反佛的时间和密集稀疏程度，与唐代宗教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实质上就是与唐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密切相关。崇佛之势较小，反佛的人数较少；崇佛之势增强，反佛的人数增多。而且通过分析他们的反佛言论，我们可以发现士大夫反佛的原因虽有差异，但共同表现在政治上的崇佛无益、经济上的蠹财害民、民族上的夷夏之防、僧人的不端不良行为等方面，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这是由士大夫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注释
［1］（唐）道宣撰：《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高祖幸国学统集三教问道是佛师事》，大藏出版株式会社，2006年，第26页。
［2］《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7页。
［3］（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政事·道释·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86—587页。
［4］《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第2715页。
［5］郭昊：《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探析》，《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6］李海峰：《论佛教在武后时期勃兴的原因》，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11页。
［7］《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第136页。
［8］（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十八《睿宗皇帝·令僧道并行制》，中华书局，1983年，第217页。
［9］《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第3159、3157—3159页。
［10］《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第3027页。
［11］《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59、5260页。
［12］《旧唐书》卷一二七《彭偃传》，第3580—3581、3580、3580页。
［13］《全唐文》卷六三六《李翱·去佛斋论》，第6424、6424页。
［14］《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傑传》，第2893—2894、2893—2894页。
［15］《旧唐书》卷一〇一《张廷珪传》，第3151—3152、3151页。
［16］《旧唐书》卷一〇一《张廷珪传》，第3151—3152、3151页。
［17］《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第2871页。
［18］《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第3159、3157—3159页。
［19］（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1826页。
［20］《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傑传》，第2893—2894、2893—2894页。
［21］《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第606页。
［2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第332页。
［23］《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则天后久视元年（700）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546页。
［24］《旧唐书》卷一二七《彭偃传》，第3580—3581、3580、3580页。
［25］《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59、5260页。
［26］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88—293页。
［27］《全唐文》卷六三六《李翱·去佛斋论》，第6424、6424页。
［28］《旧唐书》卷一二七《彭偃传》，第3580—3581、3580、3580页。
（杨金茹，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