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国汉学家沙畹《西突厥史料》一书所辑史料涉及于此，但未给出进一步的解释［3］。岑仲勉先生在《突厥集史·卷五编年》注文中，先是质疑《旧唐书·回纥传》“称‘北突厥’，误也，应依元龟九七三正作‘西突厥’。据通典一九九统叶护之伯父莫贺咄与咄陆不协，遁于金山，为咄陆所害；此之莫贺咄，或即其人，惟遣使册立，各书均未之载”［4］。后又在同书卷十四质疑到：“莫贺咄似指统叶护伯父言，然当日无册可汗事。薛延陀夷男未闻莫贺咄之称，其子颉利苾虽号莫贺咄叶护，顾太宗又未尝以诸部属之也”［5］。统叶护伯父乃指西突厥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夷男、颉利苾皆为薛延陀酋帅，岑先生亦止疑于此，之后并未继续探讨。段连勤先生在《丁零、高车与铁勒》一书中径直按称北突厥，即东突厥，但亦困惑莫贺咄之具体所指［6］。卢勋等学者在《隋唐民族史》一书中虽未指出此莫贺咄的身份，却将册立事件定在贞观四年［7］。日本学者佐口透在《〈旧唐书·回纥传〉笺注》“北突厥莫贺咄”下注称：“应改正为‘西突厥莫贺咄’，莫贺咄读作Baghatur或Bagha cur。莫贺咄杀其诸父［原讹，应作侄—译注］统叶护可汗自立，称屈利俟毗可汗。”［8］吴玉贵先生《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一书中将莫贺咄北返与阿史那思摩迁漠南一事联系起来，用意似在指明其人即为阿史那思摩［9］。后在《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中又怀疑是薛延陀珍珠可汗之子颉利苾，但其注意到颉利苾属薛延陀而非北突厥，且颉利苾被唐太宗册封为叶护而非可汗的矛盾，故称“姑存疑”［10］。傅新毅《玄奘评传》一书中同样认为“北突厥”乃是“西突厥”之讹，贞观四年（630）莫贺咄被太宗册为可汗［11］。王黎明《犬图腾的源流与变迁》一书中辨析“靺鞨”族称来源时，指出此可汗曾“统领突厥北部诸大部落”［12］。
从上述学者的讨论来看，关于贞观初年太宗所立北突厥莫贺咄具体所指，除岑仲勉、佐口透、傅新毅提出为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伯父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吴玉贵先生后出意见认为是薛延陀珍珠可汗之子颉利苾外，其他学者的认识均较模糊。其中吴玉贵先生早年观点虽意在说明其所指为阿史那思摩，但并未明言两者实为一人，而是在前、后文中列出同一史实，留有较大猜想余地。段连勤先生虽采信莫贺咄属北突厥，但并未给明因由，似从其追随颉利推而得之。卢勋等学者在确定莫贺咄被册立时间时亦未说明缘由，笔者猜测或是与前句东突厥汗国末代可汗颉利于贞观四年被擒有关。王黎明虽指出此可汗的领地，但系从《旧唐书·回纥传》中归纳而来，未进一步确定莫贺咄之身份。而相较于佐口透、傅新毅二人的明确意见，岑仲勉先生及吴玉贵先生后出的观点更显谨慎。
对此笔者认为，此莫贺咄并非指薛延陀珍珠可汗之子颉利苾。诚如吴玉贵先生在《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中所注意到的矛盾：第一，颉利苾族属为薛延陀，而非北突厥；第二，唐太宗于贞观十二年（638）册封其为达度莫贺咄叶护，而非可汗［13］。此莫贺咄更非指西突厥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原因如下：第一，从时间上看，莫贺咄弑统叶护可汗自立在贞观二年（628）［14］，咄陆可汗泥孰杀莫贺咄及肆叶护暂时统一西突厥在贞观四年（630）［15］。而此可汗获唐册立时间，依前两书记载可知当在颉利被擒之贞观四年或之后。据同一文献记载，回纥酋帅吐迷度破薛延陀多弥可汗事应在贞观二十年（646）六月或之前［16］。因此对于在贞观二年已自立称汗，贞观四年旋即被杀的西突厥莫贺咄来说再次被太宗册立殊无可能。第二，从称汗方式上看，西突厥莫贺咄是杀统叶护可汗而自立［17］，并非唐太宗所册封。据吴玉贵先生研究，贞观七年（633）刘善因到达西域册封西突厥之新立酋首泥孰，使之成为唐朝册立（或承认）的第一位西突厥可汗［18］。此两点或即是岑仲勉先生所谓“当日无册可汗事”之缘由。第三，从太宗所册莫贺咄所领部落上看，回纥、仆骨、同罗、思结、阿跌等皆为铁勒诸部落，大都分布在漠北鄂尔浑河、土拉河之间［19］，自贞观二年（628）起便一直隶属于薛延陀汗国（628—646）。由是观之，则贞观二年至贞观二十年薛延陀立国漠北期间，获唐支持之薛延陀汗国于漠北独大［20］，则无论是《旧唐书·回纥传》所载北（东）突厥莫贺咄，还是《册府元龟》所载西突厥之莫贺咄能否占有该区域尚属疑问。因之，笔者认为唐太宗所册北突厥莫贺咄不可能是西突厥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并进而可以断定《旧唐书》卷一九四《西突厥传》所载侯屈利俟毗可汗莫贺咄被杀前，同咄陆可汗泥孰一起归附肆叶护的西突厥莫贺咄可汗［21］亦不可能是太宗所册之北突厥莫贺咄。
联系贞观四年东突厥第一汗国（552—630）败亡后，漠北族群关系及政局的变动趋势，笔者倾向于认同吴玉贵先生早年的分析，即太宗于贞观中所册北突厥可汗莫贺咄为阿史那思摩的可能性极大。第一，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成宫事件后，唐太宗于同年七月连下诏文、册文两道，册立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并赐姓李氏，令其“率所部建牙于河北”。八月遣礼部尚书赵郡王李孝恭、鸿胪卿刘善因至思摩部落举行册封仪式，贞观十五年（641）正月阿史那思摩率部渡河北返，十八年（644）十二月因不敌薛延陀又渡河南归，被改授为右武卫将军［22］。由上述史实可知，自贞观十三年起至十八年间阿史那思摩为汗近五年。上文已大致推出莫贺咄被册立为汗的时间在贞观四年后到贞观二十年之间，且太宗在位期间又未另立过其他东突厥可汗，故从时间上看，此莫贺咄应即为阿史那思摩。第二，太宗在遣司农卿郭嗣本赐薛延陀可汗夷男的玺书中称：“尔在碛北，突厥居碛南，各守土境。”［23］则思摩部众与薛延陀显以大漠为界南北分治。仅《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册府元龟》卷九七三《外臣部·助国讨伐》两处称太宗遣其统领回纥、仆骨、同罗、思结、阿跌等部，而此漠北铁勒诸部自贞观二年起至贞观二十年便一直臣服于薛延陀汗国，贞观十五年十一月夷男还亲自率领包括同罗、仆固（骨）、回纥诸部在内的20万余众南下攻打阿史那思摩部落［24］，因此正如吴玉贵先生所注意到的“莫贺咄并没有实际统治过漠北诸部”［25］。那么该如何看待太宗遣其统回纥、仆骨、同罗、思结、阿跌等部的记载呢？笔者细审阿史那思摩墓志，注意到如下记载：
王以可汗之孙，授波斯特勤，俄迁俱陆可汗，统薛延陀、回纥、暴骨、同罗等部。后为启民所破，拘于隋室，炀帝亲释其缚，赐物五百段，仍放还蕃。始毕可汗用公为伽苾特勤。始毕没，颉利可汗立，改授罗失特勤。于是军谋密令，并出于公……贞观三年，匈奴尽灭，公因入朝。主上嘉其乃诚，赐姓李氏，封怀化郡主、右武卫大将军……十三年，改授乙弥泥熟可汗，率部落归于黄河之北。既袭广大之号，还膺拜日之尊。［26］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又称：
始，启民奔隋，碛北诸部奉思摩为可汗，启民归国，乃去可汗号。性开敏，善占对，始毕、处罗皆爱之。［27］
上引墓志所谓“可汗之孙”，当是指阿史那思摩为达头可汗之孙，其本属西突厥室点密系，为咄陆设之子［28］。开皇十九年（599）二月东突厥都蓝可汗（588—599）与西突厥达头可汗联盟攻打突利可汗染干，染干南下附隋并于十月甲午被封为意利豆珍启民可汗［29］。同年十二月乙未，都蓝可汗为其部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30］，成为东、西两部突厥的最高可汗。仁寿三年（603）达头可汗兵败于唐与启民可汗的合击之下，西奔吐谷浑［31］。仁寿四年（604）或大业元年（605）［32］，思摩为启民生擒，并转而依附东突厥。则思摩被达头封为俱陆小可汗当在开皇十九年至仁寿三年间，其控制漠北铁勒诸部至少四年之久［33］。由此可知，阿史那思摩曾先、后两次获封成为可汗：第一次是以西突厥汗族宗室身份被达头封为俱陆小可汗，于开皇十九年至仁寿三年统领漠北；第二次是在贞观十三年到十八年，以东突厥亡裔身份被唐太宗册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统辖漠南。因之，笔者认为太宗遣统漠北铁勒部落一事或有两种可能：其一，太宗借思摩原统漠北的经历，以威慑桀骜不驯的薛延陀，二用以笼络薛延陀治下的回纥、仆骨、同罗、思结、阿跌等铁勒部众，并非让其实际统领；其二，《旧唐书·回纥传》《册府元龟》对同一史实的记载或本于思摩墓志，混淆了阿史那思摩先后两次称汗的背景与统辖地。笔者更倾向于前一种可能。东突厥汗国灭亡后，薛延陀汗国势力日益强大，构成对唐朝北部边防的严重威胁，促使唐朝转向采取削弱薛延陀的政策，思摩北返当即是太宗的遏制政策之一［34］。太宗玺书中对夷男所称南北分治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限于外交辞令，用以麻痹夷男，并不妨碍实地里以思摩压制薛延陀政策的实行。从这个层面上看，贞观中获太宗所封之莫贺咄似更应为阿史那思摩。此外，两书在接下来的叙事中，紧接着记载回纥酋长吐迷度对薛延陀多弥可汗的打击。可见，在编纂者看来太宗册封思摩与吐迷度破薛延陀前后两事是密切联系的。其或反映了太宗削弱薛延陀的政策取得了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