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谨行身享殊荣看唐朝的民族政策

李谨行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之所以能被封燕国公，并享有陪葬乾陵这样的殊荣，与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是不无关系的。

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民族融合、同化刚刚完成的时期，作为皇族的杨、李二氏都是数代与异族通婚，如独孤氏、窦氏、长孙氏虽然都已成为汉姓，但他们原来均属胡姓，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统治者心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9］的观念就大为淡薄了，“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十分严重，这就为弱化民族隔阂、增强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创造了社会氛围。唐朝蕃臣、蕃将殷庭，《新唐书》中特置《诸夷蕃将》类传，就是证明。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20］，确实是时代的产物，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唐初名将李靖曾讲：“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故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21］这充分体现了唐朝的民族观。这种开明的民族意识又自然地导致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当然，唐朝统治者不可能真正做到对华夷“爱之如一”，但其民族政策之开明则的确堪称历代之冠。天宝之前，唐朝不断出兵征服四境各族，对于这些被征服者，唐朝大多采取安抚政策。如唐太宗征辽东，掳得高句丽百姓一万四千口，本当分赏将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22］。此外，唐朝对于少数民族人才也大胆地予以重用。如阿史那社尔（突厥人）、契苾何力（铁勒人）、黑齿常之（百济人），以及本文所研究的李谨行（靺鞨人）等都深受重用，有的还成了驸马或郡马。开元、天宝之际，少数民族将帅甚至成了唐军主力。安禄山（粟特人）、哥舒翰（突厥人）还晋升为王爵。这类现象在其他王朝是极为罕见的，更非蒙元的以族分等、清的虽尚满汉一体实则行满汉大防政策所不能比拟。

在唐朝前期，不单是突厥、匈奴、鲜卑、西域、高句丽、吐蕃等这些民族人才为国家所用，连日本、大食这样的人才也可以在唐初的政府机构做官，这些人才使用政策之开放性、开明性都是其他王朝所不能比拟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开明的民族政策，开放的人才策略，将当时东亚以及中亚地区的人才吸引到唐朝的庞大统治机构中来，使得唐朝前期能够在其辽阔的疆域里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在短短百年的时间里塑造出一个疆土广阔、民族众多，世界上最富足、强盛的大帝国，与后来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对峙于东西两方。也只有唐朝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一种只论能力，少有民族歧视的人才政策，才能够创造出中国古代史上最为辉煌、壮丽的盛世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