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语
结合唐侨蕃羁縻州、唐营州、唐辽州燕支城的相关文献记载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对侨蕃州的管理、营州与周边各势力的关系、营州人口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辽州州治燕支城的位置进行了宏观分析。朝廷设置辽州时应该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有利于营州对辽州的控制和管理，避免降而复叛；第二，有利于辽州最大限度地协助总管府牵制幽州割据势力，稳定与高丽、契丹的关系；第三，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集中营州地区的人口，增强总管府的军事实力，据此推断出燕支城大致位于营州总管府西部。又结合相关考古发现，对唐辽州燕支城具体位置进行推测，最终初步断定燕支城位于今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大庙镇马迷水村大青山城址。当然，本文的分析也只是在现有史料和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进行的又一次推测。大青山城址是否真的就是唐契丹羁縻辽州燕支城故城，还有赖于更加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以及新的考古发现的出现。
注释
［1］辽州设置时间《旧志》为武德元年（618），《新志》为武德二年（619）。周振鹤主编，郭声波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6页。郭声波先生考证为武德元年，本文按此结论。
［2］《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522页。
［3］《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126页。
［4］（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河北道二十威州，中华书局，2013年，第1438页。
［5］（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北直九慎州城，中华书局，2005年，第836页。
［6］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东北历代疆域史》载：“营州都督府管下的辽州，武德二年（619）置于燕支城，贞观元年（627）改为威州，在今新民县东北辽滨塔附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7页。张博泉先生引用（宋）曾公亮、丁度撰《武经总要》卷二十二关于辽代东京道、中京道两个辽州的记载，指出“曾公亮《武经总要》卷22记载辽州有两处，一在宜州（今义县）南六十里，一在显州（今北镇附近）东九十里，双州（今铁岭西六十里）西七十里，据此里程约在辽滨塔附近。辽州治燕支城，《读史方舆纪要》卷18‘燕支城或云在辽东都司北境。’今义县南六十里之辽州与唐燕州太近，因暂定辽滨塔附近”。张博泉先生排除了距离燕州较近的义县之辽州，认为辽滨塔辽州为唐辽州燕支城，第1103、1110页。
［7］据（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七十八载：“怀远军，在故辽城，天宝二年，安禄山奏置焉”，中华书局，1955年，第1430页。孙进己、冯永谦《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载：“按此所谓故辽城，当即故辽州，初治于燕支城者”，第276页。孙、冯二位先生结合《唐会要》相关记载，认为辽州燕支城即故辽城、怀远军。《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册）载：“怀远军（743—762）天宝二年，析保定军置怀远军，治故怀远城（今辽宁新民市高台子乡吉祥堡），隶安东都护府”，第285页。郭声波先生结合《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认为怀远军在今新民市高台子乡吉祥堡。又《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威化县（618-623）本隋辽东郡旧县，治燕支城（今通定镇，今新民市高台子乡吉祥堡）……”第285页。据《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是行也，唯于辽水西拔贼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还”，第1817页；《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九年（645）“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第6332页；《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七《山东八》广宁右卫“通定镇，在卫东八百里，近辽水”，第1725页。郭声波先生结合上述文献，认为隋通定镇在唐初仍为边镇，当为辽州治所燕支城，即在今辽宁新民市高台子乡吉祥堡。
［8］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新志》，营州东‘有镇安军，本燕郡守捉城’。唐初营州管下有辽、燕二州，疑燕郡守捉城即燕支城，当在今辽宁省朝阳市东”。按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0—51页。燕郡守捉城位于今辽宁省义县，在营州东南方向。
［9］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东北历代疆域史》载：“营州都督府管下的辽州，武德二年（619）置于燕支城，贞观元年（627）改为威州，在今新民县东北辽滨塔附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7页。张博泉先生引用（宋）曾公亮、丁度撰《武经总要》卷二十二关于辽代东京道、中京道两个辽州的记载，指出“曾公亮《武经总要》卷22记载辽州有两处，一在宜州（今义县）南六十里，一在显州（今北镇附近）东九十里，双州（今铁岭西六十里）西七十里，据此里程约在辽滨塔附近。辽州治燕支城，《读史方舆纪要》卷18‘燕支城或云在辽东都司北境。’今义县南六十里之辽州与唐燕州太近，因暂定辽滨塔附近”。张博泉先生排除了距离燕州较近的义县之辽州，认为辽滨塔辽州为唐辽州燕支城，第1103、1110页。
［10］（唐）杜佑撰：《通典》卷一七八《州郡八》，中华书局，1988年，第4715页。
［11］《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第467页。
［12］金毓黻：《东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第242页。
［13］《东北通史》，第242—243页“其二，为新城，即今抚顺城北之山城（考已见前），高丽所建，或以今濒辽河西岸之辽滨塔当之，其由辽史之误……今辽滨塔故为辽之辽州，而决非高丽之新城，读史方舆纪要因辽史之误，谓此辽州，既唐克高丽辽东城之辽州，亦谓之新城，于是又有辽东新城之说……”。
［14］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879页。
［15］谭其骧：《唐羁縻州述论》，谭其骧著《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9—150页。
［16］杨晓燕：《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69—170页。
［17］（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七《诚励诸军州牧将诏》，中华书局，2008年，第553—554页。
［18］《资治通鉴》卷一八九，武德四年（621）三月，第6018页。
［19］《资治通鉴》卷一九〇，武德六年（623）五月，第6080页。
［20］杨晓燕：《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69—170页。
［21］李松涛：《论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96页。
［22］《资治通鉴》卷一八六，武德元年（618）十二月，第5938页。
［23］《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第1384页。
［24］《新唐书》卷二二〇《高丽传》，第6187页。
［25］《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第5320页。
［26］《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第5350页。
［27］周加胜：《试论唐代在契丹族地区设立的府州》，《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4期，第89—92页。
［28］《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第5350页。
［29］佟东主编，孙玉良、赵鸣岐著：《中国东北史》（第二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
［30］任爱君：《唐代契丹羁縻制度与“幽州契丹”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1期，第9页。
［31］《旧唐书》卷五十六《罗艺传》，第2278页。
［32］《旧唐书》卷五十六《罗艺传》，第2278页。
［33］《旧唐书》卷五十五《高开道传》，第2256页。
［34］岑仲勉：《〈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之表解》，载氏著《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564页。
［35］《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第1521页，第1522页。
［36］宋卿：《唐代营州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37］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7—58页，第95页。
［38］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7—58页，第95页。
［39］《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第1521页，第1522页。
［40］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年，第445页；据杜晓红、宋艳伟：《朝阳县大青山城址略考》（《辽金历史与考古》2014年第1期，第119—125页）并未提到有唐代遗迹的发现。笔者认为，由于辽州治燕支城只有短短一年时间，采集到的只是一些零散的唐代遗物，因此未被《朝阳县大青山城址略考》记录在内也是有可能的。今以《中国文物地图集》为准。《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第2094页载，高祖继位后仍用隋代的五铢钱，开元通宝行用始于武德四年（621）。虽然在大青山城址发现的是唐代钱币，但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以后的时间里，唐人仍在此城有过活动。根据古代城市延续性的特点，唐初这里很可能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
［41］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61页。
（周梓翔，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