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之死再思考
综览有关“李弘之死”的各家见解，“死于疾病说”和“死于非命说”是目前的两种主流观点。而有关高宗武后朝的历史晦暗不明者甚多，要想全部澄清还有相当难度，可供考证“李弘之死”的史料也相当有限。就连李弘死前的历史细节，不同史书的记载也略有差异。其一，关于李弘“失爱于天后”的记载，《唐历》云“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资治通鉴》云“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之后才记李弘因请嫁二公主致使“天后怒”。今观《唐历》的说法，李弘是因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的，然而这看起来有些突兀，武则天对于太子请嫁二公主之事固然深感不满，但还不足以成为二人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武则天也不会只因为这一件事就对亲生儿子顿起杀心，故《资治通鉴》的说法更合情理。其二，《新唐书》称萧淑妃所生二公主“四十不嫁”［23］，吴缜《新唐书纠缪》指出当时高宗年四十八，不可能有四十岁的公主。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将之改为“年逾三十不嫁”，这显然比《新唐书》更为可信。
目前持李弘死于疾病说的学者，其最直接的证据，是李弘死后高宗发布的一系列悼文。这是李弘死后唐朝的官方说法，也为近代以来许多学者所采信。然而武后毒杀说在《阎庄墓志》出土前，始终缺乏较为有力的证据。北宋成书的《资治通鉴》和《新唐书》也倾向于毒杀说，但遭到后世诸多学人的批驳。近代以来“病死说”成为学界主流观点，一时间几成定论，而“毒杀说”则沦为边缘。直到1995年“阎庄墓志”的重见天日，才又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有关“李弘之死”的争议尚未终止，仍有学者认为李弘确死于疾病。不过墓志新材料的出土还是成为李弘之死研究的一大突破口，“毒杀说”与“病死说”终能分庭抗礼。“李弘之死”让人不由联想到“光绪之死”，情形可谓十分相似。同样是来自官方的“病死说”和坊间盛传的“毒杀说”两种说法。而清末留下的史料线索远比唐代要多，却依旧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今人甚至从光绪发辫中提取到了砒霜，一切看似好像可以尘埃落定，但有学者认为砒霜的存在也不能证明光绪帝是被毒死的。
笔者倾向于认为李弘并非正常病死，而是死于武后之手。尽管李弘死后唐朝官方发布的制册文中，无不强调李弘死于“旧疾”“沉疴”，但这些说法的可信度却值得怀疑。无论高宗是否清楚李弘的真实死因，即便他知晓个中缘由又如何肯向外界公布真相？身为皇帝也只能无奈地宣称爱子病逝。虽然《阎庄墓志》并不能完全坐实李弘死于非命，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这种说法的可能性，为我们判断的天平增加了一枚有力的砝码。并且武则天毒杀至亲还有一例旁证，早在乾封元年（666），武则天就假借武惟良、武怀运之手毒害了外甥女魏国夫人，采用的正是在饮食中下毒的方式。李弘是高宗一朝深得大臣拥护、中外属心的一位太子。武后在高宗朝虽然颇有影响力，但此时并没有真正掌握实际政权。一旦高宗传位于李弘，武则天再想动摇皇位，其困难程度非同一般。
据史载，李弘死后武则天又设计废掉了太子李贤，并派人迫其自杀；李显被废后也是诚惶诚恐，听说使者到来就以为是武后派来杀他的；李旦为人谨慎韬光养晦，不对武则天有所违逆。试想在权力的诱惑面前，武则天鸩杀亲子的做法虽然看上去匪夷所思、有悖人伦，但也不无可能。近代许多史家倾向于为武则天开脱和翻案，对《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传统文献中有关小公主、李弘、李贤、永泰公主等人死于武则天之手的记载，一律加以否定，认为是后人对武则天的妖魔化。这或许是因为武则天作为一位女性政治家的特殊身份，使得部分研究者对武则天抱有某种好感和善意。当然对于武则天杀害小公主之事，研究多认为确是封建史家的污蔑之辞，这一点学界基本可以达成共识。但是李弘、李贤、永泰公主等人之死，还是应如《新唐书》等传统史家所记载，与武则天脱不了干系。即使李弘不是武则天亲手鸩杀，也有可能是武则天授意的，换言之，武则天是李弘之死的幕后主使。
注释
［1］《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注文，中华书局，1956年，第6492页。
［2］《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注文，中华书局，1956年，第6492页。
［3］《旧唐书》卷一一六《承天皇帝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385页。
［4］《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传》，第2830页。
［5］（宋）吴缜：《新唐书纠缪》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
［6］（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五十八《孝敬皇帝睿德记》跋文，中国书店，1985年。
［7］罗元贞：《武则天问题批判》，《光明日报》1959年9月22日；收入《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论文集历史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48页。
［8］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37页。
［9］汤用彤：《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11月21日；收入《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349-354页。
［10］宁志新：《旧说武则天扼婴、杀子失实之补证》，《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第109—110页。
［11］梁恒唐：《太子弘死于肺结核，欧阳修冤枉武则天》，张玉良、胡戟主编《武则天与乾陵》，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89—95页。
［12］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05-116页。
［13］赵文润：《武则天与太子李弘、李贤的关系考释》，《唐史论丛》第9辑，2007年，第29—40页。赵文润：《武则天》，西安出版社，2007年，第83—88页。
［14］孟宪实：《唐高宗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9—202页。
［15］蒙曼：《蒙曼说唐：武则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7—130页。
［16］臧振：《西安新出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铭》，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5—462页。
［17］臧振：《关于“阎庄墓志”的故事》，陕西师范大学西岳论坛，2007年。
［18］胡戟：《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1986年，第47—52页。
［19］胡戟：《武则天本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7—62页。
［20］牛致功：《薛元超与武则天——读〈薛元超墓志铭〉》，《碑林集刊》，2000年；收入《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第135—147页。
［21］于赓哲：《悠悠青石，寂寂孤魂——〈阎庄墓志铭〉与武则天长子李弘之死》，《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2007年，第20—26页。
［22］雷家骥：《武则天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4页。
［23］《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武皇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477页。又《新唐书》卷八十一《孝敬皇帝弘传》，第3589页。
（禄伊文，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