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既然莫贺咄为阿史那思摩，那又该如何理解前述两部文献在“北/西突厥莫贺咄”记载上的抵牾呢？关于“莫贺咄”一词的含义，据白鸟库吉先生研究，其与“莫何弗”“莫弗”在本义上几无差异，均为“勇猛、强健”之义，并转而为渠帅之尊称，多单用以称呼小酋长，后又演变为不单独使用的修饰性的荣誉称号。白鸟库吉先生认为至突厥时，莫贺咄已用为修饰性的称谓，置于官号或汗号之前［35］。如颉利可汗曾任“设”一职，被称为“莫贺咄设”。王小甫先生注意到“莫贺咄侯”简称“莫贺咄”的情况，并进而假设“侯”大概是突厥“官二十八等”之一［36］。前文已考证思摩在被太宗册封为可汗时，《旧唐书·回纥传》《册府元龟》两书也以“莫贺咄”代指，则其后或也省略了具体官号［37］。那么思摩在何时担任过这样一个具体执掌不明的官职呢？现存史籍中并无相关记载，思摩墓志虽大概总结了其生平事迹，但也未涉于此。不过，据思摩墓志仍可推知其在开皇十九年（599）被封为俱陆小可汗前，曾任波斯特勤，始毕可汗时被授予伽苾（亦作夹毕）特勤，颉利可汗即位改授为罗失特勤。

阿史那思摩在突厥历任官职详见下表：

注：据李思摩墓志制表。墓志录文详见《大唐故右武卫大将军赠兵部尚书谥曰顺李君（思摩）墓志铭并序》，《昭陵碑石》，第112页。

由上表可知，思摩担任莫贺咄一职的时间有两种可能：第一，当其在西突厥时，应不早于开皇二年且不晚于开皇十九年；第二，当其转附东突厥后，应在大业元年至七年间。思摩被授波斯特勤在17岁之前，突厥与波斯间的战争自室点密可汗在位的567年即已开始酝酿。开皇十年（590）思摩8岁时，西突厥与东罗马合击波斯的大规模战争结束，达头可汗又忙于争夺最高可汗的称号似无心西征，直至大业末年统叶护才将波斯征服，据此思摩年纪轻轻就被授予波斯特勤之称似不仅仅是因为战功。据罗新先生研究，拥有“特勤”之号是作为阿史那族人的基本权利，其不仅是一种官称，而且是社会结构下的一种身份，是对可汗家族血缘范围的界定和认可［38］。彭建英先生进一步指出，“‘特勤’一职更多强调的是具此号者的王族身份”，且“同为特勤但其具体执掌却不尽相同”［39］。因之，思摩被授予波斯特勤或正如墓志所说凭的是“以可汗之孙”之王族身份，其反映的是家族对其接纳和认可。这或许是其获封的第一个官称。若思摩年少时曾为莫贺咄，因对波斯战争而改授波斯特勤，那为何墓志中不将如此重要的事件大肆宣扬一番呢？故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性不大。

仁寿三年至大业元年，思摩转附东突厥，但直至始毕可汗在位后才又被授予伽苾特勤。史籍中找不到思摩在启民可汗治下活动的记载，墓志对此更是略而不述。作为曾经的劲敌，启民即便弃之不用亦不无道理。《通典》卷一九七《边防·突厥》更称始毕、处罗以其“貌似胡人，不类突厥”的借口，但使其为夹毕特勤，而终不使得典兵为设［40］。由此，则启民之后的历任可汗仍对其抱有提防态度。可见，思摩在启民时期的处境也是相当严峻的。即便启民因其资历和能力而授予一官半职，想必职位也不会太高。随着对思摩信任的增加、拉拢的需要和内外部政治形势的变化，始毕及之后诸可汗方逐渐提高其地位，而加以重用。到颉利可汗时，甚至“军谋密令”悉以咨之［41］。但终不许典兵为设，说明东突厥对其认可和接纳自始至终都是有一定限度的。相较于始毕之后，思摩名号的明确记载，笔者认为由“莫贺咄”修饰的这一不明官称极可能是启民时期所授予。

综上，则《旧唐书·回纥传》依据“莫贺咄”一称将思摩划入“北突厥”当是对其最终去向的准确记载，《册府元龟》改为“西突厥”或是着眼于其起初的出身而言。但思摩再次被唐朝册封为可汗前，毕竟拥有罗失特勤的身份，两书舍其近职（夹毕/罗失特勤）而用其旧职莫贺咄代指，其因不明［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