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活跃于隋末唐初的突厥王族阿史那思摩，其特殊的背景和经历——两次为汗，历仕于西突厥、东突厥、唐，是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互动关系下的一个缩影。思摩作为西突厥达头可汗之孙，在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后，被封为俱陆小可汗以统御漠北诸部。达头败亡后，又转而归附于启民可汗子孙，为东突厥效力。颉利可汗国破，随之而附的思摩再为唐朝所用。唐太宗于贞观十三年册其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其意当在借其原统漠北的经历，来笼络、安抚薛延陀治下的回纥、仆骨、同罗、思结、阿跌等漠北铁勒部众，同时威慑日益坐大的薛延陀。由于所处历史形势的多变性，其活动的复杂性，及史书记载的多角度，致使后人对唐太宗册北突厥莫贺咄为可汗一事产生认识上的困惑与分歧。而思摩墓志的出土与相关研究，则为进一步厘清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
注释
［1］《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6页。另，北突厥，即东突厥的另一种称呼。为叙述方便起见，笔者在文中通用。
［2］（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七三《外臣部·助国讨伐》，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32页。
［3］（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第90页。
［4］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第205页。
［5］岑仲勉：《突厥集史》，第708页。
［6］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5页。
［7］卢勋等著：《中国历代民族史：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19页。
［8］（日）佐口透：《〈旧唐书·回纥传〉笺注》，收于内田吟风编著、余大钧译：《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9］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77页。
［10］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中华书局，2009年，第109—113页、第204—205页。
［11］傅新毅：《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玄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页。
［12］王黎明：《犬图腾的源流与变迁》（第2版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7页。
［13］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中华书局，2009年，第109—113页、第204—205页。
［14］统叶护卒年见《旧唐书》卷一九九《铁勒传》：“贞观二年，统叶护可汗死，其国大乱。”第5344页；《新唐书》卷二一五《阿史那社尔传》：“明年（贞观二年）……会颉利灭，西突厥统叶护又死。”中华书局，1975年，第4114页；《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将此事系于年末，中华书局，1956年，第6173页。吴玉贵先生亦持此说，见氏著：《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81页。
［15］《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将此事系于年末，第6197—6198页。
［16］《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六月条，第6350页。
［17］《旧唐书》卷一九四《西突厥传》，第5182页；《通典》《新唐书》等记载同。
［18］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95页。另，关于统叶护卒年的说法不一，薛宗正先生考证是在贞观四年（630）。笔者认为即便莫贺咄在此年称汗却仍是自立，未受唐太宗册封，且薛宗正先生仅是针对卒年持有疑惑，并不否认其为自立（见薛宗正：《突厥史》，第289页）。
［19］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图十六《薛延陀汗国时期漠北铁勒诸部分地分布》，第320—333页。
［20］彭建英：《试论6—8世纪突厥与铁勒的族际互动与民族认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第42—51页。
［21］《旧唐书》卷一九四《西突厥传》，第5182页。
［22］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至一九七，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至十八年（644），第6261—6329页；《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691—695页；《大唐故右武卫大将军赠兵部尚书谥曰顺李君（思摩）墓志铭并序》，《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太平寰宇记》等书突厥传部分。
［23］（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北狄四·突厥》，中华书局，1988年，第5416页；《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同。
［24］《册府元龟》卷九九五《外臣部·交侵》，第11685—11686页。
［25］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377页。
［26］《大唐故右武卫大将军赠兵部尚书谥曰顺李君（思摩）墓志铭并序》，《昭陵碑石》，第112页。
［27］《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039页。
［28］详见尤李：《阿史那思摩家族考辨》，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四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34页。
［29］参见《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72页；《资治通鉴》卷一七八，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二月条、十月甲午条，第5668、5674页。
［30］《资治通鉴》卷一七八，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十二月乙未条，第5675页。
［31］《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第1335页；《资治通鉴》卷一七九，隋文帝仁寿三年（603），系此事于年末。
［32］关于阿史那思摩被擒时间，参见艾冲：《唐太宗朝突厥官员阿史那思摩生平初探——以〈李思摩墓志铭〉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年第2期，第59—63页。
［33］关于阿史那思摩第一次称汗的时间，参见岳绍辉：《唐〈李思摩墓志〉考析》，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51—59页。
［34］薛宗正：《突厥史》，第386—399页；陈凌：《草原狼纛——突厥汗国的历史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8页。
［35］（日）白鸟库吉著：《东胡民族考》（下编），方壮猷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42—47、52—56页。
［36］王小甫：《试析〈资治通鉴〉中关于突厥的记载》，收于氏著：《边塞内外：王小甫学术文存》，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21—38页。
［37］至于为何不直接书思摩其名，而是以其他称呼代指，此或是史家记载的习惯使然。王小甫先生曾举过类似的例子，《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三月条在记述启民可汗母弟苏尼失事迹时，就将其名与官号“沙钵罗设”“沙钵罗”混合使用。见氏著：《试析〈资治通鉴〉中关于突厥的记载》，第21—38页。另，为行文方便，笔者下文暂简称此具体执掌为“莫贺咄”。
［38］罗新：《北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24—38页。
［39］彭建英：《东突厥汗国属部的突厥化——以粟特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4—15页。
［40］《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第5415页；《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同。
［41］《大唐故右武卫大将军赠兵部尚书谥曰顺李君（思摩）墓志铭并序》，《昭陵碑石》，第112页。
［42］不过笔者注意到，这种情况在史籍记载中并不罕见。如赵郡王李孝恭在贞观初即已改授河间王（见《旧唐书》卷六十《河间王孝恭传》，第3349页），贞观十三年（639）即其卒前一年册封思摩时，《通典》《旧唐书》《新唐书》仍沿其旧称赵郡王之号。思摩在武德七年（624）入朝请和亲时，《资治通鉴》仍称其为夹毕特勤（《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八月壬申条，第6103—6105页）。
（冯景运，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